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圣公会的尴尬

进入19世纪，英国圣公会的国教地位虽然无法撼动，但是内部的危机已无法避免。第一，工业化以及乡村社会的发展改变了旧时的人口分布，一些区域教区组织已经不能适应人口的结构，教会提供的服务远远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需要：“1817年曼彻斯特人口达到109 457人，当地的国教堂只能容纳14 850人……1819年，谢菲尔德的人口是教堂可容纳人口的15倍，利兹6倍。”⁽⁵³⁾1828年，查尔斯·布罗姆菲尔德（Charles Blomfield）成为伦敦主教，他提议在首都再建50个新教堂，使之与首都的居民人数相匹配。⁽⁵⁴⁾第二，高级教士的收入、教士缺席教区教堂、教士多重任职等教会弊端在宗教改革之前就已经存在，在19世纪变得更加引人注目。在圣公会内部，高级教士的收入很多，但是绝大多数的下层教士却不然。人们更多将注意力集中在高收入的教士身上，认为他们的宗教服务与收入不对称。所谓“教士缺席教区教堂”指本教区教堂的主教或牧师因种种原因，不能正常主持本教堂的各种活动，不能为本教区的民众提供宗教服务，这种现象必然引起社会各个阶层的不满。第三，在主教人选上，任人唯亲的情况时常出现，特别是高级教士的任命。例如，理查·巴戈特（Richard Bagot）是巴戈特勋爵（Lord Bagot）的第六个儿子。他1806年获得圣职，1812年成为林奇菲尔德（Lichfield）受俸牧师，1817年成为温莎大教堂牧师，1827年任坎特伯雷大教堂教长（Dean of Canterbury）， 1829年任伦敦主教（Bishop of London）。虽然理查·巴戈特是个谨慎、能干的主教，但是，人们不免将他的高升与他的社会关系联系在一起。为此，19世纪初，教士们在履行职责方面受到比以前更多的指控。⁽⁵⁵⁾

在这样的形势下，英国圣公会的改革迫在眉睫。18世纪末、19世纪初，为了稳固圣公会的地位、消除圣公会的不良影响，吸引民众进入圣公会的教堂，议会颁布了一系列法律处理圣公会问题，并给予圣公会以经济上的支持。在1818年颁布的法令中，国家向圣公会提供100万英镑的资金，用于新教堂和教区的建设（6年后又增加50万英镑）。但是，圣公会的教堂数量并没有得到大幅度的增加，从1811年的11 444个，只增加到1821年的11 558个、1831年的11 883个。同一时期，英格兰的人口则增加了一半。⁽⁵⁶⁾因此，政府的资助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圣公会教堂数量不足的问题。在爱尔兰，由于大多数人口都是天主教徒，圣公会教堂只为少数人服务；在威尔士，圣公会的教堂面临“不从国教者”的严峻挑战。

到19世纪50年代，圣公会仍然是英国最大的基督教组织，在国家生活中具有牢固的地位。尽管很多人不经常到圣公会教堂做祷告，但仍然在圣公会的教堂举行洗礼、婚礼和葬礼。据统计，1851年圣公会教堂举行的英格兰人婚礼占84.9%，这一数字远远高于经常出席教堂的人数。⁽⁵⁷⁾(https://www.daowen.com)

在教育方面，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仍然坚持考查制度，“不从国教者”如果进入牛津大学，必须接受《三十九条信纲》。对于国教徒与非国教徒的不同待遇，诺曼认为：“有关教会捐赠的长期争论以及有关教堂税、教育资助、允许非国教徒上大学、教区教堂的安葬权、结婚登记等看起来是表面问题的争论，实际上都涉及重新定义国教这一要害。”⁽⁵⁸⁾

1888年，在圣公会的兰伯特主教会议（Lambeth Conference of Bishops）上，普世圣公会共守的“兰伯特宣言”出台：第一，坚持《圣经》的至高地位以及至高权柄；第二，坚持以《尼西亚信经》作为解释信仰的标准；第三，坚持洗礼和圣餐为最基本的礼仪；第四，坚持主教制。该宣言的实质是维持圣公会英国国教的地位，宣言既包含基督教的传统，在教义上坚守《尼西亚信经》，在礼仪方面将圣餐、洗礼视为基督教必须遵守的礼仪；又包含新教改革的成果，《圣经》至上是许多新教教派坚持的理念，宣言将《圣经》作为基督教的至高权柄，一定程度迎合了其他宗教派别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