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英国思想文化中社会主体的升迁
中世纪人文主义思想的形成集中体现于教俗两界的研究机构、民间的学术群体和著名的思想家和翻译家，他们是创建中世纪人文主义思想的社会主体及力量之源泉。
（一）中世纪英国思想文化研究机构的效用
公元9世纪加洛林文化复兴后查理大帝建立的修道院和主教座堂学校得以保留，12世纪大学刚刚兴起。11—13世纪西欧的知识中心主要包括修道院、主教座堂、宫廷、城市和大学，这几类知识中心不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其代表了不同的阶层。由于大学所在的城市中经济、政治地位高于文化，因此，最主要的文化中心是修道院。几乎每个修道院都拥有收藏宗教书籍的图书馆，许多修道院利用这些资料成为地方史学编撰中心，但大部分修道院的发展起起落落，不存在绝对的学术中心。(83)
公元11世纪末最著名的知识中心是位于阿尔卑斯山以北的贝克修道院，哈斯金斯形容“贝克的几乎每一个修士都好像一个哲学家，那里最没有学问的人也有资格向那些浅薄的语法学者传授知识”。(84)在英国，没有一个修道院拥有贝克那样高的地位，哪怕是威斯敏斯特，也未在12世纪的知识生活中发挥太多作用。同一时期，德国的修道生活走向衰落，而在西班牙，修道生活的自然发展被摩尔人的入侵和宗教战争所打断。主导了11世纪教会改革的克吕尼修道院之后也逐渐沉寂，但其丰富的藏书量仍不可忽视。另外，在研究法国叙事诗的起源中，修道院与世俗世界的联系也越发值得关注。
大教堂在修道院衰落后获得了重要地位，其中最活跃的是法国北部地区，包括作为古典文化复兴场所的沙特尔、作为经院学术中心的兰斯和拉昂，以及作为第一个北方大学的故乡的巴黎。这些地方吸引了大批来自德国、英国，甚至是阿尔卑斯山以南的修士。在英国，坎特伯雷即是经典的大教堂案例，它在当时被视为文化中心，地位如同今天的牛津和剑桥。在西班牙，托莱多大教堂在1085年的基督徒收复失地运动之后成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学术交流的地点。12世纪上半叶，大主教莱蒙德曾在托莱多组织翻译活动，主要涉及大量哲学著作。与此同时，哈斯金斯指出：“在探讨地中海地区各大学，以及主教座堂学校和修道院学校的起源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考虑到世俗教育传统的遗存，特别是在法律和医学的职业教育方面。至少在开始的时候，这些学校所关心的主要不是扩展了传统的文艺学科课程的逻辑学和数学，而是这些职业性学科的教育……它们也是学术复兴的成果的一部分。”(85)这个特点充分反映在意大利地区。在法国兴起的哲学在人文主义发展早期虽然深刻影响着意大利的大学，但正如查尔斯·G.纽恩特所言，这并没有主导意大利文明的发展。(86)在14世纪初期，法国与意大利文化相互渗透，因此，也有学者表明很难对13世纪晚期意大利人文主义的萌芽进行明晰考察。不过，罗伯特·怀斯首次将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起源与法律文化传统相联系，认为意大利的人文主义始于13世纪后半期，其中律师对人文主义在意大利的兴起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87)不过，人文主义发展的关键标志是拉丁文诗歌的形式，其他学者如罗纳德·G.维特，支持意大利人文主义萌芽于12世纪晚期的观点，认为意大利经历了近百年的时间才诞生了一批像罗瓦托（Lovato Lovati）那样以古典拉丁语作诗的学者。(88)意大利南部的萨勒诺（Salerno）大学是11世纪初医学教育与研究中心，而博洛尼亚（Bologna）大学是“罗马法复兴的直接结果”，这些都表现了世俗教育的幸存。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世俗文化这一古老传统在阿尔卑斯山之外消失后很久仍在意大利持续存在。(https://www.daowen.com)
同样作为知识中心的封建主府邸或者国王的宫廷则具有浓重的官僚色彩，但它们保护了各个宫廷之间的交往，这在文化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尤其是西欧基督教君主与伊斯兰教君主治下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保持了密切的学术交流，进一步加深了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联系。随着城镇在贸易和政治上的发展，商人的行为“展现了一种精明而又理性的活动，在那里，财富不是以社会地位来衡量，而只是依赖于智慧和能力”。(89)至于作为独立知识中心的大学，在这一时期并没有发挥太多作用，但萨莱诺、博洛尼亚、巴黎、蒙彼利埃和牛津的历史都可以追溯至12世纪，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西欧知识生活的某种共性。
（二）中世纪西欧思想文化及其对英国的影响
加洛林文化复兴后，10世纪德国承袭加洛林传统、开启了“奥托文艺复兴”。奥托大帝追随查理大帝复兴帝国的脚步，招徕意大利语法学者和神学家，以推动自己及其兄弟科隆大主教布鲁诺大力支持的知识复兴运动。11世纪的法国学术直接根植于加洛林传统，不仅在自由七艺方面占有优势，而且在哲学、神学和拉丁诗歌、方言韵文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其中兰斯在“七艺”教育上的成就最为显著。公元980年之前，热尔贝在兰斯的大教堂教书，教学覆盖自由七艺，其中逻辑和修辞的内容不少于数学和天文。热尔贝的学生阿博（Abbo）于998年成为卢瓦尔河畔的弗勒里（Fleury-sur-Loire）的修道院院长，在逻辑学和天文学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热尔贝的另一学生菲尔贝（Fullbert）是负责主教管区秘书室的教士，1007—1029年间担任沙特尔主教。自此时起，沙特尔开始成为第一流的主教座堂。菲尔贝所受的多方面教育表现在他的诗歌和古典格律和晚近韵脚上。可以说，拉丁诗歌在11世纪的发展以沙特尔的菲尔贝开始，而以勒芒的伊尔德贝（Hildebert of Le Mans）结束。(90)
自公元12世纪开始，知识分子已经不满足于世俗知识的学习与教化，正逐步摆脱早期奥古斯丁主义中教会的绝对权威，开始思考人类自身的智性与理性。这种思索集中体现在西欧第二次文化复兴上，由吉尔伯特（Gilbert）即后来的教皇西尔维斯特二世领导。他的人文主义精神在12世纪的沙特尔修道院进一步得到发扬光大。欧坦的贺诺留斯是这样表述沙特尔人的命题的：“除了理性证明的真理，不存在别的权威；权威教导我们信仰的东西，例行以它的证据替我们证实。逻辑推理的理性，证明圣经有目共睹的权威所宣布的东西：即使是全体天使都留在天堂，人连同他的所有后裔也会被造出来，因为世界是为人类而创造的。”(91)
沙特尔学派的治学方法由求新、观察和研究构成，并从希腊、阿拉伯科学中汲取了养料，渴求知识蔚然成风。沙特尔学派从安瑟尔谟的思想出发，提出了新的设想，即人在创世主的计划中早已预先规定，甚至世界也都是为了人而创造出来的。因此，人理所当然的是上帝创造的中心，并且是天赋理性的生物。这个天赋理性的“人”，不仅能够研究和理解创世主本人的理智，也被沙特尔人看成是“自然”，并融入世界秩序中。因此，沙特尔学派理性主义的基础，是相信自然的无限权力。沙特尔人用上述思想来解释创世的过程，此后，创世被按照自然规律来解释。虽然12世纪肯定还存在普遍的圣像论，但知识分子们已在使天平向着理性科学一侧倾斜，这种对自然的非神圣化，对圣像论的批判构成了科学的必要前提，并进一步得到发展。因此，沙特尔精神的确拥有人文主义内涵，其特征不仅包括依据古典文化构筑自己的学说，更重要的是把“人”放在科学、哲学以及几乎也是神学的中心位置上。
正是在西欧12世纪文艺复兴的影响下，英国文明的近代形态不断出现新的生机：经院哲学的诞生、大学的建立、《大宪章》的问世、主体意识的形成、个人主义观念的兴起，这一切正是在本土文明与外来影响的融合中创造出新的历史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经院哲学给人们以理性的生存空间，大学启动了科学崛兴的时代，宪章强调个人的权利，主体与个人则赋予平民的生存及其价值以意义，这些正是英国早期具有近代特色的文明形态的萌芽和发端，它和欧洲大陆的所谓文艺复兴时代的到来基本同步。可以说，正是在欧洲大陆近代思想形成的过程中，英国有了中世纪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哲学观念、教育机制、宪章文本，它是英国文明经历了多种元素的融合碰撞与提炼形成的走向近代社会的文化精粹与思想引擎。从这个时候起，英国进入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民族精神和灵魂转型的历史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