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工业革命的兴起

工业革命时期被经济历史学家称为英国“持续增长的腾飞期”。麦克莱伦三世（J.E.McClellan Ⅲ）和多恩（H.Dorn）将其归因于主要产业在各自和共同发展时产生的相互促进作用。铁的冶炼刺激了煤炭工业的增长，煤矿工业发展导致清理矿井所需蒸汽机的使用，煤炭的大量运输需求催生了铁路，铁路铺设又进一步增加了对铁产量的需求。如此螺旋上升的产业共生过程让一个国家，最终是一个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根本性变化。工业的发展激发了城市化进程，农村的农民变成了城市的产业工人，社会结构随之发生巨大变革；交通领域，轮船取代了帆船，火车和铁轨取代了马匹和土路；建筑领域，铁作为结构材料越来越多地取代木头和石头。当这些根本性的变革进程开始发生，人们就不会再回到早期的经济和社会模式。⁽⁷⁷⁾

英国工业革命始于18世纪60年代纺织品制造的技术革新，包括蒸汽机的改良和广泛使用及织布机的改进，其结果是可以用更少的人力生产更多的亚麻布或棉布。新技术知识的不断发展，在可预见的未来成为生活水平可持续改善的源泉，人口从农村耕地向城市工业发展的迁移，企业家和资本家通过采购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生产商品以获取利润。工业革命中大机器工业代替了手工业、机器工厂代替手工工场，使得英国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发生重大改变，生产力迅速提高。在工业革命的第一个世纪，英国经历了三个重要的交通领域的发展：运河建设、道路建设的改善和铁路的出现。⁽⁷⁸⁾其中，英国地面上的第一条线路于1603年至1604年由亨廷顿·博蒙特（H.Beaumont）完成：它从沃尔拉顿（Wollaton）附近的一个煤矿延伸两英里，到达诺丁汉（Nottingham）附近一个可以出售煤炭的地方。⁽⁷⁹⁾1841年，英国已经铺设了335公里的轨道，即每1 000平方公里11.4公里，而德国为每1 000平方公里1.1公里，法国为每1 000平方公里0.8公里。⁽⁸⁰⁾铁路公司是工业时代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型公司：1850年在英国，有19家铁路公司的资本额超过300万英镑，而当时只有少数工业公司的资本超过50万英镑。⁽⁸¹⁾随着1876年卡莱尔线路的开通，英国大部分主要铁路线已经完工，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英国铁路网的总长度超过2.3万英里。⁽⁸²⁾

英国的工业革命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重大变革，其更深层次也是社会结构的重大变革。英国开始从垂直结构的等级制度社会向水平结构发展，而后者由土地阶级、商业和工业阶级以及工人阶级三个阶层组成。⁽⁸³⁾威廉·艾伦·科尔（W.A.Cole）和菲莉丝·迪恩（P.Deane）援引美国经济史学家华尔特·惠特曼·罗斯（W.W.Rostow）的观点，认为一个国家要想重现英国的工业“起飞”，需要增加5％到10％的储蓄。然而，如果储蓄的增长在世界上第一个工业革命中没有达到这样的标准，那么，使得英国在1750年至1800年间的投资水平提高50％的初始资金从何而来？⁽⁸⁴⁾考虑到现代欧洲国家是从“封建军国主义”文化中产生，17世纪的英国虽然在经济和法律上做到了独一无二，然而根据莫莱克的研究，许多关于工业革命的文献显示，英国不但没有积极推动工业化，反而将宝贵的资源从工业中转移出来，用在代价高昂的战争中，其结果是，在英国工业化进程50年后，其所拥有的现代的、前瞻性的经济体仍是由一个古老的国家主持。⁽⁸⁵⁾直到19世纪上半叶，英国政府增加了工厂补贴，大大降低了经营风险后，私人资本才逐渐进入工厂投资领域。有证据表明，储蓄从根本上取决于财富创造的速度，随着投资增加和创造财富速度的加快，储蓄也相应增加。19世纪上半叶，英国储蓄占GDP的比例平均约为13％，远高于1750年至1799年间约为5％的平均储蓄率。随着政府提供更高的工厂补贴，经济增长更快，出现了更大的储蓄可能性。⁽⁸⁶⁾如美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伊曼努尔·沃勒斯坦（I.Wallerstein）所言，近代史大师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Hobsbawm）坚持认为，工业革命“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加速，而且是由于并且通过经济和社会转型而实现的加速增长”，不仅如此，英国的转型首先指的是城市无产阶级的崛起，本身就是“农村社会结构的全面转型”的结果。⁽⁸⁷⁾

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英国出现了大量新兴的工业和商业城镇，其中大型城镇的显著发展并非个别现象，而是受到了周边中小型城镇同样快速发展的支撑，形成了城市发展群落。这些城镇的发展活力即使放在欧洲范围内也是史无前例的。首先是人口的增长速度很快。在18世纪下半叶，伯明翰、曼彻斯特、利物浦和利兹的人口增长了4倍。苏格兰格拉斯哥的人口增长速度几乎与伯明翰、曼彻斯特和利物浦一样快，从1700年的1.3万增长到1750年的2.4万，到1800年达到了7.7万。较小的城市中心的人口在18世纪增加了一倍，增长速度超过了全国人口增长速度的4倍。二是城市化建设加速。18世纪后期，所有城市中心都出现了重大的建筑热潮。三是工业化蓬勃发展。随着国家的战争和帝国企业的发展，以及伴随着城市人口和更广泛地区人口的增长，建筑、零售和消费品生产激增。四是社会结构发生显著变化。新兴城镇不仅有工业，而且有大量的资本家、管理人员、工匠和商人团体作为其基础，还有大型零售、服务、行政和专业团体。中产阶级的增长不仅是城市级的，而且是郡级的。中产阶级占全体人口的比例从18世纪初的七分之一增长到19世纪初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主要来自城市生活中的商人、金融业、专业人士以及行政和军事人员。⁽⁸⁸⁾根据目前能得到的质量最好的数据来看，从170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经济稳步增长，经济总量翻了两番。⁽⁸⁹⁾

在1750年之前，相对而言，欧洲的城市化进程更为广泛，然而，英国的城市发展前所未有地迅速。在1600年到1750年间，不列颠群岛有8个城市规模翻了一番，仅次于法国的9个。从1600年到1800年，英国的城市人口比例翻了两番，而西北欧或其他地区几乎没有变化。如果考虑个别城镇的增长率，情况就更是如此。在18世纪下半叶，欧洲人口增长最快的19个城市中，不列颠群岛占有15个，仅英格兰就有11个。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是英格兰城市化进程的必要先决条件，同时，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对城市繁荣有着深远而广泛的影响。⁽⁹⁰⁾如果以居住人口5 000人以上城市的人口比例计量英国城市化程度，那么英国城市化人口比例从1700年的17％上升到1850年的45％。到1850年英国已经超过荷兰成为欧洲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英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在带来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工人阶级带来职业病等健康危害、劳资冲突、贫富差距等诸多的社会问题和阶级斗争。如何理解在城市工业中心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如此恶劣的情况下，出现大量人口向城镇迁移的历史趋势是社会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历史学家给出的可能解释分为三个部分。首先，因为人的偏好是异质的，城镇的高工资吸引了更关心收入的部分人口，而城镇相对较高的工资在很大程度上补偿了城市生活的困顿状态和生活便利设施的不足。其次，是因为结果的差异化。正如迈克尔·托达罗（M.Todaro）所述，一些新的城市居民确实找到了好的工厂工作，结果过得很好，而另一些人则成为了半就业的无产阶级的一部分。有一些人出于乐观估计自己战胜风险的能力或者是其他原因，愿意承担沦为后一种情况的风险。最后，有可能许多移民对城镇发展具有远见。如果从短期来看，城市的生活可能是糟糕的，然而从长期来看，农村的前景看起来更为黯淡。⁽⁹¹⁾(https://www.daowen.com)

到1789年，英国在工农业技术方面的优势凸显。在法国等竞争国家看来，英国设备方面的领先，不受国家干涉的相对自由，铁、煤、中国黏土、水力资源的供应，原材料的广泛获取途径，在伦敦、利物浦和格拉斯哥等地充足的资本供应以及工业家和商人在政治生活中所拥有的权力等，是英国在未来50年里成为世界工厂的重要资本。⁽⁹²⁾剑桥人口与社会结构历史研究小组关于18世纪早期英国职业结构的研究表明，当时从事工业和制造业的男性劳动人口比例已经超过30％。⁽⁹³⁾

英国近代工业革命意味着人们从压倒性的农业活动转向工业活动，导致城市化、社会流动、人口转变和劳动专业化。⁽⁹⁴⁾尽管许多学者仍在努力修改“工业革命”一词的历史解释，但目前仍没有人提出足够好的替代词汇来更好地概括和形容英国在这个充满活力的时代的工业和经济变化。恩格斯（F.Engels）在他有影响力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强调了对“工业革命”一词的使用。事实上，关于工业革命，历史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在争论1750年后英国经济和工业发展的原因、特点、扩张和结果。⁽⁹⁵⁾

至19世纪上半叶，英国成为凭借其领先世界的劳动生产率和技术水平、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海上舰队力量创建了第一个全球化经济体，通过武力或资本出口和自由贸易政策等金融手段消除了贸易壁垒，开创了新的资本流动形式，革命性地发明并铺设了第一条全球通信网络海底电报电缆，并利用它建立了新的市场，成为了世界头号工业强国。1815年，为应对英国经济的不景气，部分物价下跌，生产萎缩，失业人口增多，英国国会通过《谷物法》，规定在国内市场小麦价格没有达到每夸脱80先令时，禁止从外国进口谷物。该法案保护了地主阶级的利益不受到欧洲大陆廉价农产品的冲击，同时也使得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大大提高，被认为是更加有利于谷物生产者而非消费者的政策。1815年后，英国全球霸主地位的唯一威胁来自拥有海军的唯一欧洲大国法国与拥有庞大舰队的俄国或美国大陆国家之间的联盟。⁽⁹⁶⁾靠着殖民地，曾经的英国以只占世界2％的人口，生产了全世界60.2％的煤、50.9％的铁，以及加工了全世界46.1％的棉花，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也成为了当时世界的金融中心。

1832年的议会选举改革改变了下议院由保守派独占的局面，将选举权扩大到“中产阶级”，⁽⁹⁷⁾使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取得了选举权，来到了英国政治舞台，从而为英国不久后进入工业高度发达的时期开辟道路。理查德·里夫斯（R.Reeves）认为，尽管1832年法案的通过使选民们勉强接受了折中方案，选民人数也仅仅从36.6万增至64.2万，但改革法案的真正“伟大”之处在于废除56个“衰败选区”，将另外30个选区的代表人数减半，其议会席位重新分配给不断增长的工业城镇，例如曼彻斯特、伯明翰和谢菲尔德。⁽⁹⁸⁾同时，选举改革拉开了议会改革的序幕。1867年的第二次改革法案授予居住在自治市镇的所有户主（包括相当一部分城市工人阶级男性）投票权，并增加了5％的选举人。在1884年，第三次改革法案将特许权扩大到了居住在各选区的户主，使选民人数增加了88％，从而使大多数农业劳动者和煤矿工人获得了投票。1885年，议会的选民总数为570万，占成年男性人口的63％。1885年的《席位重新分配法案》增加了北方城市的代表性，并在自治区和郡设立了单一代表选区。⁽⁹⁹⁾三项改革法案（1832年、1867年和1884年）均对英国政治史产生了深远影响，三项改革中的最后一项不仅使特许权大幅扩张至大约60％的成年男性，结束了事实上的上层阶级对议会两院组成的控制，而且取消了许多例外情况和特殊性，⁽¹⁰⁰⁾并建立起包括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在内的广泛选民，扩大了议会的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