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共和思想的主要意义

由于莫尔、弥尔顿、哈林顿、洛克、休谟都是富有历史感的思想家，他们用历史的眼光来看自己的民族。出于对英国历史事实的考察，休谟说：“近五十年以来，由于学术和自由的增长与进展，信念已发生突飞猛进的明显变化，这个岛国的大多数人已经摆脱了对于名人和权威的迷信般的崇敬。教会也已大大丧失声望；他们的教义被人嘲弄，教会在世上甚至难以自力维持存在。国王这个独一无二的称号很少受人尊重。”⁽⁴⁸⁾也就是说，君主专制时代的特征已本质性地消失。正是基于这种历史事实及其研究，这些思想家的共和思想在英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首先，共和思想在英王权力中的体现。在休谟眼中，国王身上所有的美德都保持了合适的界线，应当受到完全的称赞。⁽⁴⁹⁾因此，国王在共和思想的语境中具有特殊的意义。自汉诺威时代英王与政府分离之后，人们便认为英王只是象征国家的“虚位元首”。事实上，英王之位“虚位不虚”，它在共和主义语境中既享受权力，同时也是相对稳定、均衡全体的组成部分。英王的这一性质，在英国历史上时常得到充分的证明。

英王在共和主义语境中的权力是不可忽视的。英王不仅具有任命首相的权力，还可以对议会的决议案动用否决权。1708年，英王曾经对议会通过的法案行使否决权，这在英国历史上是极其少见的案例。到了大英帝国鼎盛时期的维多利亚时代以后，国王的权力有所收敛，然而英王在英国政治不同派别中的调节作用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866年，当德比、迪斯雷利与威廉·格拉斯顿为了各自的利益，就选举权发生尖锐的冲突而难以遏制时，维多利亚女王要求德比和迪斯雷利不要以猛烈的、党派的方式反对改革这个重要问题，而要以他对党的影响，不是基于党派，而是基于一种解决问题，试图达到某种一致的观点来对待。正是在英王的协调和干预之下，1867年的英国议会第三次改革才获得圆满的成功。这是发挥英王权威，达到权力均衡，推动社会政治协调发展的典型案例。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英王在首相与议会中间确立了一种传统。首相要求议会解散不必经过内阁全体成员同意，但必须经过英王的支持，否则请求无效。当然，英王最重要的权力还是体现在党派纷争特别是大选出现难题、首相难以产生的时候。按英国的传统，首相通常由多数党的领袖担任，英王加以任命。但是，如果当大选未产生多数党，或者多数党没有明确的领袖的时候，英王的均衡权力便可以产生决定性的作用。比如，在1924年的大选中，乔治五世任命了少数党的领袖斯坦利·鲍德温组成第一届工党政府。1957年，伊丽莎白女王任命了领袖身份不明确的哈罗德·麦克米伦组阁。由此可以看出英王在英国政治中均衡、调节作用的重要意义。大概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对国王和君主立宪制中的共和主义传统作出了高度的评价。英国前首相阿斯奎斯在给乔治五世写的备忘录中说，我们现在有一个确立了两百年的传统，就是归根到底王位的所有者接受大臣的建议并照此办事。君主可能失去了个人的权力和权威，但是王位却可以由此避开党派之间的风风雨雨……英王的个人权力对于延续民族的生存起着无法估量的维护作用。⁽⁵⁰⁾罗素也在《权力论》中说，具有共和主义内涵的民主政治虽然不能保证最好的，但却可以避免最坏的。英国大约就是一个例证。今日的女王顶着美丽的光环，以其高贵的谱系和传奇的色彩被人民尊崇、瞻仰，虚幻的王位能让社会得到稳定，那么就一直这样下去也没有什么不可以。重要的不是形式，只要结果人们能够接受就行，这就是英国人对女王不反感，甚至还希望她舒舒服服地住在白金汉宫里的原因。事实上，正是拥有深厚的共和思想传统的英国赋予了英王在权力均衡中的地位。

其次，英国的共和思想在英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曾经以多种方式充分地表现出来。长期以来，英国在国际关系中，特别是在处理英国与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欧洲与美国之间的关系，以及欧洲一体化进程等诸多问题时，均体现出“光荣孤立”外交政策的基本品质。休谟认为，对于外交，英国人应当学习雅典人的精神。雅典人在希腊人中最为活跃、狡猾和好斗，当他们发现自己卷入每场争斗是错误的，就转而完全不再关心国外的事务，除了奉承赞扬胜利者外，在任何争斗中不参加任何一方。⁽⁵¹⁾事实上，英国的“光荣孤立”的外交政策正是这一共和主义外交思想的充分体现。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欧洲，许多大国纷纷进入结盟争霸的时代。1879年，德奥结盟，意大利1882年加入并形成三国同盟的格局；与此同时，法俄日渐接近，并于1894年最终签订协约。在这一背景下，英国人坚守自己多元、平等、均衡的政治传统。然而，英国政府的这一外交政策却受到崛起中的德意志的抵制。由于德国和法国的干预，英国政府在奥斯曼帝国、埃及和南非等区域的事务受到阻碍，连国内反对党领袖索尔兹伯里也讽刺格拉斯顿，认为他没有实现协调欧洲的愿望，反而招致欧洲各国的反对。(https://www.daowen.com)

令人关注的是，1885年保守党领袖索尔兹伯里上台之后，虽然外交关系有所松动，然而不结盟的孤立政策却依然如故。1896年1月，加拿大财长福斯特在议会上发表关于英国外交政策的演说，首先以“光荣孤立”来概括英国的外交政策，并试图以此来寻求与欧洲各国的均势与平衡。这一提法符合英国外交政策的实际，也得到了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海军大臣戈申和来自自由党的外交大臣罗斯伯里等人的赞同。他们认为，光荣孤立使自己的民族有选择的自由，而不像其他国家那样受别国的牵制；⁽⁵²⁾光荣孤立，不只属于每一届政府的统一战线，更属于一个伟大、强大和团结的民族。⁽⁵³⁾因此，与其说光荣孤立体现了休谟共和思想的历史意义，倒不如说共和思想是不列颠民族伟大传统的体现。

当今世界，共和思想与共和制已为世界绝大多数民族国家所普遍接受。193个主权国家有125个选择了共和制。当然，我们同时要以冷静的目光来看待哈林顿、休谟等人的共和思想，准确地理解和把握英国思想与文化传统的价值和缺陷。一方面，哈林顿与休谟揭示了英国共和思想的伟大传统和内在品质，并努力把这种多元互融与温和渐进的政治理想转化为现实，从根本上有益于民族国家和世界政治的稳定与发展。他们认为，在一切情况下，了解一下哪种政体最为完美，使得我们只需要通过温和的改变和革新便能将现有的一些政治结构或体制变得与之甚为近似而又不致引起过大的社会动荡，这毕竟是有益无害的事。⁽⁵⁴⁾后来，巴林顿·摩尔把这种温和、改良的发展模式概括为渐进主义的英国道路。⁽⁵⁵⁾另一方面，哈林顿、休谟的共和思想具有矛盾、保守和贵族化的倾向。我们认为，平民在弥尔顿、哈林顿和休谟的共和思想中始终没有占有实际份额，因此他们关于“共同利益”的观点只是一种理想，事实上是不可能实现的。也就是说，他们设计的理想共和国中的“共和”，只是一种有限的“共和”，是一种有产阶级的“共和”。另外，弥尔顿和休谟都过于看重“与激进主义政治有着紧密联系”的中产阶级⁽⁵⁶⁾及其在社会政治中的地位。这一思想只是机械地接受希腊共和思想中关于中产阶级的观点，实际上是缺乏相对性和科学性的。因此，在当代世界单边主义盛行、而多极化成为大多数民族国家的追求和理想的时代，正确理解英国共和思想的价值，科学把握共和思想的历史根源和具体表现，尤其具有现实意义。从思想家哈林顿、休谟等入手，探求共和思想及其在英国历史发展中的意义，有益于推进当代世界政治向着多元互融与和平稳定的方向发展。自启蒙运动以来，随着英国国力的上升与其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军事和经济的霸权，英国共和思想通过书籍市场和人员往来在国际社会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在其他地区发生一些重大政治事件时，英国共和思想得到了特别的关注。英国共和思想在1776年前后大量传入北美殖民地。由于英国和殖民地紧张关系的升级，殖民地的书籍市场涌现了大量讨论政府起源、分析殖民地局势的小册子。对伦敦政府和王室的不满，让殖民地作家关注英国历史上的政治反对派，由此，在19世纪反抗斯图亚特王室的共和思想家的作品，迅速成为殖民地政治精英谋求更大自治权的思想武器。⁽⁵⁷⁾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许多政治人物推动了英国共和思想作家的作品的出版和再版。米拉波（Mirabeau）出版了弥尔顿的作品。西耶斯（Sieyes）着重引用了哈林顿的《大洋国》。巴黎的一些激进政论作家还成立了科德利埃（Cordelier）俱乐部，定期讨论哈林顿等英国共和思想家的作品和观点。这家俱乐部是最早提出建立共和制度的激进组织之一。而且，他们将17世纪英国的共和思想区别于雅各宾派推崇的古典共和思想，说明了英国的历史经验进一步成为其他地区政治变革的参考。⁽⁵⁸⁾

西非的约鲁巴人（Yoruba）在19世纪中叶将英国共和思想中的“家长美德”和“友谊”等观念融入自身的宗教信仰之中。⁽⁵⁹⁾墨西哥人在19世纪一系列反抗西班牙统治的起义中运用英国共和思想中的“均势”观念以合法化自身的权利诉求。⁽⁶⁰⁾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外交官们在19世纪20年代时已经阅读和熟知吉本、罗伯特森和休谟等英国共和思想家的作品。⁽⁶¹⁾有着“现代印度之父”和“印度文艺复兴之父”称号的孟加拉社会活动家拉姆·莫汗·罗伊（Ram Mohan Roy）则在边沁的劝说下对共和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同情。⁽⁶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