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民的战争
国际关系极具威胁性，尤其是在欧洲。1937年，内维尔·张伯伦成为英国首相，他确信英国的国防能力比不上其潜在对手，并认为英国难以在不破坏经济的情况下再承受一场战争或增加国防开支。虽然英国的防御力量相对较强，尤其是海军和空军，但是英国军队的长官们也和他一样，采取了谨慎和高估对手的态度。(17)就在经济再次衰退之际，鲍德温发起了有节制的重整军备的行动，旨在刺激就业，尽管其效果并不明显。
张伯伦下定决心要避开他所认为的鲍德温式的外交政策。尽管他没有经验，但在其避免战争的决心驱使下，他全权掌管了外交事务。他相信战争会破坏对张伯伦家族非常重要的大英帝国，同时也认为德国的空袭轰炸将很快摧毁英国。他知道他有强有力的支持，尤其是妇女的强力支持，(18)正如在全国范围内所做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卷调查的结果所显示的那样。(19)一场帝国会议已经表明自治领可能不会为英国而战。当英国没有受到直接威胁时，他们支持英国对远在欧洲大陆的敌人采取绥靖政策，尽管澳大利亚并不太热衷于对邻近的日本也这么做。张伯伦和他的顾问们希望能遏制法国采取军事行动，同时试图与墨索里尼建立关系，而墨索里尼早在1936年时就已经正式与希特勒结盟了。尽管伊顿强烈反对，张伯伦还是接受了希特勒对阿比西尼亚（Abyssinia）的控制。张伯伦忽视了外交办公室的建议，他相信独裁者们是理性的人，他们会对和平谈判做出回应，但他那明显的不愿意交战的态度致使独裁者们的野心越来越膨胀。他希望德国的温和派能推翻希特勒，尤其是如果和解失败，温和派应该会惧怕来自英国的反抗。
1936年，德国、意大利先后与日本结成联盟。这使得英国不得不为了保护其利益而在亚洲开战。在外交办公室不支持的情况下，张伯伦企图与日本达成不在中国进行商业竞争的协议，但日本对此并不感兴趣，并在1937年以极端暴力的方式扩大入侵中国，袭击了英国和美国在长江上的船舰。英国向中国提供了有限的军事物资和道德上的支持，同时试图避免与日本发生冲突，这样的做法使得中国和日本都不满意。张伯伦和他的顾问不认为英国有值得信任的盟友。他们不信任法国人，而美国也越来越走向孤立主义，无论罗斯福希望对英国提供什么样的支持，都遭到了美国国会的限制。(20)英国财政部有理由怀疑，在没有美国经济支持的情况下，英国是否有能力承受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21)
1938年2月，英国派遣使者与希特勒谈判，这导致了伊顿的辞职，因为他的建议再次被忽视。接替他的是哈利法克斯勋爵，前印度总督和印度独立运动的调解人，张伯伦相信他的能力在目前的危机中是无价的。1938年3月，希特勒吞并了奥地利并威胁捷克斯洛伐克。此时，英国开始挖掘战壕并在伦敦发放防毒面具。尽管官方采取绥靖政策，公务员们却开始为战争做准备。实行战时管理的新的政府部门也已经规划好。科学与科技研究能力再一次得到了发展。(22)
张伯伦依然渴望维持和平，1938年，他两次乘坐飞机与希特勒会面，但都无功而返。当时，穿梭飞行的外交是不常见的，且此前他从未坐过飞机。9月，希特勒再次邀请他和法国总理到慕尼黑，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会面。希特勒表示，除非将在《凡尔赛条约》中划分给捷克斯洛伐克的说德语的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否则他将发动战争侵略之。张伯伦同意了，法国别无选择。他在回国后宣称他取得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这使罗斯福和斯大林，还有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确信英国不会开战。但随后不久这就变得不太可能了。1938年12月，德国爆发了针对犹太人和他们财产的袭击，史称“水晶之夜”，这暴露了纳粹残暴的反犹主义，并使得大量英国人开始支持战争。1939年3月，希特勒撕毁协议，入侵了捷克斯洛伐克剩下的非德语区并威胁波兰。哈利法克斯勋爵放弃了绥靖政策，要求开战的呼声日渐高涨。1939年初期，在英国股票经纪人尼古拉斯·温顿的安排下，669名捷克的犹太儿童搭乘火车来到英国，寄养在英国的家庭中。(23)这些儿童的家庭成员都在集中营丧生，他们再也没有见过他们的家人。这是英国人拯救和帮助犹太人的众多努力之一，这也是当时反犹主义盛行的另一个侧面。
4月，一项授权战时征兵的法案很快就在议会获得通过，以确保英国的作战部队在需要时能够有充足的人员补给，尽管军方担心训练征兵会阻碍军队的动员。军队建设特别是防空领域的建设在继续，技术创新获得了资金支持，包括高速战斗机的发展，例如飓风式战斗机和喷火式战斗机，以及发展英国作为雷达先驱的独一无二的作战优势。(24)法国人得到了英国将在必要时与他们共同作战的保证。张伯伦在最后时刻也动摇了，他提出要确保波兰独立，他有信心苏联会反对德国对波兰的入侵。现在几乎没有人再怀疑是否要开战了。4月，意大利入侵阿尔巴尼亚并威胁希腊。9月1日，尽管希特勒厌恶共产主义，他还是与斯大林达成了互不侵犯协议，这震惊了英国政府，接着他入侵波兰。张伯伦仍然希望能达成协议，但迫于内阁、议会、公众和媒体的压力，于9月3日与法国一起向德国宣战。
信息部和丘吉尔的演讲尽全力给民众塑造这样一种观念，即共同的战争压力以新的、有时是意想不到的方式把英国人民团结在一起，淡化了旧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加强了集体爱国主义的抗争。征兵制在一定程度上是平等的，尽管像以往一样，富人被定义为天生的军官阶层。在战争初期对轰炸和入侵的共同恐惧，以及对轰炸、配给和排队的共同经历，使原本不可能见面的人走到了一起。匆忙疏散儿童也一样，当时人们并不知道，把孩子从他们的家庭带到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可能会给孩子带来潜在的心理伤害。有时儿童疏散是将儿童从非常贫穷的家庭送到较富裕的家庭，这可能加剧社会分裂。一些撤离者得到了慷慨的接待，并从更好的教育、食物和环境中获益终生。另一些人则遭受了无法察觉的虐待。尽管付出了一些代价，大多数人从疏散的经验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包括对儿童的心理影响。(25)(https://www.daowen.com)
富人从危险的城市撤离到乡村的房子。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许多富裕家庭受到的最严重挫折之一，就是佣人永久性地跳槽到更有吸引力的地方去工作。英国的王室成员，包括两名年轻的公主——伊丽莎白和玛格丽特，认为他们有责任留在白金汉宫，直到它被炸毁，并以此来加强集体牺牲奉献精神。所有阶层的妇女以自愿的方式在战争中作出贡献。1938年，内政部设立了妇女自愿服务机构，最初是为了帮助疏散预期会被轰炸的地方。在整个战争期间，这一机构除了完成了本来的工作，也填补了其他功能，无可估量地补充了人手短缺的官方工作。这是一个跨阶层的组织，由前印度总督的遗孀斯特拉·雷丁夫人所领导，她具有领导才能，并在公共服务和志愿服务上有丰富经验。(26)
同第一次世界战争一样，大多数体力劳动者及其家庭的社会条件有所改善，由于1940年以来的充分就业和政府政策，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差距有所缩小。对参与服务的家庭补贴（同样包括“未婚妻”），(27)其实从战争开始就提供了，虽然看似不够慷慨，但比以前更有效率。自1939年，军人的妻子和两个孩子每周领取32先令的津贴，1940年领取33先令，1941年领取38先令，1942年领取43先令。1939年，男性工人每周的平均收入为56先令9便士。这些收入显然很难维持生活。到了1945年，公众开始对军人家庭贫困状况感到担忧，才使得他们的津贴上涨到60先令。若按军官夫人的阶级和服务人员的标准来衡量，她们的工资也相对较低。(28)
从1941年开始，在伍尔顿的配给制度下，健康食品的价格被优先控制在合理范围内。这改善了许多低收入家庭的饮食，大多数地方政府都开设英国餐馆，如同丘吉尔他们一直坚称的，这些餐馆提供低成本、营养丰富的食物。到1943年9月，英国有2160家餐馆每天供应大约63万份食物。(29)艾德礼领导的粮食政策委员会自1940年起对拥有5岁以下孩子的母亲进行牛奶补助，并每天供应牛奶和伙食给小学生。1945年2月，165万名儿童获得伙食供应，其中的14%是免费，其余的每一餐付4便士至6便士；73%的小学生获得了免费牛奶的供应。(30)儿童免费接种白喉疫苗，这消除了战前的一个主要杀手。战前政府降低儿童死亡率和改善健康状况的努力取得了进展，使最贫困的人受益最多。英国政府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更积极地介入改善民众的社会条件。
不同寻常的是，财政大臣金斯利·伍德（保守党）直到1942年才进入战时内阁，而且他在控制开支方面的权力非常有限。凯恩斯无偿地为政府担任经济顾问，直接对战时内阁而非财政部负责，并提倡累进税制，控制物价、工资和物资，以避免战争资金流入而造成通胀。税收改革进一步削弱了不平等。为了抑制国民消费，消费税和100%的超额利润税在战争开始时被推行，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1939年，所得税的标准税率是29%，并对2 000英镑以上收入的人民征收41%的附加税。1 000万人需要交税，筹集到的资金达4亿英镑。1941年，所得税的标准税率提高至50%，附加税则提高至48%，税收津贴亦被削减。在1944年至1945年，几乎有1 400万纳税人支付每年14亿英镑的税收。1943年推行的所得税预扣法使得收税更加容易和简单，该条例规定雇主将负责通过扣减薪酬，来取代长期以来由政府官员个人评定薪酬的制度和每年一次或两次的薪酬计算。(31)1938年至1948年间，收入最高的1／6人群的购买力下降了约30%，而其余人群的购买力则增长了约25%。
战争的状态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凝聚力并减少了不平等，这一点并不能确定，但还是发生了一些改变，民众希望战后能够进行更加深刻的转变。(32)战争再次改善了许多人的生活水平，比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这次战争更多地向政府暴露出许多公众不能接受的状态，这些现象必须也能够得到改善，这为战后的改革画出了蓝图，也塑造了战后的政治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