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民族国家形成时期的经济与社会

二、英国民族国家形成时期的经济与社会

1066年，诺曼底公爵威廉（William）率领的法国北部一支军队在黑斯廷斯（Hastings）附近赢得了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并征服了整个王国。威廉引入了许多诺曼改革，任命意大利人兰弗朗克为坎特伯雷大主教，以及诺曼神职人员，给英国的宗教社区带来严谨和秩序。⁽³⁴⁾根据威廉下令进行的英国人口和土地普查（1085—1686年）的记录，英格兰由可耕地（35％）、林地（15％）、牧场（30％）和草地（1％）组成，其余的是山地、沼泽和荒野。英国一些地方机构建立了灵活的土地使用权制度和个人产权制度。庄园是土地和经济生活的基础，本身就建立在古老的习俗和义务的基础上，庄园可以由一个村庄组成，也可能由几个村庄组成，成为英国社会秩序的关键。⁽³⁵⁾到了11世纪末，英国的城市管理部门可能会使用相当详细的户主和财产所有权记录。⁽³⁶⁾人们通过土地获得荣誉、威望和财富；个人的土地的范围决定了他的军事义务。到了12世纪，财产继承变为财产遗赠给一个男性继承人。所有这些因素共同创造了当时英国的社会结构。⁽³⁷⁾这也是一个物价上涨的时期。人口迅速增长意味着共同的生活资源变得更加稀缺和昂贵，从德意志东部矿场进口的白银增加了流通的货币量，因此，在12世纪的最后20年里，英国白银价格上涨了100％至200％，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使得战争变得更加昂贵。12世纪，骑士阶级越来越带有贵族色彩，至少在某些地区倾向于与贵族阶级融合。在一些地区，农民权利的退化和骑士的经济地位和法律地位的同时提高，导致骑士作为农村社会的一个独特阶层出现在农民（他们携带武器的权利受到限制，进入贵族法庭的权利被剥夺）和贵族之间。⁽³⁸⁾骑士阶级的社会进步伴随着意识形态的提升和缓慢发展而形成一种特殊的伦理，这种伦理通常被称为骑士理想。⁽³⁹⁾资料显示不晚于12世纪英国已经有了产权管理制度。大量记录12世纪土地销售的凭照显示了“农民财产的活跃市场”。⁽⁴⁰⁾从12世纪60年代开始大量存在的庄园法庭记录也揭示了农民中存在非常活跃的土地市场，在家庭之间来回交易小块农田。与现代世界相比，中世纪英国唯一可能缺少的一个产权领域就是知识产权。⁽⁴¹⁾通过提供兵役以换取土地所有权的义务捆绑，国王、贵族、佃户和骑士的社会等级在大陆封建社会和政治依赖的观念下被构建起来。⁽⁴²⁾城镇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流动。大约从12世纪起，公会成为中世纪城市的重要管理机制，起到协调生产者和消费者利益的作用，具有经济、宗教、教育等社会功能，同时又是市政管理和监督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3世纪，随着城市作为中世纪经济的社会控制代理人重要性增加，公会的作用也日益受到重视。1215年的《大宪章》限制了国王权力，尤其是征收特别税的权力，保障国王臣属的基本权利，虽然《大宪章》被历代国王多次删减内容而重新颁布，并于19世纪逐步被取代，却影响了英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法治化进程。1250年至1450年，英国的精英阶层和阶级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与1066年的诺曼入侵密切相关。英国君主在地方一级形成土地阶级关系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在英国的每一个郡，王室都能给予武装的侍从“自由保有权”，即侍从可以耕种或租赁的土地，而不必向拥有自由保有权的领主支付任何劳工费。因此，在英国每个郡都有两个阶层的租客：一个特权阶层的自由人，他们只需支付象征性的现金税；另一个更大的阶层的“村民”，他们被要求对庄园主的行为进行劳动税。⁽⁴³⁾14世纪，手工业公会趋向瓦解。1581年，亨利三世（Henry III）颁布的法令承认，该王国的大多数工匠在公会的控制范围之外工作。贵族、城市和公会作为自治团体和社区，依照一定的权利和义务和国王、领主等形成契约关系。

14世纪，英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充满了危机，同时也是全面了解中世纪经济社会，特别是中世纪后期英国发展的关键。1315年至1317年出现了大饥荒，各种传染病肆虐，尤其是1348年至1349年的黑死病大流行，让英国损失了大量人口。尽管如此，从14世纪中叶开始，英国商品经济的发展速度加快，商人阶层地位开始上升，对外贸易进一步扩大，商业资本积累，经济总体呈上升趋势。这对政府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英国在自给自足的社会中出现保护主义提供了土壤。为了满足他们的物质和经济需要，国王和城市公民都喜欢招募和资助外国商人，允许他们在英国自由贸易，提供特殊的法律地位和经济特权。⁽⁴⁴⁾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是欧洲大陆制造商最大和最重要的细羊毛来源地，意大利城镇的发展和低地国家的发展刺激了英国的羊毛贸易。⁽⁴⁵⁾14世纪晚期到16世纪早期，英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缓慢萎缩的时期，体现在人口和耕地面积缩减，谷物价格和地租水平下降，羊毛等重要商品产量和出口量减少，直至15世纪60年代，贸易才有了复兴的迹象。⁽⁴⁶⁾

总的来说，12世纪至15世纪，英国的人口增长略低于西欧平均增长水平，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低于欧洲领先国家水平。国家对产权的保护，稳定的货币和其他促进贸易和商业的金融机构，相对较低的税收水平，以及相对缺少战争干扰，英国的南部、东部等地见证了生产力的提高和农业发展。同时，非农业产业，特别是纺织业在东部和西南部均有发展。农业生产方法和技术出现变化，如马取代牛作为牲畜，使用新的草和饲料作物，诺福克农业成为评判农业的标准，其轮作机制被广泛采用，全国的农业生产力均有所提高。羊毛市场对英国中世纪的经济极为重要，从13世纪末到15世纪末，羊毛主导了英国的出口贸易。根据帕梅拉（P.Nightingale）在《黑死病前英国的企业、货币和信贷，1285—1349年》书中描绘，在这个时期，主要的羊毛出口贸易获得了大部分的货币供应，但遭受长期战争、高税收、恶劣天气和绵羊死亡的折磨。因此，在1348年至1349年瘟疫使人口减半之前，经济遭受了货币严重短缺以及国内政治冲突的影响。⁽⁴⁷⁾克莱尔·瓦伦特（C.Valente）的研究显示，13世纪和14世纪的危机是变革的熔炉，王权与政府、改革与叛乱、法制与暴力、王朝与议会的碰撞，使得在危机真实出现时，在新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现实的压力下，13世纪的王国活跃的思想和实践逐渐行不通了。⁽⁴⁸⁾该时期的主要争论是，在13世纪的长期扩张阶段为何以及何时转变为14世纪和15世纪的收缩，以及是人口问题还是货币短缺更加抑制了英国经济的发展。尽管中世纪晚期的社会变革在程度上无法与16世纪和17世纪相比，当时改革和土地资本主义的出现终结了中世纪英国的阶级结构和秩序，1200年后的3个世纪里，社会封闭的形式和性质发生了非常真实的变化。⁽⁴⁹⁾这也必然意味着，在黑死病之前确立的商业前景并没有恢复到一个以自给自足为基础的更原始的经济模式。农村人口仍然生产过剩的粮食来养活城镇居民，仍然把钱花在城镇必须提供的商品和服务上。⁽⁵⁰⁾中世纪英国在1200年至1500年间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全面的技术进步。然而中世纪的英国有着非凡的制度稳定性。大多数人享有极大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商品、劳动力、资本甚至土地的市场通常都是自由的。⁽⁵¹⁾从长期来看，制度结构、气候、经济机会、技术和社会组织等变量的变化对人口流动的影响最大。⁽⁵²⁾

历史学家对于中世纪的英国的描述并不是全如20世纪70年代形成的“旧中世纪观”——将中世纪描绘成一幅经济衰退的景象。彼得·阿克罗伊德（P.Ackroyd），这位对英国历史甚有了解且有深厚兴趣的编年史作家，以其深厚的功底在《英国历史：奠基》⁽⁵³⁾（Foundation: the History of England）一书中，将读者代入从史前原始森林到都铎王朝的第一位君主亨利七世（Henry VII）统治下的英格兰的古老历史时段。在书中，阿克罗伊德总结英国的历史是一部不断运动和不断变化的历史，中世纪伟大的运动看似没有方向，但最伟大、最重要的变革往往在当时是被忽视的。英国中世纪的历史体现了英国深刻的历史连续性，是难以想象的遥远过去的遗产，如分工负责的等级制度、高度集中的政治、高度组织和严密管理的国家、传承至今的定居方式等；连续性而非变化性是衡量一个国家的标准，在英国的中世纪历史中，可以看到一个悲惨而堕落的民族如何成长为世界上最伟大和最文明的民族。

克里斯托弗·戴尔（C.Dyer）在《转型的时代:中世纪晚期英国的经济和社会》一书中，同样“旨在改变这种以不发达和充满强制为名而将这些时期（中世纪）看作令人沮丧的年代的观点”。⁽⁵⁴⁾正如在该书中译本序提到戴尔对于英国中世纪的转型问题研究的立足点：(https://www.daowen.com)

既不是新人口论的经济史，也不是希尔顿式的劳动者反抗压迫的阶级斗争为主题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而是20世纪60、70年代发展起来的经济社会史。它……将中世纪中晚期作为转型时代进行长时段考察，将社会基础即普通人作为观察历史变革的主要对象。在具体历史层面，经济社会史将经济史和社会史结合起来，从更宽广的范围考察中世纪中晚期的历史变迁，从而颠覆了经济史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中世纪贫困落后，以及中世纪与现代二元对立的历史认识。基于此，戴尔称经济社会史所重绘的中世纪图景为“一种新中世纪观”。这种新中世纪观认为中世纪晚期（即1350—1520年的所谓“延长的15世纪”）英国发生了广泛的结构性变迁，这种变迁的上限可以追溯到13世纪，并一直持续到整个现代早期（16—18世纪）。……戴尔……用“转型的时代”这样的设问句式作为自己著作的标题，旨在吸引更多的学者来参加英国中世纪晚期是否是转型时代问题的讨论。⁽⁵⁵⁾

此外，还有许多著作从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视角，撰写了英国历史变迁过程中的阶级关系、生产关系、消费关系等社会结构变迁。如《英国社会史，1200—1500》（A Social History of England，1200—1500）一书全方位综合性地介绍、探讨了1200年至1500年间英国的生活和社会，探讨了中世纪后期社会的中心主题，包括社会等级制度、城镇和农村生活、宗教信仰以及个人和集体身份的形式。用朗西曼（W.G.Runciman）的话来说，“所有的社会都可以根据其成员之间特权制度化差异的性质和程度来描述”。⁽⁵⁶⁾值得关注的是，该书提出的关于中世纪社会结构的问题，值得学者深思，如前工业社会（如中世纪的英国）特有的社会特权的确切性质；中世纪的英国社会是否可以根据现代社会的阶级划分来分析，或者应该像其他工业化前的社会一样，把中世纪的英国社会视为按等级或产业划分的社会；冲突是中世纪社会关系中固有的，还是可以用更直接、更短期的因素来解释；等等。

对中世纪英国的生产关系和产权关系的分析，可以让我们能够从历史上更具体地了解土地阶级关系作为英国社会封闭手段的作用方式，而不仅仅是简单地从“财产”或“私有财产”的角度解读分析。后者尽管在理论上明确区分了封建主义的社会二分法（地主和农民之间）和资本主义的社会二分法（雇主和自由雇佣劳动者之间），但在实践中，中世纪英国的阶级结构是由“封建”和“资本家”的混合体构成的。任何个人都可能占据“多个阶级的地位”，同时扮演封建地主和雇主的角色，或者扮演农民和雇佣工人的角色，更不用说那些“双重封闭”的形式，即富裕的农民自己可以将土地转租给他人，或者用雇佣劳动来工作。⁽⁵⁷⁾

历史学者从社会结构分析，往往可以判断出经济发展的性质。比如对于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判断，里格比（S.H.Rigby）指出，对罗伯特·布伦纳（R.Brunner）来说，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在两个主要方面具有历史意义。首先，阶级关系的具体形式一旦确立，“往往会对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施加相当严格的限制和可能性，实际上是相当具体的长期模式”。第二，这种阶级关系性质的变化，会进而导致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模式的变化。阶级斗争根据其具体结果，产生了新的财产关系形式。⁽⁵⁸⁾在布伦纳看来，中世纪农民和地主之间斗争的特殊结果，而不是人口的上升或下降的因素，构成了解释当时社会变化的“关键变量”，并且是破解14世纪初英国马尔萨斯危机的关键。他认为中世纪英国人口危机本质是特定形式财产关系的产物，特别是“农民生产组织”和“封建剩余索取”的产物。“农奴制农业经济即使在极端的市场激励下也无法使得农业进行创新”其实是英国人口问题的真正关键。布伦纳强调了封建主义对生产力增长所设置的两个主要障碍，这两个障碍本来可以让多余的人口得到养活。首先，地主向不自由的农民收取租金，由于缺乏投资和改善的资源，往往导致农民生产的枯竭。这种从农民身上提取租金的做法是“完全没有效益的”，因为这种收入不是再投资于农业，而是用来资助“军事开支和炫耀性消费”。其次，是对提高生产率和增加收入的再投资不足。希尔顿（R.Hilton）估计，即使是在13世纪和14世纪初，即地主最热衷于生产的直接管理私有制的时代，地主也只将其年收入的5％左右用于再投资。即便如此，并非所有这些支出都构成真正的资本形成，即资源从消费中转移，以便长期提高生产率和增加收入。它的大部分只是维持现有的谷仓和其他设备。购买土地成为地主们热衷的偏好，而不是进行生产改善型投资。结果是整个社会经济只是在简单地重新分配现有蛋糕的份额，而没有使得整体经济得到突破性发展和带来社会整体生产方式的进步。中世纪的物资产量和人们生活水平下降的事实似乎表明，当时的土地阶级的投资并不足以维持私有农业的生产力，更难以提高之，从而也不足以防止人口陷入马尔萨斯灾难的边缘。由此引发的问题是，中世纪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为什么缺乏相应的机制，在社会农产品需求增加的情况下，仍然缺少创新和提高生产力的动力？或许正如布伦纳思考的那样，当地主取得了从农民手中获取更高租金的能力的时候，似乎意味着“他们一般不必为了增加收入而改善——提高劳动生产率、效率和产出”。因此，地主阶级更加倾向于提高另外一方面的能力，即充分利用他们对农民的权力地位，通过提高租金和入户罚款等方面来增加他们在社会整体产出中的份额。中世纪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演化充分说明了，英国一系列的农业创新、工业创新与社会结构关系的密切联系，⁽⁵⁹⁾预示着后续英国经济社会的演进在中世纪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基础上发生了连续而本质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