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大众政治的发展
英帝国对外扩张的战争向民众暴露出英国财政系统的腐败问题因而推动了大众政治运动的发展。长期的对外战争使英国的普通民众愈发认为，贵族、官僚及主教阶层实际上是借着战争大发国难财。北美独立战争期间，民众对腐败的不满就已经形成较大的规模。战争期间高额的花费以及最终失败的结果使人们普遍开始批评英国实际上是一个为腐败和特权谋利的工具并因此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改革运动。很多乡绅将战争的失败归结于官僚阶层对财政税收的侵吞。这些乡绅在英国农村和伦敦甚至还组织了一场“协会运动”（Association Movement），要求纠正国家政治的弊端。(111)除了地主阶层以外，一些中下层人民也组成协会。成员们自定章程、批准入会、任命自己的官员（例如主席、秘书、司库等）、自行筹集经费，聚会时颇具开放和民主的氛围，且能相互帮助。(112)有些团体旨在增进会员的教育水平以及阅读和辩论才能。也有一些组织学校、夜校、技工学校和读书会；还有各种旨在提高识字率、推行节俭和戒酒的促进会，它们在城市贫民中很有影响。还有一些协会的目的在于保护雇主和劳工双方的经济利益。大量雇主协会尤其是纺织业、金属和制陶业的协会往往形成高度有效的组织，以此来游说政府或者向议会请愿，以保障他们的经济利益。(113)土地精英或许能主导政府和议会，但是没有哪种制度能够无视社会上商业、金融和工业部门的利益。这种自我保护的行动并不仅限于中产阶层，在乡村社会中几个家庭作为一个社会经济单位，共同拥有财产并协作劳动，他们以自己的生产所得与熟练工人的产品进行交易。最广泛也最流行的工人阶级协会是互助会，这是由工人自己建立的，他们每周都筹措基金用以帮助会员抵御疾病、失业、衰老和早亡的困扰。早在1815年这些互助会组织就吸收了近100万成员，其中还有女性会员。此后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工人家庭也建立起某种保险体系，用以抵御疾病、失业和主要工资收入者死亡所带来的威胁。英国工人也学会了加入工会以向雇主施压，从而保障自己经济利益的做法。由特定行业的熟练工人组成的工会在18世纪晚期广泛发展起来。虽然从1800年到1825年工会是不合法的，但是这并不能阻止熟练工人组织地方性的工会。1815年英国可能已拥有50万工会成员。1825年工会行动合法化之后，会员人数更是戏剧性地增长。(114)罢工运动贯穿于这一时期，30年代已经出现了组建全国性工会的努力，其中的激进者甚至开始酝酿总罢工。(115)
之所以说这些志愿组织是政治性的，是因为其成员都希望通过联合互助以寻求高度的认同感，(116)从而改善自己的生活、增进自身的经济利益。当大多数英国人都被排斥于政府和议会之外时，他们却在社会中团结起来，在这个社会中，国家逐渐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从而使广大民众得以自行其是。凭借其首创精神，英国人可以自由地采取行动，以维护和扩展自身的社会经济利益。但是，有时为了达到自身的社会经济目标，这些志愿组织又不得不诉诸政治行动。为了对国家和地方政府施压，城市中产阶级组成了许多针对议会的压力集团，他们所运用的政治手法极为精巧灵活。为了配合他们的行动，许多地方性甚至全国性的委员会纷纷建立起来。他们的行动包括印制标语、举行主题聚餐和公共集会、组织演讲、巡回演说、请愿、由律师代理诉讼、游说贵族和议员、由亲历者赴议会委员会现身说法等方式。一些压力集团的运作技巧显得非常精湛并且声势浩大，获得了包括中层和下层在内的广泛支持。这几十年中规模最大的志愿者运动无疑是志愿兵团。政府和议会批准其成立，旨在保卫英国不受法国入侵的威胁，同时它还担负维持国内秩序稳定的任务，确保法国革命不会引发英国社会的动乱。1794年政府号召民众参加志愿民防团，并说明这支队伍不受军方掌管，其结果却是出乎意料的。到1797年时已有约51 000人应募入伍。1798年底这个数字增长了一倍多，而1804年时居然达到了38万人。在志愿兵团之外的许多组织者、捐款人和支持者包括妇女委员会都纷纷为那些贫穷的志愿兵提供军服、装备和其他物资。虽然志愿兵的目标是防止法国入侵，但他们并不是政府战争政策的必然支持者，也不会成为粉碎激进政治运动的警察武装。虽然有事实表明，某些乡绅组建了自耕农骑兵团，并且招募大量佃户、仆人和帮工以应付政治变乱，因为他们害怕法国革命的原则在英国传播。但是绝大多数志愿者都服役于城镇中的步兵团，步兵团由中产阶层领导，这个中产阶层上至富裕的批发商，下至谦逊的小店主和零售商，其兵源都是中产者的雇员。国家和各地方的统治精英都没能控制兵团职务的任命，而部队将官都发现自己的权威受到选举出来的委员会的限制，委员会通常包括各阶级的志愿兵。这些委员会有权决定任人唯亲还是任人唯贤，有权决定军装的穿戴标准和经费的分配使用，也能决定对违令者施以怎样的处罚。所有志愿兵都可以随时退伍。当时就有人曾对中下层阶级的激进分子招募训练这种武装力量的目的表示过担忧，而当志愿兵团拒绝平息因食物引起的骚乱时，这种担忧变得尤为强烈。政府也意识到这种隐患，但是面对法国入侵的威胁，政府不得不容忍其存在。但从1808年起，政府开始组建地方民兵部队，其成员从已达服兵役年龄的男子中抽签选拔。与志愿兵团不同的是，这支武装由中央政府和军事部门直接掌控。此后志愿兵团人数逐渐减少，至1814年战争结束时步兵团已经完全解散。(117)一些自耕农组成的骑兵团持续存在，因为他们往往处于贵族阶层的控制下，其政治态度显得更加忠诚。他们时常被用于弹压民众的示威游行，1819年8月在曼彻斯特圣彼得广场的骚乱中，他们造成了15人死亡和数百人受伤。(118)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越来越多的俱乐部和协会都是为了直接的政治目标而成立的，这个目标就是争取议会改革。(119)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宪政知识会和权利法案支持者协会，中经80年代类似的约克郡协会、90年代的伦敦通讯会社，到19世纪初的汉普顿俱乐部、20年代至30年代早期的政治联盟，再到30年代和40年代大量宪章派团体的出现，成千上万的激进分子汇聚到争取议会改革的潮流中来。虽然这些运动常由特定的俱乐部或协会领导，但是它们仍致力于争取全国各种类似组织的支持和帮助，其方式就是组织全国性的请愿和集会。18世纪60年代晚期和80年代早期的请愿活动争取到了60 000人签名，1817年议会收到了700份要求议会改革的请愿书，它们争取到了来自全国的几十万人署名；1839年著名的宪章派请愿有超过100万人签名以示支持，1842年这一数字突破300万。虽然1848年的请愿书签名者肯定没有宪章派所宣称的那样有570万之多，但至少也超过200万人。1839年、1842年和1849年的宪章派都曾希望建立有各种政治俱乐部和协会参加的全国性代表大会，其实这种设想早在18世纪八九十年代和19世纪早期就曾有人努力争取过。1840年在曼彻斯特成立的全国宪章协会，至1842年时已成功地将各地约400个俱乐部近50 000名会员联合起来。民众的政治运动并非都要求政治改革，有时候他们也会抗拒进步性的变动，比如1778年至1780年间和1829年很多英国人都反对天主教解放法案，18世纪30年代早期他们也都曾抵制当时的激进政治运动。(120)
大众政治运动都竭力使自身的行为和主张显得易于接受、激动人心且极富鼓动性。他们的活动方式包括辩论、报告、演讲、音乐会，举办宴饮、茶话会、篝火和烟火晚会，队列游行和散发传单，搜集请愿书签名，举行酒会和戏剧、舞会、运动会，开办主日学校和夜校等等。有时他们会组织大型露天公共集会，例如1819年在曼彻斯特、1831年在伯明翰、1848年在肯宁顿。他们也会发动成千上万的支持者上街游行。大众的激进集会和抗议活动构成了他们空闲时的主要活动，并且他们也将这种政治教育传播给了更多的民众。这些活动使大家并肩作战相互支持，有时也会吸收女性成员加入。这也促进了共同使命感的形成，并且在宪章运动时期，一种阶级意识在千百万的产业工人中逐渐发展起来。
19世纪早期多数激进派和大众政治活动家都通过宪政方式与和平策略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即便他们的行动实质上是受自然权利学说的启发，他们仍会从历史上的传统权利中为自己寻找依据。他们常提及“诺曼奴役”和“光荣革命”，他们热烈歌颂过去的英雄先贤如阿尔杰·西德尼、约翰·汉普顿和约翰·洛克，当然对托马斯·潘恩、亨利·亨特和费格斯·奥康诺也不惜赞美之词。各种激进主义的标志和象征，戴自由帽、种自由树、悬挂三色旗和高唱革命歌曲《这事业定会成功》等，有时会引起社会的不安。固然他们避免暴力革命，但是他们主张自己拥有在本地举行集会和游行的权利，而一旦他们无法通过宪政方式来维护自身的权利时，他们就凭借自身在人数上的优势向压迫者伸张正义。18、19世纪之交，有上千起街头抗议和骚乱后来演化成暴动，英国各地的城镇和乡村都存在这类现象。(121)19世纪早期最为常见和广泛的民众抗议都是由食物短缺以及随之而来的物价上涨而引发的。最为严重且流弊极广的产业骚乱发生于1811—1813年，当时东米德兰、约克郡西区和兰开夏南部的卢德派纺织工人捣毁了大量机械和其他设备，他们此举意在保持自身的熟练技艺并且要求雇主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政府出动数千军队并且逮捕了数百名肇事者之后，当地秩序才得以恢复。然而这也未能避免后来又发生类似的暴乱事件。农村地区的暴乱在1830—1831年间达到高潮。当时大量农业工人和手工艺者掀起了数百次暴力抗议，这次风潮席卷了从东部的肯特和诺福克到西部的维尔特郡的整个英格兰南部地区。这些抗争都是由于广泛的贫穷、食物短缺、工资下降、租金提高和教会什一税而引发的，同时打谷机的引入使得冬季农村的失业愈发严重。在这次抗争风潮中，将近两千人被捕，还有一千多名参加者也被处以严厉惩罚。(122)
某些年份，如1811—1813年、1816—1819年、19世纪30年代早期和1839—1842年发生了多次民众暴乱，它们的范围和势头使得统治精英开始担心会出现大规模动乱和暴力革命，当然现代历史学家都明白当时并不存在这种威胁。(123)很少有证据表明当时的抗争运动其目的在于剧烈的政治变革。另一方面，也不能将这些暴乱仅看作是对经济衰败的下意识反应。大量的现代研究表明，在这几十年的大众骚乱中，抗争者诉诸恐吓与暴力手段乃是他们迫不得已铤而走险的最后途径，他们希望借此能够向那些压迫他们的统治者、雇主、贪婪的商人施压，在他们看来正是这些恶棍人为地提高粮价、压低工资、无视工作条件，并且破坏了他们的传统特权和风俗。他们自可追随当地的领袖，往往也能将自己的目标与合理合法方式结合起来。即便他们没有选举议员的权利，他们也有着强烈的正义感，也清醒地意识到作为“生而自由的英国人”所享有的权利。(124)另一方面，政府也只是在与法国交战时期才能召集大规模正规军、民兵和志愿兵，而且1829年以前并不存在常规的职业警察（19世纪中期以前只有少数大城市拥有警力），因此统治精英不得不做出妥协让步，例如修改国家法律或者停止实施已颁布的法令。雇主也不得不常常屈服于那些好战工人们的要求。很多证据都表明，英国的统治精英和广大雇主清醒地意识到，他们在控制国家政治文化和社会下层的福祉方面权力相当有限。这几十年中激进主义的思想和政治运动并没能使政治体制愈发民主，但是中下层社会的不懈努力却使英国成为了欧洲最开放的社会，从而使大多数人都有机会通过种种方式去争取到渴望获得的权利、决心和勇气。广大尚未获取选举权的社会中下层阶级，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几十年中无疑都得到了历练，从而具备了行使选举权所应有的素质。
大众政治的发展推动了政府的旨在提高行政效率的改革。大城市的激进主义者将北美战争的失败视为当局镇压自由主义者和普通平民大众的一种恶果。各团体都认为战争期间让人难以接受的财政及税收负担与腐败的政治体系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都要求以某种形式的改革作为遏制腐败的有效措施。在下议院，反对派指责政府夸大商业利润向商人发放商业贷款。战争之后某些议员在获得政治贿赂之后为了偿还债务，又大大增加原本就不堪重负的纳税人的负担。18世纪80年代，威斯敏斯特的政治家们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如何在减轻成为众矢之的的财政腐败的同时依然维持传统政治精英阶层的权威。当时几乎所有处于政治中心位置、竞争权力之人都寻求提高行政效率和财政效率的方法，因为对美战争已经使这些问题亟须解决。政府的改革必须要以一种严格出于公利的原因进行，改革的推行者要向世人展示他们不会以权谋私。威廉·皮特上台后对英国的财政系统进行了整顿和重建。皮特信奉亚当·斯密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对关税制度进行了系统的调整，使一些重复征税的现象得到遏制并大大减少了走私现象。除此之外，皮特引进了一些颇有能力的官员，改革了政府的收支制度。他创立了账目检察署，取缔了财政部门的很多闲职。当代英国之所以有“预算”一说完全归功于皮特的改革。为了使财政有所盈余，皮特力争通过一项法案：每年政府将从预算中提出一百万英镑来购买股票，所获盈余用来偿还国债。1786年，海关和国内的税务部门合并，政府还以新的形式改组了贸易部。但实际上，皮特改革的主要目的依然是维护土地精英阶层在政权中的核心地位，因而并没有支持扩大选举权等激进要求。
18世纪末欧洲尤其是与法国发生的战争加剧了英国改革的外部压力。以进一步的财政压迫、强制征兵的痛楚以及政权派系斗争为表面的契机，更广泛的纳税阶层走出了漠视政治的传统，开始质询政府的合法性。财政和人力的需求也逼迫政府自身进行有限的经济和政治改革。为了支持对法国的战争，英国中央政府筹措了大约5亿英镑的税款和贷款。(125)拿破仑大陆封锁政策的实施使英国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政府内部很多官员也认为如果不能实行一种更为有效的财政系统，削减不必要的开支，对法国的战争将很难长久地维持下去。在这种情况下，皮特修补式的财政改革并不能压制反对势力的进攻，也不能彻底根治政府的腐败。战争压力与反对派势力及大众参与结合起来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改革运动。1805年卡特莱特等激进派政治势力批评皮特镇压公民自由、维护政府腐败以及对战争领导不力。当拿破仑战争结束的时候，英国政府已经背负了7.35亿英镑的债务。(126)在野的辉格党和其他激进势力一同对小皮特的战时财政体系进行攻击。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前后，移除侵吞税收者尽管只是激进改革者的目标之一，但这个目标的确是相当重要的。战争期间，一些激进记者诸如科伯特、博德特、卡特赖特以及亨特斯花了大量的笔墨报道财政腐败的新闻就是为了让人们认识到国家寄生阶层的存在。他们不仅关注政府奢靡官僚的腐败，更强调经济改革本身不足以消除腐败以及给予人民自由。激进改革派并不反对战争本身，他们只是对战争期间政府管理不当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深恶痛绝。他们不赞成潘恩共和主义的解决方式，但认同潘恩对于汉诺威王朝战争的评价。潘恩在其《人的权力》一书中指出，汉诺威的战争机器仅仅是为王室和其宠臣敛财的工具。(127)但是作为英国当时统治阶层的土地有产者，他们觉得仅通过单纯的经济改革是可以实现减少腐败、提高税收利用率的目标的。以托利党为代表的土地阶层认为改革国家的宪政体制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而且也无必要。只要能够使政府公正无私地为公众服务即可。经过威廉·皮特的一系列经济改革，土地阶层更加认定不需要进行议会改革就能实现提高政府行政效率的目标。
未经近代化改革的英国政府部门存在着各种弊政及腐败现象。英国历史学家一般将其称为旧式腐败（Old Corruption）。(128)可以说威廉·皮特18世纪末的改革拉开了向旧式腐败宣战的序幕，但离祛除腐败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在战争的大环境下，政府需要进行改革已经成为了一种共识。改革的目标主要有三个：第一，使政府官员更加以为公众服务的宗旨履行职权。第二，精简因战时不断扩大的官僚机构。第三，减少不必要的财政开支并完善对军事部门的管理。托利党政府实现前两个目标主要是在辉格党以及一些第三方激进政治团体的压迫下完成的。在当时，提高行政效率以及反对官僚主义的核心问题在于裁撤挂名闲职。挂名闲职是英国王庭具有相当历史的政治顽疾。长期以来，英国政府很多部门职权重叠，花销巨大。世袭的贵族担任重要官职，但他们通常不会自己工作，而是花少量钱雇用人来替他们干活。挂名闲职在实际上成为贵族阶层的一种合法福利。辉格党和一些激进派改革者认为挂名闲职不仅浪费巨大，而且还会在实际上鼓励官员将政府官职视为为私人谋利的工具。在议会反对势力的压力之下，威廉·皮特已经于18世纪80年代取消了财政部的很多闲职。1807年，在辉格党议员的建议下，议会成立了公共度支委员会。委员会自1807年至1815年期间发布了13份报告，对当时英国政府的财政收入、支出以及行政情况作了系统的评估。这些报告对进一步经济及行政改革的作用是决定性的。与之前皮特时期一样，委员会谴责挂名闲职是一种浪费国家财政的可耻行为。报告认为“当下险峻的政治环境、税收的不断增加、战争带来的巨大开支都需要进行最大程度的理财”，(129)并以此论证缩减挂名闲职是有利于国家经济的有力措施。1810年，公共度支委员会又专门任命了一个削减挂名闲职的小委员会。据小委员会统计，王室的中央政府共存在242个闲职（不包括殖民地的闲职），每年消耗297 095英镑的财政。76名担任公职的议员每年消耗财政156 606英镑。这些议员大多数拿着薪酬的同时履行职责。挂闲职的议员有28名，每年消耗大约42 000英镑。(130)从委员会的报告来看，国家的行政开支的确有一定的缩减空间，但是这与1809年整年庞大的政府开支比起来实在算不了什么。撇除王室的开支不算，1809年所有的挂名闲职开支也仅仅是当年所有开支的0.7%。(131)即便节省的数额微不足道，但可以看出英国议会已经不再容忍挂名闲职的存在。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挂名闲职大幅减少，有效地降低了政府的行政开支。
除了挂名闲职，官职的世袭制度也成为了众矢之的。绝大多数激进派议员和辉格党人认为官职世袭制比挂名闲职更应该反对。在英国的王庭和司法部门，有四分之一的官职是世袭的。世袭的官职和挂名闲职一样，基本都掌握在几个固定的贵族家族手中。很多议员认为世袭官职不能再成为少数人的合法福利。1807年，议员亨利·班克斯提出议案，要求撤销所有的在位者已过世的世袭职位。此议案得到下议院的通过，但是在上议院却受到了很大的阻力。班克斯出于妥协，提出在一年内禁止授予世袭官职的议案。此议案得到上下两院的一致通过。但当班克斯提出要在两年之内实现禁止所有的世袭职位时，其提案再次遭到上议院的反对。在之后的五年时间里，议会里的激进派对废除世袭职位的问题已经不抱希望了，但1812年班克斯又提出了一个短期禁止世袭官职的临时法案并且得到了两院的通过。从表面上看，当时的珀西瓦尔政府似乎使永久禁止世袭官职的提案破产了，但实际上自此之后世袭官职的授予权迅速陷入停用状态。(132)珀西瓦尔政府在改革潮流的推动下，也被迫主动提出了一些进步的法案。比如1809年，珀西瓦尔使议会通过了《禁止卖官鬻爵法》（Sale of Offices Prevention Bill），买卖官职者以及散布卖官告示者都将受到刑法的惩罚。
王室年金的使用也是对法战争期间辉格党和激进派意欲改革的内容。根据公共度支委员会的报告，英格兰地区的王室专款经过之前的立法，已经由原来的每年95 000英镑下降到1809年的63 000英镑。但是，苏格兰和爱尔兰地区的王室专款消耗却自18世纪80年代以来逐年增加。1809年，苏格兰和爱尔兰的王室专款消耗已分别达到35 588英镑和92 049英镑。王室还收取4.5%出口关税，共计28 000英镑。除此之外，皇家海军罚没的走私船舰及货物也成为王室的重要收入来源。1793年至1810年，海关所扣留的货物价值近750万英镑，其中300万英镑落入了各级海军军官的口袋，剩余的则被王室拿走。这些钱大多数被王室拿去支付各地的王室专款费用，但也有不少被用于赏赐公爵及君主的亲友。(133)很难弄清楚王室的年金其中有多少数额被君主用于赏赐，但君主通过赏赐金钱对被赏赐者产生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在18世纪，议会通常不会对王室年金的使用进行审查。对于海关的罚没金以及4.5%的关税，议会也没有进行监管。但到了1830年，威廉四世即位的时候，议会已经建立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处理王室年金问题。委员会提出要将每年三王国（英格兰、苏格兰及爱尔兰）的王室专款总额控制在75 000英镑，几乎是1809年总额的一半。根据委员会的提议，议会将数额近70万的王室收入置于议会的监管之下。1810年，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对所有政府部门的退休金发放制定了一个综合的财政规章制度。法案规定，每年退休金发放之前，政府要将各部门工资和养老金的增减情况向下议院作一个报告，将所有部门的养老金发放置于议会的监管之下。凡是60岁以上并且工作20年及以上的退休人员每年将获得其退休之前三分之二工资数额的退休金。低于60岁且工作时间在10到20年之间的退休人员的退休金为其退休之前工资的一半。
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财政与行政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政府的腐败、提高了行政效率。更重要的是，这开启了英国政府现代化的大门。自此，英国政府体制不断革新。到了19世纪中期，在克里米亚战争过程中，人们再次对英国政府的行政效率提出质疑。1854年，政府的报告建议建立常设、统一、政治上中立且可以自由任免的文官队伍。1855年文官队伍委员会设立，负责公开招募文官并且杜绝贵族私自推荐的行为。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近代化的专业文官制度最终在英国确立。自此，英国政府基本完成了现代化的转型。
英国议会的最重要的选举权改革开始于19世纪。在改革初期，工人阶级起到了先锋的作用。工人阶级作为被排斥的阶层之一，也全力地要求普选权的扩大。战争期间，通货膨胀率以每年大约3%的速度上涨，而同时工人的实际工资却下降了。政府不仅剥削男性工人，还包括他们的家庭，许多家庭济贫院被拆散。1820年至1825年，国家济贫的费用占据中央政府支出的6%，对债券持有者的还债支出却占了53%。(134)这种不公正的待遇大大激化了阶级矛盾。但是工人阶级与其他各阶层总体上还是保持着分裂的状态，他们之间的联盟不是稳固的，因而难以形成革命的基础。英国的民主改革过程中产生的通常是骚乱而不是革命。如果是工人阶级单纯的抵抗一般很难成功。19世纪初，英国的工人进行了多次罢工。伦敦鞋业工人在1818年和1824年举行罢工；1828年兰开斯特棉纺织工人罢工；1824年造船木工罢工；1825年布雷福德工人罢工；1828年基德明斯特地毯编织工人罢工；等等。这些罢工全都失败了。从本质上来讲，辉格党和托利党在维护有产阶层的立场上是一致的，但是在选举权方面以及如何构建国家方面，两党在1832年之前是具有很深的分歧的。当工人阶级和其他被排斥阶层共同追求选举权的时候，就受益于竞争性的政党政治。比如1830年的时候，工人阶级就得到了辉格党的支持。两党制下的政治竞争有助于动员新的团体参与政治，并在此意义上扩大政治体制的权力。在此环境下，工人阶级成为推动改革的强大动力。辉格党利用包括工人阶级的大众给上下两院施压。最终托利党在是否进行有限议会改革的问题上发生了分裂，使辉格党重新登上了权力的舞台。经过1832年的议会改革，工业资产阶级为国家繁荣作出的贡献得到了承认并获得了较多的参政权利。虽然工人阶级在第一次议会改革中未能获利，但是这毕竟开启了英国近代自由主义改革的大门。即便是之前顽固不化的托利党，也在1832年改革不久之后有所改变。托利党政府在外界的压力下不得不承认政府管理及服务的对象是一个比土地阶层广阔得多的群体大众。托利党自由派首领罗比特·皮尔于1834年发表“塔姆沃司宣言”，奠定了新保守主义的基础。(135)
发生于19世纪50年代的宪章运动是英国工人阶级争取选举权最著名的政治运动。宪章运动尽管比1850年以前的任何其他改革运动都吸引了更多的支持，却专注于实现政治改革而非经济变革。支持《人民宪章》的三大全国性请愿集中于实现著名的议会改革六点，这将使下议院选举民主化。正如加雷斯·斯特德曼·琼斯（Gareth Stedman Jones）有说服力地指出的那样，宪章派提倡政治改革方案，因为他们认为穷人的经济困境归咎于政治原因，而不是经济原因。对许多宪章派来说，正是政治权力的不平等分配导致了英国少数富人对大多数穷人的压迫。宪章派的第一位历史学家格姆格（R.G.Gammage）在1854年写道，在经济困难时期：大众把希望放在获得投票权的阶级，而只看到他们在华丽的沙发上休息，并将这种富裕与他们自身痛苦进行对比。从结果到原因的推导使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奇怪——他们被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是社会不正常的原因。(136)
宪章派对中产阶级的敌意更多的是源于对英国腐败且不能广泛代表人民的政治体系的蔑视，而不是源于他们作为资本主义雇主的角色，该体系是由1832年的《大改革法案》的条款强制推行的，该法案对穷人的选举权几乎没有什么改善。当然，许多宪章主义者期望改革后的议会通过改革来改善穷人的经济状况，例如土地和税收改革以及废除谷物法。(137)但是他们认为穷人的经济困境源于不民主的政治制度，因此他们相信政治改革是走向经济变革的重要一步。甚至布朗特尔·奥布莱恩（Bronterre O'Brien）也非常关心穷人经济困境，他观察到：“无赖会告诉你，因为你没有财产，所以没有人代表你。我告诉你相反的情况，因为你没有律师代表，所以你没有财产……你的贫穷是你没有律师代表的结果，而不是你没有代表的原因。”(138)
奥布莱恩和其他少数宪章派作家，特别是欧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和乔治·朱利安·哈尼（George Julian Harney），确实试图将宪章派政治纲领与经济改革的要求结合起来。他们认为，宪章主义需要有一个经济计划和政治目标，应该是社会主义的，也应该是民主的。琼斯和哈尼变得越来越社会主义化，他们寻求土地、生产资源和交换手段的国家所有权，以改善劳动群众的困境。(139)然而，在1848年最后一次大宪章请愿失败之后，这些宪章派转向了社会主义。在此之前，英国工业化的进步已经导致一些社会主义理论家思考如何应对快速工业化和无限制资本主义造成的严重经济不平等和严重经济压迫。在查尔斯·霍尔、罗伯特·欧文、威廉·汤普森、托马斯·霍奇金、约翰·格雷和约翰·弗朗西斯·布雷等人看来，英国出现的新工业社会给予拥有财产和控制资本的闲散者最大的奖励，而给予劳动大众的奖励少得可怜，“他们才是工业生产中的要素”。(140)查尔斯·霍尔（Charles Hall）声称穷人只得到他们劳动生产的价值的八分之一，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认为商品应该根据所涉及的劳动时间来估价，而不是根据供求关系来估价。他支持建立劳动交换和团结互助的工业村。威廉·汤普森（William Thompson）坚持认为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来源，他也赞成建立合作社区，在那里所有的人都自愿放弃他们对全部劳动产品的权利。托马斯·霍奇金（Thomas Hodgskin）谴责资本家对贫穷劳动者的剥削权力，他认识到19世纪20年代日益增长的阶级冲突和阶级意识。约翰·格雷（John Gray）不相信古典经济学家所提倡的自我调节的经济体系，而是提出生产资料和国家计划的集体所有制以及经济活动的引导作为新社会交换体系的基础。约翰·弗朗西斯·布雷（John Francis Bray）确信，劳动者被剥夺了至少三分之二的工资，他也希望生产资料从少数人手中转移到整个社会手中。他不相信仅靠政治改革就能纠正这种不公正:“有些人在谈到平等权利时，仅仅意味着应该进行普遍投票，并自由进入议会；而另一些则更接近基本原则，呼吁彻底颠覆君主制，建立共和国。但是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将使我们相信，如果联合王国的工人阶级应该获得刚才提到的任何或所有政治变革，他们将保持贫穷、无知和痛苦的状况不变。”(141)这些早期的社会主义作家都认为，工人阶级劳动产生的大部分财富被控制资本、土地和政治权力的非生产性的少数人不公正地占有。他们谴责不平等社会中的浪费、盲目竞争和压迫。劳动者的贫困和软弱是那些控制土地和资本的人的不合理财富和不公正权力的结果。英国的工业社会增加了资本所有者的权力和财富，同时剥夺了穷人的经济独立。政治改革不足以改善劳动群众的生活。经济体系需要清除其剥削特征，资本主义不受监管的竞争需要废除。应该对经济进行监管和对劳动进行组织，以便工业发展能给劳动阶级带来更大的利益。资本主义分裂了社会，并带来了无情的竞争，这种竞争加剧了自私、物质主义和穷人对富人的依赖。赋予真正权力的是对生产资料的控制，而不是投票权，只有当劳动者，尤其是穷人能够控制英国经济时，他们的命运才会得到改善。工人阶级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监管是创造一个真正公正和民主社会的最佳手段。劳动力必须从资本的压迫性控制和强有力的行政管理中解放出来，这样的行政管理仅仅为了造福富人和加深贫困，是为剥削和不平等而存在的政府机构。
这些早期的社会主义者过于乐观，甚至对如何创建和组织一个社会和经济平等的社会抱有幻想。他们认为，当所有的人都了解他们在工业经济中的真正权利，当他们明白了生产资料需要适当管理时，经济压迫就会消除。他们相信，在他们自己的经济领域中产生的那种知识和教育将教会穷人如何转变生产手段，并重塑经济、社会和最终的政治关系。这些社会主义者中的大多数都提出了在小型民主社区进行合作生产的计划。他们希望土地和财产归当地社区集体所有，并在生产过程中处于劳动者的民主控制下。在他们的计划中，劳动力将得到有效组织，其产品将得到公平分配。资本家不会有租金、金钱利息和利润。所有的人都必须劳动，没有闲散的阶级，所有的劳动者都会因为同样的工作质量或数量而得到公平的报酬。早期的社会主义者认为，影响人民生活的最重要的决定将在这些小的合作社区中做出，那里将只有少数官员和有限的中央政府。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指责他们是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们相信激进的经济变革可以通过理性的论证来实现。这些早期的社会主义者不接受这样的观点，即不同的社会阶级会成为敌人，这些阶级永远不会被理性说服去违背他们的阶级利益。他们相信阶级和谐是一个可实现的目标。他们反对使用武力，甚至反对压迫资本家:他们谴责使用武力剥削贫穷的劳动者。他们政治思想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他们连同政治改革者们的努力，确实有助于确保一系列温和渐进的经济改革，这些改革开启了漫长演化进程，逐渐改善了工业化英国的劳动者，尤其是穷人极其恶劣的环境。19世纪，英国议会出台了多项法案，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工人阶级的利益。1831年，英国议会甚至成立了“缩减劳动时间委员会”，来解决工人每天的工作时限问题。除了保障成年男性工人的权益外，议会主导的工厂改革法案也涉及儿童与妇女权益的保护。比如女性不得从事挖煤工作。虽然当时的法律还未禁止雇用童工，但规定工厂主有义务承担童工的教育责任。这表明政府在解决社会问题上从自由放任转向了国家干预和治理的轨道。1819年，罗伯特·皮尔提出法案，禁止9岁以下的儿童在纺织厂工作，童工的工作时间被限制在每天9—12小时。即便从我们今天来看，这样的法案依然不够合理，但在当时毕竟限制了滥用童工的状况。1844年，议会再次通过法案，规定8至13岁的儿童每天工作6.5个小时，外加3小时的受教育时间。年轻工人与妇女每天不得工作超过12个小时。1847年，议会最终通过了《10小时工作法案》。1855年，新的《工厂法案》颁布，再次对工人阶级的工作时间进行规范。1867年，保守党政府也通过一系列法案，保护金属厂、印刷厂、造纸厂以及玻璃制造厂工人的权益。这一法案使140多万工人受益。与此同时，工人阶级争取选举权的运动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1867年，英国进行了第二次议会改革，选民总数从135万增加到225万。英国一半的成年男性获得了选举权。从阶级范围来看，工人阶级中熟练工人获得了选举权。1884年，英国第三次议会改革之后英国的绝大多数男性工人都获得了选举权。总体来看，英国在面对日益变化的社会结构与经济形势的变化之时能够主动做出调整。经过改革，英国的选举权不断扩大、议席分配逐渐合理化、贵族寡头控制议席和控制国家政治的局面被打破，英国政治生活逐渐实现了民主化和公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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