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早期工业革命

16世纪40年代至17世纪40年代的百年大约是英国农业资本主义阶级形成的时期。这一阶级中，较富有的成员被称为“乡绅”，地位较低的成员被称为“约曼”。此时英国土地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过程，既是包括下层阶级的整体阶级收入不断增加的过程，同时也处在无产阶级产生过程的初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没有牢固地定居在城镇，而是“流浪汉”、“季节性工薪劳动者”、城镇中的流浪无产者。西班牙和法国这两个大国的军事斗争，加上东欧原材料的帮助，使英国可以在免于外部纷争干扰的情况下，自由地追求经济专业化，并在世界经济中寻求博弈平衡地位，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最佳位置：⁽⁶⁰⁾简而言之，就是相对的政治绝缘，世界性的经济优势，国家内部力量的相对平衡及其带来的内部和平，以及较低的国家官僚机器的失误率。

从16世纪50年代到1700年，欧洲以外的贸易扩大，加剧了往返于西非、西印度群岛、北美和东印度群岛的运输贸易的竞争，英国在海外活动和外交政策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不断壮大海军力量，同时保持较少的陆军力量；二是发展海洋贸易；三是通过商业政策进一步强化了贸易战目标。从1651年开始，英国先后颁布了一系列航海法案，仅允许英国船只开展与英属殖民地之间的贸易，并强迫其殖民地通过英国港口出口本国商品，严格限制与英国制造商直接竞争的殖民贸易和生产，为英国生产者提供了广阔的受保护的市场。在国内方面，彼得·厄尔（P.Earle）通过对1660年至1730年间伦敦中产阶级长时段的研究发现，这段时期的伦敦经济和社会史，预示和开创了现代世界。厄尔在研究中使用大量资料，包括遗嘱、商业文件、清单、婚姻合同、离婚听证会，以及丹尼尔·笛福（D.Defoe）的著作，从学徒到不同职业群体的现状和潜在回报，从与配偶、子女、仆人和邻居的关系进而审视中产阶级家庭、社会、政治和物质生活，包括食物、衣服、家具、疾病、死亡和埋葬等引人入胜和令人信服的细节，走进了他们生活中心，呈现了一幅伦敦“中产阶层的人”的全貌，那就是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在当代欧洲最大、最富有、拥有最多中产阶级的城市为成功而奋斗。这是对英国社会历史一个重要和令人印象深刻的贡献。⁽⁶¹⁾格里高利·金（G.King）对不同社会阶层平均收入的估计表明，1688年，英国92％的家庭（收入在50英镑及以下）收入占总收入比为63％，而1803年由帕特里克·科尔奎恩（P.Colquhoun）估算的类似统计数据显示92％的家庭（收入在150英镑及以下）的收入占总收入比为56％。分类比较结果证实了在这段时期内，富人相对更加富裕，穷人相对更加贫穷，尽管这些数据并不能表明这些变化是否在工业化开始发生。由此说明了，国家生产结构和人口增长率变化是早期英国工业革命的特征，其变化程度甚至超过了实际产出的增长。⁽⁶²⁾

1596年，金融家托马斯·格雷沙姆爵士（Sir T.Gresham）创建了伦敦格雷沙姆学院，向伦敦中产阶级传播科学文化，领导人为几何学教授亨利·布里格斯（H.Briggs），学院最成功的学科是应用数学、航海工具及造船。1660年，英国皇家学会成立，旨在促进自然科学的发展，并于1662年获得皇家特许，是世界上历史最长而又从未中断过的科学学会。杰出人物有约翰·威尔金斯（J.Wilkins）、乔纳森·戈达德（J.Goddard）、罗伯特·胡克（R.Hooke）、克里斯多佛·雷恩（C.Wren）、威廉·配第（W.Petty）和罗伯特·波义耳（R.Boyle）。在这个启蒙世纪，许多知名学者如弗朗西斯·培根（F.Bacon）、托马斯·霍布斯（T.Hobbes）、约翰·洛克（J.Lock）和艾萨克·牛顿（I.Newton）都参与了公共政策的实际事务。此时期杰出的科学家还有数学家兼天文学家埃德蒙·哈雷（E.Halley）等。

从1500年到1700年，英国逐渐创立了有利于商业资本主义利益的现代民族国家。传统的生产方式、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传统的价值观，都受到变革力量日益强烈的冲击，导致了经济和社会的根本性调整。由于伦敦城邦实际上是一个城邦和首都，可以比通常的早期国家更有效地管理，因此亨利七世和亨利八世在上台执政时拥有了建立真正国家财务和体制的基础。⁽⁶³⁾与商人阶级相比，经济改革预示着贵族经济能力的减弱。⁽⁶⁴⁾亨利七世通过将没收许多封建贵族的地产，禁止贵族武装家奴，使得贵族不再构筑防御工事，并将贵族的地产赠予身份较低的中下阶级。尽管亨利八世否认其父亲的许多做法，包括财政保守主义和不愿公开露面，但亨利八世继承了父亲君主专制的重要性和作用的主张。国王在形而上学和社会经济领域的中心地位直接导致了亨利主义者的改革，并确立了王室作为政治和宗教权威的基础。⁽⁶⁵⁾在推翻罗马天主教的统治权后，亨利八世宣布他（而不是教皇）是英国教会的“最高元首”。⁽⁶⁶⁾从亨利八世统治时期开始，以“节制”“中庸”和“中间路线”为中心的亚里士多德伦理理想成为规范国家、教会和社会权力的标准道德语言。⁽⁶⁷⁾17世纪中叶同时也标志着欧洲相当长时间段的物价和人口扩张的结束。根据剑桥集团（Cambridge Group）估计，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从17世纪50年代的528.1万人下降到1701年的505.8万人，并缓慢增长到1741年的557.6万人。这预示着英国转向了一个价格和人口水平相对停滞和社会结构相对稳定的时期。⁽⁶⁸⁾到了17世纪末，英国的国家治理能力出现大幅度的提升和重大转变，国王的资金来源主要依赖于由地主和商人中的一些精英所控制的众议院，同时，通过废除关税承包制度（1671年）、烟囱税税收政策（1679年）、设立进出口总监（1696年）、取消消费税承包制度（1683年）、成立劳资协商委员会（1696年）、任命经济学家格里高利·金（G.King）为公共账户委员会秘书、成立英格兰银行（1694年）、大规模重铸货币（1696年）、推出管理良好的公债市场等，英国逐渐实现了政府在经济政策领域的现代化，并建立起一套稳健的公共财政体系。英国政府以终身年金的形式承担了对大部分公债的偿付能力，实现了在国会控制下的税收的政治合法性。⁽⁶⁹⁾在英国第一任首相罗伯特·沃尔波尔（R.Walpole）的领导下，土地精英们现在也将开始断绝国家对土地税的依赖，把税收负担从地主阶级转移到贫穷的劳动者身上。⁽⁷⁰⁾(https://www.daowen.com)

当我们从世界体系看英国，英国对所谓“17世纪危机”的反应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英国能以如此强大的力量进入重商主义时代。这种力量的一个方面是农业高度商业化，另一方面是“工业化”。内夫认为，在1540年至1640年间，英国经历了一场“早期工业革命”。⁽⁷¹⁾他声称英格兰在早期工业化方面有三个方面的进展，一是引进了欧洲大陆特有的工业，弥补了英国工业体系的不足，如造纸、火药、大炮、铜、糖、硝石制造；二是从欧洲大陆引进了工业领域的新技术，特别是在采矿和冶金方面；三是英国人自身在技术方面作出了创造性的积极贡献，如纺织生产、钢铁工业、机械，特别是在煤炭的大范围开发和煤代替木材方面取得了迅速的技术进步，实现了能源领域的技术革新。从狭义的经济和技术视角，可以将工业革命看作人类社会不断获取对大量无生命能源进行控制能力的历史进程。内夫认为：“资本投资和技术发明的创造力，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为批量化生产指明方向。”英国的工业革命正是体现了这样的发展历程。至于有人提出的关于英国如何从工业中等或欠发达的国家转变为相对先进的国家，并且能够引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展的问题，内夫认为主要是由英国的地理条件决定的。英国巨大的国内市场是工业集中的先决条件，这是“英国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港口，以及比荷兰以外的任何其他国家都享有更大程度的廉价水运设施”促成的。这样的解释有所不足的地方是，英国的地理位置并没有和之前的几个世纪有什么不同，似乎不能成为英国工业革命的充分条件。此外，更加明确的是，英国在工业技术、工业化程度以及人口指数方面，出现了一次突飞猛进的变化。泰勒（K.W.Taylor）在观察都铎王朝统治下英国人口翻番的过程中，给出了两种解释：一是英国国内的和平环境，二是新的世界贸易地理格局改变了英国在“世界”中的位置，从而结束了英国人口在南部和东部的集中。他将英国崛起的地理因素比喻像一盆盆栽植物，长时间不受干扰地留在窗台上，然后转移到一个开放的花园里，使得英国的经济抛出了新的叶子和树枝。泰勒的地理性解释更令人满意，因为他更深刻地认识到英国相对于世界经济的地位发生了本质变化，比内夫关于内部地理优势的论点更有说服力。此外重要的一点是，英国的人口翻番是有选择性的增加，不仅涉及人口的自然增长，而且涉及高质量的和对英国经济发展有益的移民。后者包括了欧洲大陆的工匠，如佛兰德斯的制衣师、德意志的冶金学家等。如果说欧洲战争的剧变是这些移民来到英国的重要原因，那么这些移民愿意选择英国工作或许有特别的考虑因素，那就是英国已经像克拉克（G.N.Clark）所描述的那样成为“资本和管理可以获得更好报酬的地方”。尽管在伊丽莎白时代结束时，英国正处于一个经济和社会承受压力的时刻，但正如汉弗莱·麦克沃斯爵士（Sir H.Mackworth）指出，英国已经拥有了实现大繁荣和地缘政治实力所需的所有自然、经济和人力资源，他认为，随着银行的成立，英国现在有能力利用这一潜力。⁽⁷²⁾因此，在欧洲大陆的竞争对手不得不花费巨大的资源购买庞大的军队，这是一个巨大的能源消耗，而英国却将人力和物力资本投资于船只，以促进战争与和平，从而增加了自身的能源供应。⁽⁷³⁾

在《重新思考工业革命：英国从土地资本主义到工业资本主义的五个世纪转型》一书中，迈克尔·安德鲁·莫莱克（M.A.Žmolek）深入研究了1350年至1850年英国土地资本主义发展背景下，英国制造业从封建和现代早期的演变。莫莱克指出：“东欧在15和16世纪看到了封建主义的回归，在后来引进机器的地方，机器通常是由没有土地的穷人或在封建制度下的农民运作的，这个社会如此以商业为导向，对市场作出反应的方式如此独特，并不像兰德所说的那样，仅仅是人民性格的作用，而是土地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正在改变着英国社会，即使在工业革命开始后，它也继续这样做。”⁽⁷⁴⁾莫莱克认为，根据摩尔人的说法，英国的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分离始于17世纪。这里“公民社会”的提法可能不严谨，但有必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如果不向市场依赖转变，这种相对自治的社会关系领域是否可能存在。⁽⁷⁵⁾同时莫莱克认为，议会将成为地主贵族和绅士们联合起来追求集体利益以及地主阶级与王室合作进行统治的政治工具。1688年“光荣革命”不能代表此后的英国统治阶级成为了“资产阶级”，也并非意味着封建主义在英国的结束。相反，17世纪晚期，大多数（土地）领主仍然活跃在历史舞台上，向非封闭土地上的农民收取代表“封建时代”的土地资本主义租金。在土地资产阶级的积极推动下，通过掌握国家的制高点，土地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追求地位或进行建造最宏伟的大厦或最宏伟的公园和花园的比赛。⁽⁷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