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英国思想文化转型的基本特点
古典文明在不同历史时期重现，其形态和内涵也在不断演进和变化。罗马征服前后，古典文明零散地伴随着战争与宗教文明传播到西欧；公元之后，尤其是坎特伯雷等大教堂建立之后，古典文明跟随宗教文明被全方位地传播与介绍到英国；直到13世纪之后诸多大学的建立，古典文明复兴进入鼎盛时期。这个过程为人文主义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条件，特别是古典文明中神性、理性和人文情怀等要素始终具有重要的分量并发挥重要的作用，使人文主义的思想内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方式。
（一）中世纪英国思想文化构成的要素逐步走向多元化
在中世纪英国思想文化经历了诸多地域与时代等因素的背景下，多元性已经成为这一时期人文主义的显著特点。这一多元性集中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思想资源的多元性。西欧人文主义因素的资源较为丰富，它不仅吸收了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还受到基督教因素的重大影响，并吸纳了阿拉伯哲学元素和诸多优秀的伊斯兰文明。二是呈现时代的多元性。中世纪早期英国思想文化中信仰上帝的因素较多；11世纪之后，在安瑟尔谟等思想家的影响下，理性因素迅速增长。总体上看，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会有自己的时代因素渗入人文主义思想中。三是发展方式多元性。由于历史时代的发展，人类的思维方式、交流方式、阅读方式和书写方式都在不断发生变化，因此，人文主义思想的发展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各个地区与族群的人文主义思想文化中心及其内涵呈现不同的特点。从总体上看，这些层次上的多元性从诸多侧面反映出中世纪英国思想文化转型接受了许多不同质的文明因素，也经历了比较漫长的历史过程，它们为近代西欧社会文化的繁荣与民族国家的形成提供了内在的推动力。
斯旺森在《12世纪文艺复兴》中将11—13世纪西欧社会的变化与“文艺复兴”相联系，认为文艺复兴必须以神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发展带来的变化为中心，但地理上有一些核心地区包括法国北部、英国和德国部分地区。内容上，则以神学为中心，其他如教育、哲学和翻译运动也有重要作用。在斯旺森看来，这一时期的人文主义特征是，“巴黎是公认的中心，核心问题是有一定具体目标的教育，以及神学这样一个界定明确的学术领域研究。它用拉丁语，由一些傲慢的精英参加，几乎完全是男性。这一运动的影响也许很有限，然而它与其他方面的运动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那些在主教座堂学校经历了七艺课程的学习然后离开的人，将他们的知识用于其他目的，包括用在新的官僚政治中，这就与法律、政治运动联系了起来”。(96)
在文艺复兴时代，基督教自身人文主义依靠整个欧洲的精英力量进行传播，其内容不仅包括古代文本的研究与古典思想的研习，更关注人性中古典品质与道德教化的重塑。(97)尽管法国一直是自由七艺的中心，但对拉丁文经典的研究在西欧其他国家也存在，并有相当出色的成就。意大利对拉丁文经典以及拉丁文作者的研究在8世纪逐渐式微，9世纪开始在对古典作家研究的基础上出现了古代文学课程，这是古典文化的第一次复兴。特别是在加洛林王朝时期，许多教师和古典学者虽然来自北欧，但都集中在意大利，这为人文主义的萌芽奠定了基础。遗憾的是，10世纪的意大利再次出现了拉丁古典文化研究的弱化，这一时期也称为“黑暗时代”，直至11世纪对古典文化与著作的研究重新出现。人们认为，在意大利，对拉丁古典著作与作家的研究在12世纪达到顶峰。直接证据就是现存可辨析的在12世纪被用作教材的手稿，均为经典的拉丁文作品。(98)
值得一提的是在整个13世纪里，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是经院哲学的中心，因为只有这两所学校有权颁发神学学位。同一时期，西欧的其他大学也陆续创建，它们或轻或重都受到了学术复兴的影响，但各有侧重。萨勒诺大学拥有出色的医学教学，博洛尼亚大学虽然不是最早的法律学校，却特别重视法律教育。还有一些更是受到古典学的熏陶，或辩证法和神学的影响，如巴黎大学、牛津大学等。这些大学不仅教授人文课程，还逐步开设了自然科学课程，为人文主义乃至之后的科技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并培养了优秀人才。
（二）中世纪英国思想文化范畴内在意义的转换
随着中世纪哲学观念从教父哲学向经院哲学转移，经院哲学思想家有力地推进了古典文明的全面复兴，以教父哲学和柏拉图主义观念为依据理解历史状况的文化范畴发生了改变。自然的内涵、自然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及其意义获得了新的阐释，到了爱留根纳时代则发生了根本变化。
爱留根纳《自然的区分》已经呈现出经院哲学的诸多特点：初步确立“理性”在宗教哲学中的中心地位，基于自然超越历史与宗教的解释，从根本上改变了教父哲学以来自然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使自然获得了无限广阔的生存空间。
爱留根纳“自然”与上帝关系的案例可以视作中世纪英国思想文化内在意义转换的案例之一，而古典文明传播进程中内在意义的变化的主要原因也被广为讨论。英国学者威廉·魏安思曾以亚里士多德著作的译介为案例，认为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亚里士多德个人的心理与精神因素的变化、外在的标杆与社会尺度的变化以及亚里士多德著作文本内在的诸多主观意图。(99)事实上，如同“自然”的意义一样，由于时间、地域和人物均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诸多建筑文化与历史景观等也在随之发生变化，这种人文主义思想范畴的内在意义也在不断发生转换，这是中世纪人文主义思想转型的基本特征。
西方看待人和宇宙之间的关系有三种不同模式：“第一种模式是超越自然的，即超越宇宙的模式，焦点在于上帝，把人看成是神的创造的一部分。第二种模式是自然的，即科学的模式，焦点在于自然，把人看成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像其他有机体一样。第三种模式是人文主义的模式，焦点在于人，以人的经验作为人对自己、对上帝、对自然了解的出发点。这三种模式的第一种在中世纪占据支配地位，当时的西方思想同神学具有一种特殊关系。人文主义模式同文学和艺术、史学和社会思想有着同样密切的关系。虽然这种模式可从古代世界吸收哲学传统，但它的现代形态只有在文艺复兴时期才能形成。而科学的模式还要晚些，到了17世纪才形成。”(100)从总体上看，从自然到社会、从神性到理性、从抽象到具体，则显示出中世纪人文主义思想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历史逻辑。
同样，从中世纪英国思想文化转型的历史逻辑可以看出古典文明复兴的文化内涵与历史形式。从11世纪到13世纪，中世纪人文主义思想经历了由教父哲学向经院哲学、唯实论向唯名论、新柏拉图主义向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复合式流变，从王室学坊向社会群体到自由哲学思想家群体形成的群落式位移，以及自然、社会与个人价值在宗教哲学语境中递进生成的历史逻辑。显然，中世纪人文主义思想的转型在诸多文化差异性的语境中发生并完成，它不只给西欧带来了辉煌的人文主义复兴的时代，更在古典学语境中以理性哲学、伦理道德和民主政治为表现形式迎来了整个西方近代社会的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同时也催生了西方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在这一背景下，实现了从所谓传统的中世纪走向古典文明全面复兴的历史时代。更重要的是，中世纪之前英国的爱留根纳，中世纪时期英国的大学、《大宪章》、约翰·司各脱的个人主义原则、威廉·奥卡姆的主观意志论，这些历史现象已经为近代早期英国文明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1) ［英］肯尼斯·O.摩根：《牛津英国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279页。
(2) Robert Bartlett，England under the Norman and Angevin Kings 1075—1225，Oxford: Clarendon Press，2000，p.395.
(3) Robert Bartlett，England under the Norman and Angevin Kings 1075—1225，Oxford: Clarendon Press，2000，p.395.
(4) 《圣经·马太福音》25：35—36。
(5) 《圣经·出埃及记》20：3—8。
(6) 《圣经·出埃及记》20：12—17。
(7) 《圣经·马可福音》14：22—25。
(8) ［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信仰时代》，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579页。
(9) ［美］G.F.穆尔：《基督教简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61页。
(10) ［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信仰时代》，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578页。
(11) ［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信仰时代》，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613页。
(12) ［美］G.F.穆尔：《基督教简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16页。
(13) ［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信仰时代》，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616页。
(14) ［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信仰时代》，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6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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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H.W.C.Davis，Mediaeval England，Oxford: Clarendon Press，1924，p.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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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Stanford E.Lehmberg，The Peoples of the British Isles: A New History from Prehistoric Times to 1688，Vol.I，California: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p.73.
(19) 安瑟伦，出身意大利贵族家庭，经院哲学家，神学家。他认为知识是信仰的奴仆，信仰高于理性。“先信仰后理解”是其最重要的主张。在神学方面，他提出赎罪论，认为人的原罪是对上帝的亏欠，必须偿还。《上帝为何降世为人》是他的代表作。
(20) Robert Bartlett，England under the Norman and Angevin Kings 1075—1225，Oxford: Clarendon Press，2000，p.402.
(21) Stanford E.Lehmberg，The Peoples of the British Isles: A New History from Prehistoric Times to 1688，Vol.I，California: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p.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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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Robert Bartlett，England under the Norman and Angevin Kings 1075—1225，Oxford: Clarendon Press，2000，p.404.
(24) Stanford E.Lehmberg，The Peoples of the British Isles: A New History from Prehistoric Times to 1688，Vol.I，California: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p.75.
(25) Stanford E.Lehmberg，The Peoples of the British Isles: A New History from Prehistoric Times to 1688，Vol.I，California: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p.87.
(26) Robert Bartlett，England under the Norman and Angevin Kings 1075—1225，Oxford: Clarendon Press，2000，p.405.
(27) Stanford E.Lehmberg，The Peoples of the British Isles: A New History from Prehistoric Times to 1688，Vol.I，California: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p.88.
(28) 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87页。
(29) ［英］肯尼斯·O.摩根：《牛津英国通史》，王觉非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227页。
(30) ［英］肯尼斯·O.摩根：《牛津英国通史》，王觉非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2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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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薛诣澜：《亨利八世宗教改革与英国议会》，天津：天津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7—38页。
(38) 1393年英王理查德二世统治期间英国议会制定，禁止个人服从教皇的权威或任何外国统治者的权威，旨在限制教皇权力而制定。
(39) Gilbert Burnet，The 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London: W.Baynes and Son，1825，p.106.
(40) “Henry VIII's Act of Supremacy（1534）—original text” English History. David Ross and Britain Express，http://www.britainexpress.com/History/tudor/supremacy-henry-text.htm.
(41) 1548年，坎特伯雷大主教克兰默吸收了路德的部分思想，编写了《祈祷书》以取代罗马教会的弥撒书。
(42) ［英］肯尼恩·O.摩根：《牛津英国通史》，王觉非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2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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