一、城市的建立
6世纪至11世纪是英国城市定型的关键时期。罗马人虽然离开了不列颠，但他们的定居点被盎格鲁–撒克逊人保留下来。维京人和诺曼人的到来不仅使这些定居点的规模不断扩大，也使其政治和经济结构开始向近代城市模式转变。总的来说，早期的城市通常以教堂为核心，共同的信仰维系着居民之间的联系。区域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城市商人阶级的形成，公会组织和公民概念也随之兴起。但这一时期的城市的政治结构还不是十分完善，王权对地方管理施加了诸多限制，城市作为区域贸易中心的地位也不是十分明显，这一状况直至12世纪后才有了明显改变。
1．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城市
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城市特性可以追溯到罗马不列颠时期。罗马人选择在交通便利的近水之地建立起定居点，逐渐形成了由城镇和郊区组成的首府市镇，如奇切斯特和埃克塞特。部分城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成为一定规模的殖民市，如科尔奇斯特、林肯和格洛斯特。(114)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城市和罗马不列颠的城邦在布局上有着一定的关联，罗马时期的城邦通常会把中心区域（urbs）和其他区域用城墙分隔开来，只有中心区域的居民才能享有完整的公民权利。(115)中世纪早期的城市以罗马城墙为城市干道布局的基础，建筑分散在城市的各个区域。(116)大多数罗马时期的城市侧重政治和军事功能，城市贵族的收入依靠郊区地租而不是生产和贸易。5世纪到8世纪时期的城市中心则主要发挥宗教方面的功能。主教城市（Episcopal City）和修道院城市（Monastic City）开始在欧洲大陆兴起，这一模式也逐渐传至不列颠，居民依靠在公共生活空间举办宗教仪式来获得身份认同。
相对于欧洲大陆，罗马帝国时期的城市化对英格兰造成的影响在7世纪后才更明显地体现出来。西罗马帝国在边境压力下，撤走了部署于伦敦、格洛斯特、坎特伯雷和温彻斯特等地的军队。这些地区的城市化进程进入了短暂的空白期（约450—600年）。7世纪开始，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政治秩序逐渐稳定，生产水平的发展促进了贸易，城市的范围也开始扩大，城市精英们在罗马时期城邦的基础上修建新的道路，建造新的建筑。坎特伯雷保留了罗马时期的基督大教堂（Christ Church Cathedral）和圣马丁大教堂（St. Martin's Church），居民则大多定居于教堂周边，受城墙保护。一些新兴的教堂在罗马城墙之外建起，比如圣奥古斯丁修道院（Abbey of St.Augustine）。(117)约克（York）的居民们翻修了罗马时期的城墙，在627年建立起新的教堂。(118)伦敦在7世纪成为主教辖区，于604年开始建造圣保罗大教堂（St.Paul's Cathedral）。
在7世纪之后的英格兰，城市周边出现了专门的商业和贸易区域。银币（silver coinage）也在这一时期被引入英国，促进了城市之间商贸的发展。伦敦拥有了专门的铸币厂、港口和交易大厅。汉姆威（Hamwih）——现在的南安普敦（Southampton）——作为温彻斯特的外港发展起来。(119)温彻斯特是国王、贵族、主教居住的地方，汉姆威则发挥港口和商贸中心的作用，欧洲大陆的商品通过这里流入广阔的英国市场。街道沿着河岸修建，给手工业、金属制造业、纺织业提供了生产和交易的场所。虽然在这个时期，类似的商贸场所拥有较强的经济和政治独立性，并没有发展为城市正式的一部分，但商业的发展促进了英格兰与北海区域之间的联系，这种互惠互利的关系持续到了维京人入侵英格兰的时代。(120)
2．维京时期的城市
维京入侵使得英格兰城市化不再局限于罗马时代的定居点，拥有更复杂功能的新城镇开始形成。麦西亚王国的赫里福德拥有比罗马时期更加整齐和复杂的街道，修建了新的城墙以扩张城市范围。除了发挥传统的宗教功能以外，部分人口较多的城市还逐渐发展为区域性的贸易中心，城市中心发展出专门行使行政和商业功能的区域。7世纪晚期到9世纪早期，汉姆威和约克分别作为温彻斯特和诺森伯利亚（Northumbria）的贸易枢纽，为农民提供出售谷物和手工产品的场所。英格兰东部的伊普斯维奇（Ipswich）发展了完备的陶器行业，与欧陆的佛兰德斯（Flanders）和莱茵兰（Rhineland）时常有贸易往来，提升了英格兰整体的经济实力。维京时代的伦敦变现出成为全国性商贸中心的潜力，尽管鲜有突出的制造工业，却汇集了来自英格兰各地和海外的各色商品。(121)
9世纪晚期到10世纪，阿尔弗雷德大帝（King Alfred the Great of Wessex）和他的继任者们在英格兰各地修建了一批新的“堡垒”城镇（burhs）。《要塞土地税》（The Burghal Hidage）记载了阿尔弗雷德大帝在威塞克斯（Wessex）境内修建的30余座城镇。相对规则的街道将城镇分割为若干长方形的区域，主要给农民提供庇护。尽管不能完全将这个时期的城镇与近现代城市的概念等同起来，但这些城镇吸纳了大量的人口，促进了区域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温彻斯特是阿尔弗雷德时期最大的城镇，工匠们在罗马城墙的旧址上修建了近三千米的新城墙。城市往西部和南部扩张，也发展出相当规模的郊区。(122)相比之下，英格兰北部的城镇更加具备城市化的特征。在约克，维京人重新规划了约克的街道，为城市向东南方向的发展提供充足的空间，并将约克的商业中心从费希尔门（Fishergate）迁至考博门（Coppergate）区域。(123)私人领域的概念也变得更为明显，篱笆将不同的住宅分隔开来，考博门的房屋内开始配置壁炉，后院则常用于木材加工或皮毛加工等家庭手工业。
10世纪开始，英格兰的城镇规模进一步扩大，部分城镇出现了独立的港口以开展商贸活动。一份962年的法令规定在较大规模的城镇，自治市镇法庭（Boroughs courts）拥有36名陪审员（standing witnesses），行使地方司法权力；而在一些规模较小的城镇，陪审团的规模下降到12名，体现了城市规模的分化。(124)伦敦在这一时期发展为英格兰最大的城市，伦敦港成为英格兰与低地国家、法国西部和德国贸易最重要的港口。税收也从侧面反映了伦敦繁荣的经济发展。根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The Anglo-Saxon Chronicle）记载，伦敦在1018年承担了近12%的国防税（Danegeld）。(125)诺里奇（Norwich）由温瑟姆河（Wensum）沿岸的五个小型定居点合并而成的大型城镇，以教堂区域（“Nordwic”）为中心向周边发散。诺里奇在930年拥有了铸币厂，制陶工业也相当发达，在10世纪成为了诺福克（Norfolk）和萨福克（Sufflok）两地的郡法院（county courts）所在地，管理着数量相当大的农村人口。到1086年，诺里奇占据着200公顷的土地，建立了24座教堂，拥有着近5 000的居民人口。(126)
3．诺曼早期的城市
诺曼早期的统治措施并没有促进英国的城市化进程。诺曼人在城市里建造起大型的军事要塞，限制自由民的租地权（burgage），迫使他们迁移到城市周边的地区。坎特伯雷向国王交税的自由民的数量从1066年的51人下降到了1086年的19人。(127)为了建造要塞，诺里奇的近百座住宅被拆毁，伊普斯维奇的三百余座住宅在1086年处于废弃的状态。(128)诺曼人更为严苛的税收无疑使城市的财政困境雪上加霜。尽管约克的人口在诺曼征服后的20年间减少了约一半，征服者威廉还是将约克的税收从53镑提升至100镑。(129)
诺曼征服后，一些法国的商人和贵族选择在英格兰城市定居。通常他们拥有较高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诺里奇西部出现了由124位法国居民和一些英格兰人组成的新城镇，并且比老城区的居民们更为富裕。温彻斯特也迎来了一大批法国移民，较好地融入了当地社会，发展了与欧洲大陆的商贸往来。1086年的英国，拥有英语名字的居民占据了85%，这一数字在1110年下降至35%，体现了移民对社会结构的改变。(130)
这一时期国内政治和经济状况逐步稳定，近现代城市迎来了转型的关键时期。早期英格兰市镇精英大多为土地所有者，但在诺曼时期，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开始寻求更高的社会地位。公会（guild），如商人公会（merchant guilds）或手工业公会（craft guilds）组织，开始在英格兰发展起来。诺丁汉成为东部的商业中心，商人们拥有非常高的社会地位。多佛在1086年即拥有市民会馆（guildhall of the burgesses），温彻斯特发展出至少四个拥有专门集会场所的公会组织。坎特伯雷的商人公会（merchant guild）受到市镇治安长官（portreeve）的直接管理，在1100年拥有相当数额的公会不动产。(131)英国的公会商人们拥有一定的商业垄断权，并与国内的政治力量有着密切的联系。亨利一世（Henry Ⅰ）在1107年授予了伯福德（Burford）的商人们皇家特许状（charter）进行商贸活动。(132)
公民身份的概念也随着公会的发展而强化。格洛斯特在1190年从温彻斯特独立出来，成为公民的先决条件为取得公会成员身份。南安普敦的商人公会也在亨利一世时期发展出一定的规模，要求成员参与一年两次的集会，协助制定市政政策。尽管南安普敦城市的公民权并没有限制在公会成员内部，但当非公会成员对组织内部人员造成伤害时，其公民权很可能会被剥夺。此外，商人公会控制着纺织品零售业，拥有囤积谷物的特权，把外地的蜂蜜、鲱鱼、兽皮带入当地市场进行统一售卖。这一时期的公会甚至拥有专门的官员组织和财政部门，为后来城镇的政治建设提供了框架和经验。(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