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共和思想的内在矛盾

休谟曾经冒险地考察过这样一个重要问题：英国政体究竟更倾向于君主制，还是更倾向于共和制？⁽⁴¹⁾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从以莫尔、弥尔顿、休谟为代表的英国共和思想家的理论中感受到一种较为明显的矛盾性：他们一方面号召人们尽可能爱护、改进英国古老的政府，不要激发人们爱好危险的新奇东西；另一方面又说，可能是在某个遥远的地方，人们组织起来，建立一个全新的政府。但是，有一点是很鲜明的，即他们的社会发展观与政治现代化思想都是建立在“改良”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革命”的基础之上。由此，也可以看到英国政治文明渐进式发展的某些特质。

在英国渐进式的政治思想中，莫尔、哈林顿、休谟等既充分尊重君主制的社会传统和现实的政治生活，又同时在构想并追求共和理想。人们大多关注这些思想家的政治思想中君主制与共和制的矛盾性，即十分尊重君主制的传统，又同时心怀共和制理想。哈林顿与查理一世亲密的关系，使得他对后者始终抱有强烈的忠诚，因此内战爆发之后，他在议会面前为查理一世作了过多的辩护，以至于最终被撤销国王侍从官的职位。哈林顿在倡导共和理想的同时，却没有选择公然反对国王，与克伦威尔政府保持了一定距离，处于一种微妙而矛盾的中立地位。休谟有些时候选择了君主制。他曾说过，几乎在所有情况下，虽然自由均较奴役可取，我却宁愿看到这个岛上存在一个君主专制政体而不是存在一个共和政体。⁽⁴²⁾尽管共和制可以比君主制更完善、更自由，然而休谟认为，共和制并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且也没有理由希望在君主制瓦解的基础上去建立共和制。休谟对君主制推崇的原因有以下几条。其一，英国君主制在社会的发展与沿革中间形成了近千年的传统与文明，与英国人民的文化心理、与英国的国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休谟是一位十分尊重传统的学者和思想家。其二，霍布斯的政治观在英国思想史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这一点也给这些共和思想家的政治思想带来很深的影响。霍布斯一方面追求自由和法制契约的可能性，一方面又对君主制情有独钟，而且这一思想几乎全面得到英国历史的证实。其三，以克伦威尔为首建立的所谓共和国，以军事独裁的方式严重破坏了多元、融合的君主立宪制传统，从根本上伤害了英国人民对共和制的激情和理想，同时也伤害了共和制自身的生命力。其四，英国共和思想家的个人因素，例如休谟是一位富有现实感和未来意识的思想家，在君主制成为现实社会制度的情况下，他时常表现出对自己真实思想的隐蔽。他的宗教学著作《自由宗教对话录》出版过程的矛盾心理就是一个最有力的说明。他原希望这本书在自己过世以后再出版，然而15年之后，忽然又担心自己过世以后出版不了，反而又努力寻求出版之路径。这一史实告诉人们，休谟并不是坦率的思想家，他真正的政治思想常常深埋在心灵之中。对君主制的尊重主要来自传统和现实的作用，而与他相同，莫尔、哈林顿，甚至包括弥尔顿在心灵深处都可称得上是温和的共和思想家。

在英国的政治制度史上，共和思想的形成与共和制度的建立是不同步的。在专制王权之下，下级城市的政府采用共有的共和制，国家和省则采用君主制。但是，这些同样的环境很容易使城市共和制得以建立，只是它们的建立呈现出脆弱和不稳定等特点。⁽⁴³⁾从总体上看，英国的共和思想以和平、自由和正义为根本目的，这一目的也渗透于共和思想家的经济学和历史观之中。1748年至1758年，休谟参加了反对重商主义的论战。他认为，经济发展有一个“自然的”过程，即国际经济的自然状态如果被打破，它会自然恢复其平衡，这一观点反映了自由主义经济力量和思想意识的崛起。尽管人们很难弄清休谟、斯密等人为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究竟各自贡献了什么，但是，可以断定，休谟的经济自由观以及货币性质和市场竞争等学说，都在不同程度上给斯密带来重要的影响。休谟在经济学说中，曾经以不尽科学的货币数量论反对晚期重商主义的贸易差额论。他的国际贸易论不仅深得英国资产阶级的赏识，而且客观上也有力地推进了英国资本主义对外经济的发展与扩张，使欧洲民族国家的经济发展进一步走上国际化的道路。(https://www.daowen.com)

以休谟对英国历史问题的看法为例，我们也可以把握英国共和思想家的政治倾向和历史观。在休谟的著作中，有一部可与《人性论》媲美的著作，那就是他的《英国史》。尽管这本书曾经是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之前最受欢迎的历史著作，然而它却在休谟的心里留下许多遗憾，其中最强烈的是来自英格兰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辉格党人、托利党人、教士、自由思想家、宗教家、爱国者和宫廷中的人们的攻击，这些人向他表示极大的愤慨，其原因是由于休谟为查理一世之死投以同情之泪。休谟说：“当这则致命死刑的报道被传开时，不仅是被血的悲痛压倒的旁观者，甚至是全国人民都很难形容他们那时的悲痛、愤怒和震惊。……据说，他们中的一些忘我的人，好像因为不能或无法拯救他们心爱的君主已经倒地而死。正是这些讲坛为不被收买的眼泪沾湿了……”⁽⁴⁴⁾同样，哈林顿在查理一世被处决之后，也陷入了长时间的悲愤之中，以至于度过了一段阴郁的隐居时光。在休谟的历史学叙述中，事实上提出了一连串追问：人民是否可以在任何情况下都具有审判和惩罚其君主的权力？在君主制已经成为历史，君主立宪制实现了历史性转换的情况下，人们虚妄地追求共和制是否非常放肆的和蛊惑人心的？⁽⁴⁵⁾事实上，这种历史观是和英国现代文明的基本特点联系在一起的，即在革命中寻求改良，在斗争中寻求调和。当休谟讨论1641年保王党人和议会法规专家之间辩论的时候，休谟采用的是努力使每一方都可接受的方法，⁽⁴⁶⁾但最终遭到许多派别的谴责。在英国革命终结封建专制、以暴力处决君主的时候，以哈林顿和休谟为代表，这些思想家们又表现出质疑和否定的态度，这无疑表明他们的共和主义思想中所固有的矛盾性和渐进调和、温和改良的色彩。

英国共和思想自成体系，同时也是充满矛盾的，这一现象与其学术思想的背景密切相关。一方面，哈林顿、休谟共和思想的矛盾性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从教父神学对哲学的绝对控制到经院哲学由唯实论向唯名论的变迁，其中对神学与哲学、科学与道德等许多重要学术范畴的关系等问题从来就没有过清晰的认识，因此对于生活在具有温和、渐进文化传统国度里的英国共和思想家们来说，共和思想出现的矛盾性是完全正常的。另一方面，英国共和思想的矛盾性也是时代的产物。自16世纪以来，英国一直处在一个多种杂乱思想迸发的启蒙时代，多种新事物、新观点都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并使18世纪成为现代的重要组成部分。⁽⁴⁷⁾在这一时代中，英国共和思想出现许多矛盾甚至对立的因素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实上，正是这样一种具有鲜明的倾向而又同时存在矛盾的伟大思想敲开了人类近代思想史的大门，同时也从根本上造就了英国共和思想温和、多元、渐进与和谐的现代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