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国债制度的确立
光荣革命后，英国的借贷制度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由于短期借款已经无法满足庞大的财政开支需求，政府开始以议会税收为担保进行长期借款。通过股份公司，政府将国家债务转换成公司股票在伦敦证券市场上流通，从而使国家财政与个人资本结合，国债制度逐步确立并发展起来。而光荣革命后议会权威的确立、健康稳定的税收体系、有效的借贷机构和偿债基金的设立，提高了政府信誉，增强了公众对政府和国债的信心，保证了国债制度的正常运行。
（一）长期借贷的发展
在1689年英国参加对法战争后，其公共开支增加了2到3倍，1688年之前，英国的公共开支每年从未超过200万镑，但从1688年到1702年，国家每年的开支在500万到600万镑之间。急剧膨胀的战争开支远远超过了国家财政收入，英国不得不大举借债。其传统的借贷办法都只适用于短期借贷，短期贷款的利息很高，很难延期偿还，因此政府面临的财政形势非常严峻，从荷兰传入的长期借款受到追捧。
长期借款并不是英国人的发明，当时在荷兰它已经是比较成熟的财政工具，英国人将其称之为“荷兰方式的借款”。威廉三世入主英国时，他和他的荷兰财政顾问们将这套制度引入了英国。为解决当时的财政急需，1692年1月12日，议会第一次考虑以议会税收为担保进行长期借款。议会任命了一个由10名成员组成的议会委员会，就以议会税收为借款利息的信用担保、举借长期借款的用途等作调查。在1693年1月26日通过的法案中，议会从消费税收入中拨出一部分为期99年的税款，以唐提式年金（Tontines）的形式(207)借到了100万镑，到1698年时总共借得690万镑。(208)
对英国投资者来说，唐提式年金是一个陌生事物，当时人们只认购了108 100镑，远低于发行的100万镑。这一巨大的失败让英国在以后的70年中都不再发行唐提式年金。为了弥补这一缺口，政府又发行了终身年金，认购者每年都会获得14%的利息。年金的形式多样，主要区别就是收入的年限。在威廉及安妮女王时期，往往以有期年金的方式借入巨额借款，期限有长有短，例如1693年，威廉以14%的年利息，每年偿还14万英镑借到了为期16年的100万镑年金；安妮女王时期，曾以终身年金以及32年、89年、96年和99年的有期年金借入款项。(209)终身年金就是从认购者购买年金的那一年开始，债务方每年都要向其支付利息，直至债务持有人去世（持有人不一定是购买人）。如果一份年金由两人共享，那么两名认购者中只要一人还在世，政府就会继续偿还利息。还有一种是有期限的年金，这种年金是在固定的时间里支付利息。事实证明终身年金非常受欢迎，很快就被认购一空。在1693年和1694年，为了填补唐提式年金的缺口，总共发行了891 090镑的终身年金，政府在1694年通过发行两人、三人共享的年金又筹得了30万镑的资金，后来政府通过将年金持有者的终身年金转换成为期96年的有期年金，又获得了669 604镑的资金。在安妮统治时期，英国通过各种类型的年金总共获得了10 403 738镑的借贷收入。(210)
与公司股票或者其他金融产品不同，年金很难转让给第三方，尤其是终身年金，年金的价值主要根据当时人们的平均寿命而定。更重要的是，在实际的年金转让过程中，流转双方要到财政署登记，这是一个极其烦琐并且容易出错的过程。正如迪克森描述的那样：“年金的流转与土地转让一样，耗费时间，手续复杂。”(211)年金在许多方面都很有吸引力，但它的非流动性是一个大问题，因为通过购买年金的方式将钱借给政府后，很难立即付现。第三方购买者或许能够解决这一问题，但实际上流转过程的不便让这一问题很难解决。
政府还通过发行带有赌博性质的彩票来向公众借款，彩票的面额很小（10镑或100镑），因此非常吸引人。奖金的支付期限可以延续很多年，比如1694年发行百万彩票时就规定，只要购买彩票的人，在接下来的16年里每年都会获得1镑的红利。如果彩票中奖，那么彩票的持有人每年就会获得10镑，最高的奖金可达100镑。百万彩票成功地为政府筹得了100万镑的资金，但1697年的麦芽彩票却失败了，此后直到1710年政府再也没有发行过彩票。对政府来说，彩票是一种比较昂贵的借贷手段，之所以在1711年和1712年大规模使用是因为当时经济处于低迷阶段。从1695年到1711年，政府为百万彩票花费了237.5万镑。(212)与年金一样，彩票也不可流通，彩票购买者很难将它们转让给其他人。
除此之外，政府还从特许公司，特别是英格兰银行、东印度公司和南海公司那里获取长期借款。由于股份公司享有政府授予的特权和垄断，为了获得这些特许权，公司一般要向政府提供资金作为交换，比如1698年作为颁发给新东印度公司特许状的报酬，后者向政府提供了200万镑、利息为8%的长期贷款；1709年新、旧东印度公司合并为联合东印度公司时，作为政府颁发特许状的报酬又提供了120万镑的借款；1711年南海公司成立时向政府提供的总计900万镑的借款；等等。在安妮统治时期，大部分长期债券都被股份公司认购，到了1712年，三个主要的股份公司实际上已经为政府提供了1 500万镑的贷款，这一数额占政府长期借款的62%，总借款（包括长期和短期）的35%。(213)
总之，在17世纪末英国的债务体系一方面存在利率高，并且随时可能到期的短期债券；另一方面存在着大量期限不同、转让手续繁杂、缺乏流动性的年金，英国国债设立初期的情况可以用“混乱”两个字来描述，这种混乱的状况使英国政府的债务转换成为当务之急。
英格兰银行的建立是英国乃至世界金融领域中的一项重大革命，它使国债在制度化方面前进了一大步。在1694年刚建立时，英格兰银行就为政府筹得了120万镑的资金，投资者们认购了英格兰银行120万镑的原始股，银行转手就将这些资金以8%的利息借给了政府，议会拨出一部分关税和消费税收入来偿还利息。这对政府债券投资者、政府和银行任何一方来说都是有利的：投资者从银行的股票和股息中获利；政府不仅获得了大量贷款，此后还有了一个能够帮助其进行短期融资的机构——英格兰银行向政府提供短期贷款，并帮助解决英国的汇款业务；(214)银行则可以从政府那里得到8%的利息，每年4 000镑的管理费，再加上发行债券和办理政府存款业务的垄断权。(215)
1694年之后，战争不断，英国的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再次出现短期债务累积。1697年，英格兰银行通过扩大其融资规模为政府提供帮助。那些政府短期债券持有者可以用他们手中的债券来兑换英格兰银行的股票，这样在原始股基础上银行又发行了100万镑的银行股票。之所以将这次发行的股票也纳入原始股范围是因为银行特许状的有效期延到了1711年，获得了银行业的垄断权，从而可以根据认购者的需求再次发行银行券。英格兰银行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将短期债务转换成了长期债务。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英格兰银行继续为政府提供重要的服务，除了进行短期融资外，在1709年银行又给政府提供了40万镑的长期无息贷款，银行还利用它的资本新增发了2 531 347镑的股票融资，这笔资金被用于偿还新发行的价值250万镑的短期国库券。到1749年，政府欠英格兰银行的借款达到11 168 600镑，在1751年佩勒姆将公债利息统一转换为3%之前，英国政府欠英格兰银行的国债欠款本金高达11 868 000镑，年利息总计435 472镑。到18世纪60年代，英格兰银行持有的国债份额，从最初的不到20%增长到了近70%。(216)
与政府债务转换相关的另一家公司就是组建于1711年的南海公司，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短期债务再次积压，在1709年和1710年，用于军费开支的海军和军需券、短期金融产品出现非常严重的贴现，说明当时人们对政府能否偿还债务持有一种消极的态度。到1711年，英国政府债务总额已经超过了900万镑。在托利党人赢得1710年的大选后，财政大臣罗伯特·哈利（Robert Harley）采纳了商人约翰·布伦特（John Blunt）的建议，向议会提出建立南海公司以转换短期国债为长期国债。根据南海法案，建立南海公司并授予其从事南海（即南美洲）贸易的垄断权；将9 471 325镑的国债转换为南海公司股票，并由政府支付6%的利息；同时，政府以葡萄酒、醋、烟草、东印度公司货物、丝织品、鲸须以及其他商品的关税作担保。(217)《南海法案》很快在上下两院获得通过并签署生效。1711年9月哈利得到了王室颁发的特许状，组建南海公司并任第一任总裁。南海方案的提议人布伦特则成为公司的董事。国债转换为等额的南海公司股票，每股面值100镑，到了1711年底，大约97%的政府短期债券被兑换成南海公司的股票。(218)
由此可见，近代初期英国政府债务转换的实质是债权关系的转移，也就是说，把国家对个人欠债转为公司对个人欠债、国家对公司欠债。通过这种债务转换，国家可以不再对政府债券持有者支付本息，而将其折算为一笔总数，以贸易垄断权为条件，要求某家特权公司在一定期限内垫付这比数目（实则买断政府债务），作为补偿，国家将向公司每年支付一定利息，利率一般会低于以前。政府债券的经营权被转交给这家公司以后，政府债券持有人将与该公司打交道，把手中的债券兑换成公司的股票，使自己成为公司股票的持有人，不再作为国家的债权人存在，这些人需要钱时可以在市场上将股票抛售。公司则以政府每年拨付的税收预留款作为担保发行股票，筹集运作资本，通过贸易特权以及和货币经营等方法赚钱，并通过发行股票筹得部分欠款预支给国家，成为政府的长期筹资运作机构。国家、公司、个人三者都能在债务转换中获益：国家借此可以通过利率的降低来减轻债务负担，并使财政部得以摆脱债务经营所带来的麻烦；公司可以通过贸易、政府支付的税收、转换债务的费用以及公司股票在证券市场上的溢价收入赚钱；个人可以作为公司的股票持有人从公司分得红利，也可以在需要钱的时候，将手中持有的股票在市场上变现，随时索回自己的钱。这些公司让私人资本成为政府长期借款的主要来源。(219)
债务转换是英国政府国债制度取得成功的关键。债务转换的实质是国债推向市场，通过债权关系的转移，使国家、公司、个人三者都能够从中获益。这种新的融资方法使国家不再需要偿还债务本金，通过把国家对个人的流动债务改造为国家对特权公司的固定债务，政府的债务结构变得更加合理，债务市场也得到了扩大和深化，这些有利于英国国债制度朝着健康方向发展。债务转换使英国政府得以直接支配远远超过税收收入的经济与金融资源，这不仅使英国成为当时西方最大的举债国，也使英国经济的基础更加稳定。
（二）伦敦证券市场的兴起
通过债务转换，公司发行股票筹集的资本以有息借款的形式被借给了政府，股份公司的股票持有人从间接上来说也是国家的长期债权人。由于公司的股票具有流动性，可以在证券市场上抛售，这对债权人来说政府的长期债券可以根据他自己的意愿变成长期或短期债券，债权人可以将股票卖给第三方来收回自己的资金，不再需要政府继续偿还债务。因此，政府借款能够长期维持下去离不开债券的流通，而这只有在一个活跃的资本市场中才能做到。通过股份公司，国家财政开始与私人资本和伦敦证券市场联系起来。(220)
很多人都对伦敦证券市场的迅速发展感到吃惊，因为在1688年，英国还没有出现有组织的证券市场。戴维斯（Davies）也曾说过：“1690年以前股份公司股票的交易机构看起来如此原始。”(221)但光荣革命之后，股票市场非常活跃，私人债券的交易量大幅度增加。在17世纪90年代初，这些证券平均每年的交易量约为30万镑，十年之后，交易量增加到平均每年340万镑，到了1710年，平均每年交易量为1 100万镑。在南海泡沫危机之后，证券交易量有所下降，但1715年到1750年，证券交易量远远大于革命之初。(222)以下几个原因促进了英国证券市场的繁荣：
首先是股份公司数量的增加。在17世纪70年代，股份公司的数量很少，1689年之前，在英国只有14家股份公司。并且除了东印度公司外，其他股份公司的规模都很小，资本有限。1672年成立的皇家非洲公司的资本额大约有11万镑，而1670年成立的哈德逊湾公司只有32名股东，资本总额为10 500镑。(223)但随着股票公司数量的增加，证券市场变得活跃起来。17世纪90年代初，股份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到1695年，已有100个股份公司宣告成立，资本额达450万镑。到了18世纪，南海公司的成立及其股票价格的飙升使得一批新公司迅速涌现，1719年9月至1720年8月新成立的股份公司就有195家。(224)这些股份公司依靠股份联合，把社会上那些有热情参与海外贸易的闲置资金最大限度地征集起来。
大同盟战争的爆发为17世纪90年代证券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契机。由于战争干扰了正常的对外贸易，法国的私掠船频频犯险，英格兰海军的扩张让国内航运和航海业缺乏劳动力。那些在战争期间无事可做的商人手中拥有大量的闲置资本，为了获利他们就将钱投入股票市场。这一时期从贸易流出的资本涌向了股票市场，布劳顿（Broughton）就此评论道：“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过去数年中，商人从国家贸易中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现在战争让对外贸易缺乏安全保证，无法正常进行。因此，他们不得不寻找其他赚钱的渠道，他们主要通过购买政府债券，把钱借给政府来获利。”(225)
其次是证券交易社会基础的壮大。伦敦证券市场上交易的主要是股份公司特别是三大股份公司的股票、公司债券和政府发行的国债券，吸引了社会各个阶层的投资。股票投资者主要通过较高的股利及股价的上涨赚钱。股票投资风险最大，但收益相对来说也最高，因此投资者大多都是伦敦的商人和金融家。例如“1730年拥有东印度公司股票达1万英镑以上者仅47人，其中除3名贵族、1名医生、1名未婚老妇女和1名有钱的寡妇外，大部分持股人为伦敦的职业金融家”。(226)
股票公司除发行股票融资外，还发行短期内偿还的公司债券。公司债券利息多为5%以下，持有者随时可以将它们兑换成现金，并且每年可以得到一笔不多但有保障的利息。对于那些不求迅速发财，但求从投资中取得稳定收入的人来说，债券具有很大的吸引力，那些有钱的未婚老妇女和寡妇就是一个热衷投资公司债券的群体。此外，伦敦股票市场上非常引人注意的是政府发行的证券和国债。在1688年之后，它们因具有股票和公司债券都无法比拟的稳定性而吸引了众多的投资者，成为伦敦中产阶级青睐的投资产品。他们没有足够的资金大量购买股票冒险，公司债券的信誉不如国债信誉好，于是国债成为他们最好的投资渠道。
第三，报业和商业出版物推动了证券市场的发展。对股票市场来说，信息是最为关键的，债券市场中证券交易人获得的信息越多，交易市场的效率越高。在所有信息中，股票的价格无疑是最重要的，买卖双方都希望知道股票的市场价格及其价格的浮动情况。
证券市场第一次公布股票价格是在17世纪80年代，当时惠斯顿（Whiston）在他出版的《商人提示者》（The Merchants Remembrancer）杂志中每周公布一次股票信息，记录了商人抛售股票时的最高和最低价格。1681年，约翰·霍顿（John Houghton）的《为改善农业和贸易搜集信息》（A Collection for Improvement of Husbandry and Trade）每两周出版一次，并提供准确的股票价格信息。后来这个杂志和约翰·卡丹（John Cadtaing）的《交易程序》（The Course of the Exchange）合并，主要为从事商业的读者服务。卡丹在伦敦交易巷里有一个专门的办公室，因此他能够轻易地收集到股票交易价格信息。伦敦保险公司面向其客户出版了《不列颠墨丘利》(227)（British Mercury），每年支付6镑就可以订阅。证券交易人希望至少要获得准确公正的信息，信息公布人也尽量避免有任何偏见。在1710年10月召开的伦敦保险公司会议上，股东们表示：“在报道大选时，无论候选人属于哪一个党派，我们都将如实反映，我们的报纸不会掺杂党派偏见。”(228)正是因为拥有这些资源，几乎每一位报纸的阅读者都很容易获得当天股票价格的准确信息。
最后是专职股票经纪人的出现和股票转让的程序化。随着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人们在进行股票交易时也开始出现了分工，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中出现了专职的股票经纪人，他们的主要作用是充当买卖双方的中介，零售经纪人直接面对投资者，批发经纪人主要与借款方打交道。
在17世纪80年代，这些股票经纪人的主要工作就是在报纸上为他们的客户刊登广告，到了18世纪初期，这种广告已经非常普遍了。股票经纪人即使自己不买卖股票也会每天都活跃在证券市场上。当个人之间进行股票转让时，买卖双方首先达成交易协定，他们可以亲自会面也可以通过经纪人进行交易。由于股票经纪人的作用太大了，以至于在股市崩溃时，他们总是替罪羊。威廉三世时，议会通过法案来对股票经纪人的数量和活动进行控制，这说明在17世纪末他们已经是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229)
与股票经纪人同时出现的还有股票交易的固定程序。股票交易要在公司备案（这要求买卖双方都签字），股份公司有专门的交易簿来记录公司股票转让情况，包括股票所有者和转让者信息在内的登记内容随后就会被邮寄给公司股东。这些程序都要经过公司的审查，因此通过签订合同，转让股票的程序变得固定化。股票转让程序的固定化降低了股票交易的成本，促进了债券市场的繁荣。
综上所述，由于股份公司的发展，获得股票交易信息渠道的便利以及股票交易程序的固定化、规范化，伦敦证券交易市场在18世纪已经初具规模。在债务转换之后，政府债务已经成为一种具有高度流动性的金融商品，政府债权人通过股份公司的交易来买卖政府的债务。在活跃的伦敦证券市场中，政府最大限度地动员了国内可利用的财政资源，为英国筹集大量战争资金。
19世纪，英国财政税收制度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在国家税收体系上经历了从间接税到直接税的转变；所得税从早期“少数人”即富裕者的直接税，到19世纪末逐渐成为大多数人的税负，从而为现代社会创造了一种可靠稳定的税收，确立了现代税收体系的重要支柱；以财富多寡、收入高低为衡量指标的累进税收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则体现了向现代社会以税收为杠杆调节社会财富的重要转变，从而为20世纪社会运用税收手段重新分配社会财富、追求社会公平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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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国库和财政部在英文里都是Treasury，但国库被正式称为“财政部”的时间应在1833年，当时财政署被废除，其财政管理职能也转交国库。但1667年的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奠定了国库作为现代财政部的性能和特征。此处按照习惯将“国库”称为“财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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