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如何走上学术之路的

问：请您介绍一下您的个人的求学经历，同时也请您分享一下您个人的入行经历/涉足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的缘起。

郭永秉：我的求学经历不太具有典型性，而且现在回想，步入这一领域研究有相当大的偶然性，可能跟大部分从事这个行当的青年学者不太一样。我并不是古文字和出土文献方向的硕士博士出身，硕士阶段专业是汉语言文字学，博士专业是专门史。至于对古汉字和出土文献的兴趣，倒是起得比较早。我本科就读于复旦大学文科基地班（我们那一届委托中文系管理），班级导师傅杰老师在大二时就给我推荐过《文字学概要》和《古文字学初阶》两本书，本科时还选修历史系高智群先生的先秦史、古文字学等课程（高老师是杨宽先生的弟子）。硕士三年级上半学期结束，经过傅老师、高老师和几位本科阶段的任课老师保荐，博士研究生从中文系转到历史系，师从朱维铮先生写毕业论文。未曾想到，裘锡圭先生2004年正式调动到复旦，2005年1月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成立，幸能直接受教，在出土文献和古文字研究方面得以拨云见日、开拓眼界，逐渐开始懂得古文字研究的方法和戒律。

我选修过裘先生在复旦开设的唯一一门课——“古文字学”，这门课上傅杰、高智群、陈正宏等老师都基本跟学生一起从头旁听到尾，大概今后的复旦校园永远不会有这样的景况了。记得裘先生开课前后，我刚好写出有关于上博简《容成氏》“有虞迵”问题的考证，裘先生看过此文之后在书房跟我谈了一次，既给予充分肯定，又提出修改意见（包括文章的写法问题、字词使用的准确性等，印象很深的是裘先生特意给我纠正了文中用得不恰当的“提封”一词），并说这门课的期末论文可用此文交卷，不必另写（后来还让沈培老师传话，说可以交给中心《集刊》的创刊号发表）。我那时比较好强，觉得课程论文还是要写点新的，没想到期末新写的一篇交卷之后被裘先生专门找去面谈，文章内容被批得体无完肤，我在《古文字与古文献论集》的后记里面提到裘先生告诫“治学最需不要骗别人也不要骗自己，而以不骗自己尤难做到”，就是那一次的事情。这次长谈，在我自己的治学之路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由此知道什么文章能写，什么文章不能写，红线在哪里。至今认为差堪欣慰的是，自己还没有忘记裘先生十五年前的教诲，努力多写“应该写、必须写”的文章，少写“可以写”的文章，不写“不该写”的文章，该不该写的标准主要就是能否说服自己。

当时随裘先生一起来到复旦任教的沈培先生、陈剑先生，我也都常有请益。我选修过陈剑先生的“上博简研读”课程，对后来撰写博士论文过程中使用资料有莫大帮助，释读“有虞迵”的文章也曾蒙陈先生赐教，得以最终修改成稿。沈培先生任教复旦期间开的甲骨学、简帛语言研究，我有幸都听过，尤其简帛语言研究课对我启发很大，讲得很精彩。我记得以前在文章里提到过，考证《容成氏》殷纣恶事之一“博弈”的意见就是听沈老师的这门课之后反复考虑写出的。我留校之后到沈老师离职去香港任教，和他共事过差不多有一年时间，那段时间中心平时没多少人，我们常在一起吃食堂、打乒乓球、校内散步（记得还有访问学者罗振跃先生一起）。我印象中，关于《平王问郑寿》“讯”字的意见，最早也是跟沈老师聊起的，这应该是我在古文字释字方面的第一个新见。这个意见跟他本来的看法不同，但我跟沈老师讨论这个问题时，他略加思考便肯定我的想法，我们散步回来，步出27层电梯时，他很认真地对我说：“你应该快点写出来”，还给了一些具体建议。好像在这之后不久，有一次张光裕先生来访聚餐，沈老师在开席前跟裘先生、陈剑先生简单提起我释“讯”之说，散席后陈先生从桌子对面走过来跟我说，“我刚想了想，‘讯’肯定是对的”。十四五年过去了，这一幕幕皆如在眼前，永久定格在记忆当中，不可再现矣。这些先生对我的点拨、指教、帮助和鼓励，是我能顺利步入这一行、没走太多弯路的重要原因，至今仍然十分铭感和庆幸。

问：您能否简要介绍一下您当前的研究领域以及未来的研究计划。

郭永秉：当前主要的阅读和研究范围还是集中在东周到汉代这一块，但因为兴趣较杂，乱七八糟的书都买来看看，导致漫羡无归，现在古文字的研究反而看得比较少一些。疫情以来时间比较集中，干扰相当少，读了不少书（前一阵刚把新出的点校本《十六国春秋辑补》认真读完了大半，这算是逸出管辖段的阅读了，但也很有收获），聚精会神写了几篇小文，一篇偏历史文献的，一篇古文字的，一篇文学史的。历史文献方面的是关于西汉年号启用问题的总检讨，这是把2019年应陈正宏老师邀请在复旦古籍所“司马迁讲座”讲的内容正式写定成文，对西汉前期改元始末及年号创立以后的分歧复杂的问题进行了清理，解释了一些疑虑，对若干误解作了澄清。这个问题在我访问北大文研院时就已经开始搜集整理材料，考虑了将近两年，最近终于脱稿交卷；一篇是关于战国时代魏国量制的文章，此文的看法跟过去几十年来的一些成说有比较大的不同，虽然还存有一些尚待厘清的疑点，但自认为在魏国鼎的量值和斠量问题的认识上，取得了一点进展；还有一篇是关于《柏梁台诗》文本性质和文学史意义的长文，此文也有些异于传统理解的看法，自以为写得比较用功，甚至可以用心力交瘁四字形容，但外行人必有外行话，到时如能顺利刊出希望得到行内学者的批评。

我很少设定详密有序的研究计划，基本上属于随着读书思考的兴趣走的那类。不过有些工作是近期必须要努力完成的。一是陈侃理先生主持的《出土文献与秦汉史》一书，邀请我完成秦汉文字一章的撰写，断断续续好多年，一直没有交稿，一方面是新出材料和成果太多，自己很难掌握体会全面，下笔艰难，另一方面也是疏懒导致的拖拉，迄今只完成了五分之四的样子，很对不起侃理兄和其他参与的同仁。二是一个关于清华简的课题需要结项。这课题从青年研究到了中年，明年无论如何要结束。此前关于战国文字的有些想法，也在相关会议上报告过，一直拖拉没有写出来，最近看到还有论文引用，所以感到还是可以再充实后写出。此外还一直想把博士论文的小书修订增补，当时所论很多已经过时不敷用，有些问题当时因为主客观所限而没有能认真涉及，现在自己的有些看法也不同了，有些有新材料可以谈出新意，所以这个工作还是要早点做的，很多地方可能还不是小修补而是要重起炉灶新来。去年承林澐先生推荐，参加泰山学院承办的七十年来的中国史学研讨会，提交了一篇《二十年来有关夏史的新见文献资料与研究反思》的草稿，也算是为重写此书做了点资料准备（这部分是过去我那本小书谈得较少的）。另外还有些稍远之后打算写的书，这里暂且就不谈了。目下还打算把英文弄得熟练一点，所以最近备课、写作之余比较多在读英文著作，历史、小说的都有，希望有朝一日能比较自如畅快地阅读一手英文文献。有位熟悉的外语系同事常批评我英文不济，最近也越发感到阅读一手外文文献资料的重要性，这都是又捡起英文的动力。

问：我们目前处在大数据的时代，您认为其带给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的最大挑战是什么？目前最需要用力的有哪些方面/未来可以在哪些方面可以有更大的突破？

郭永秉：没有怎么关心，而且这方面也确实不太懂，惭愧跟不上新时代。不过我的浅见当中始终认为，研究古文字古文献，应是今人与古人的对话，这是大数据永远无法取代的。培养人之为人的古典语文感悟力和创造力，我想不是大数据、人工智能可以做到的，也许将来有这个领域的深蓝、阿尔法狗，但就像绝无可能制造出卡斯帕罗夫、吴清源一样，也不可能制造出人工智能的王国维、唐兰，考释文字、解读文本，大概也不是大数据可以一管到底并最终解决核心关键问题的。功利机巧，当然要承认它的好，然而要驾驭住它而不淡忘人心，也是很不容易的，其实机巧带来的弊病，现在已经相当明显了，这一点深应警惕。萧伯纳的名文《财富的积累与人的腐蚀》关于大工业制作胸针对人之异化、摧毁人的自由和创造力的分析，也许值得做我们这一行的人好好体会吧。

问：出土文献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涉及汉语言文字学、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等多个学科。您如何看待这四者之间的关系？

郭永秉：出土文献研究本身，不断在证明这些人为的学科划分除了是为各种蛋糕切分和学生招生培养考虑之外，真正学术上的意义是很有限的。当然，人的精力、求学和研究背景本身都是有局限的，我们这一行中，李学勤、裘锡圭、林澐三位杰出的前辈学者，实话讲，在这四块上面也并都不是平均的、齐头并进的，皆各有其擅场，也有稍弱的部分，但他们至少不怎么缺门，或者说没有构成学术上致命弱点的缺门短板，在今天道术已裂、信息爆炸的背景下，更显得尤难追赶。

我决不是谦虚，就拿自己实事求是分析，虽名为历史学博士，但实际对古史了解得很有限，考古学近乎不懂，其他两个也在半懂不懂之间，无疑大大限制了自己发展的可能性。有时万不得已要涉及考古资料引用的，就得请教内行同道如陈昭容、陈小三、田成方诸位先生，涉及文献版本的问题就请教李开升先生，请他们帮我把关、释惑。我记得今年有一次，陈小三兄收到寄去的拙文后几分钟就告诉我某条材料引得不准确，自己分析就是因为对考古资料本身没有全面把握、读的材料太少造成的。除了汉语言文字、考古、历史、文献之外，各种门类的学科知识对我们这个综合性、交叉性领域而言都是有益的。我最近写有关柏梁诗的文章，因为文学史方面知识欠缺太多，对驾驭问题自觉学力不逮，所以冒昧将小文呈葛晓音先生求教，我跟葛老师只见过两次，其实并不很熟悉，但她一点不以我为唐突冒昧，花费许多宝贵时间审读小文初稿并写了数千字的邮件赐教，给了十分关键的提示，真有醍醐灌顶之感。今年疫中，有一次在读《后汉书》过程中碰到一个法律方面的理解问题，我在秦汉律令方面所知有限，自己想过一些解释，但并没有说服自己，遂发了微信请教徐世虹先生，徐老师两次覆长函赐予教示，并跟我往复讨论，彻底解开我的疑惑，也否定了我自己在内心设想过的解释途径，回过头看，更不免为自己的愚妄而汗下。所以确实很惭愧，自己搞这一行，在先秦秦汉的学问方面要补的东西实在太多，学术的海洋太大太深了。任何睥睨其他学问、顾盼自雄的状态，最终都只会被证明是无知浅陋。

问：目前出土文献与古文字方向的大部分的学生，多是从研究生阶段才开始正式接触出土文献材料，一方面要花费大量时间去系统研读原材料，学习一些理论知识，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学者强调传世典籍的“语感”对研究出土文献的重要意义，您认为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平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郭永秉：这两者不矛盾。都得多读，多读，再多读，没有其他诀窍。当然，传世典籍极端重要，过去说“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这话讲得让人几乎写不得文章了，但确实这话也并不是没有道理，就是强调多看（包括精读、泛读、随便翻翻）多想的重要性。以前自己写文章时有失引重要文献的遗憾，有的得蒙师友在发表前指出，有的后来自己在发表之后发现，可能还有不少至今还是没意识到的。今天能够看到的先秦秦汉传世文献，虽然存在着大量可以利用出土资料校正、重新归位的东西，但要承认其主流的传承还是稳定有绪的，这是我们建立语言背景、知识基础的主要根据，这一点任何人都无法否定，要是把这个抽离了，就好比是画历史地图没有“底图”了，怎么画呢？因此无论如何都要重视这个基础。

各人读书方法都不尽一样，但我想，主要是从大量的阅读当中，保持对古书里各种问题的敏锐，从不期而遇的融会当中得到乐趣、求得新知。过去讲“八面受敌”读书法，就是脑子里要带着一些问号去读（这也并不就是说必须一本正经地一本本一篇篇这样读下来，有时就是很随便轻松地翻翻，也会有收获的）。举个例子，当我读到《法言·吾子》“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将谁使正之？’曰：‘万物纷错则悬诸天，众言淆乱则折诸圣。’”一段，便知道在杨雄心目中有把错综复杂的万物高悬天上以求得其正谬高下的看法，他把孔子抬到了与天一样的高度，认为是一学术终裁者。这是一个很有意思，也颇有点特别的表达。同书《学行》篇又提到，“视日月而知众星之蔑也，仰圣人而知众说之小也”，也是此意（可参看汪荣宝《法言义疏》）——不要说世间万物，天上众星亦无可与日月争辉者，所以日月可以烛照一切事物、成为裁判的准则。再去查书，就会发现时代更早的《管子·白心》说“为善乎，毋提提，为不善乎，将陷于刑。善不善，取信而止矣。若左若右，正中而已矣，县（悬）乎日月无已也”，意即坚持中正是与日月并悬亦不可止息的（此即《养生主》所谓“缘督以为经”上下文的意思），等于是说，中正是置青天白日之下而绝无惭色的真理，追求此目标去做就行了。大家都熟悉的杨雄《答刘歆书》，提到张伯松（竦）评价《方言》是“悬诸日月而不刊之书”，自然就是以这一类意思为背景的话。张竦自然可能对《方言》有极高的评价，但在致刘歆信中表述的这句话，却未始不经杨雄本人的润色发挥甚至夸张，根本还是流露出他的自矜之意，联系起来看就很有意思。这一类表达被后代的文人反复袭用，加以凝固改造，成了俗烂的套话。读古人文章，很重要的一点是贴近他们所思所想，知道他们说话的“底图”、文章的内在逻辑是什么，揣摩其内心，与他们对话，总之先要试图去“理解”。

出土的材料经过整理写定以后，具有与传世典籍一样的（有时甚至更重要的）培养“语感”的功能，所以一样也要多读、多涵泳，有些重要的出土文献篇目，可以熟读成诵，尽量丰富、多层次地描绘深埋于自己大脑中的古代语言图景，有时文章或新材料拿到手，一读就会知道这地方格格不入不能这么讲、这么解读，肯定有问题。最近读了一些研究新材料的论文，深深感到我们做出土文献研究的人身上的责任其实很重，现在掌握了材料就有了相当大的解释权，落笔既要无愧于写下、抄下这些东西的两千多年前的古人，也要对千百年后阅读使用我们释读写定的新文本的后生负责任，应时时存有莫使斯文丧于我手的怵惕之心。

问：对初涉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的硕博士生来说，您认为哪些学术训练是必要的？在此过程中应该具备或增强哪些方面的基本技能/素质？您在此期间是否也走过弯路，是否可以结合您的具体经历分享一些经验教训？

郭永秉：最重要的，可能还是语文学的训练，其他各方面的自然多多益善，掌握越多越好。古文字字形的掌握、古书阅读能力培养、上古音的掌握等等，特别应该重视，大概古文字学专业的学生，多比较重视字形，这很好，但同时还要重视其他方面，不能偏废。最近复旦中文系强基计划申报本科新课程，邬可晶和我准备将来有机会开设一门“古汉语语文基础”，就是着眼于这方面考虑。

语文方面，裘锡圭先生讲过，我们的研究道路当中有很多坑，需要注意绕开，具体可以参考他《谈谈进行古代语文的学习和研究的一些经验教训——基础要扎实些，考虑要全面些》。每个人的资质天赋有异，学习研究基础不同，可能遇到的问题也都不完全一样，就我自己的情况而言，比如一开始学战国文字，自觉对字形不够熟悉，战国文字又变化多端，有一阵很努力看文字编，也有点心急，企图把字形掌握到较为熟练的程度再去读简，慢慢发现效果并不大，所以还是老老实实从郭店简一篇篇一句句这样读下来，也选了一部分重要的上博简内容读，后来写出了郭店简《六德》中以“埶”表“设”例等几条小札记，算是读战国文字开始读出了一点感觉。回过头来看，裘先生在《谈谈学习古文字的方法》里面的经验之谈确实是很值得记取的，读原始材料的重要性绝对大过读文字编。

研究出土文献和古文字，学会思考问题、分析批判诸说的方法也很重要，事实是从矛盾的叙述当中清理出来的。我感到很多学生比较缺乏思考分析问题的头脑，容易被“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吓住，容易被权威左右，失了判断的主见，长此以往就很难有创造发明了，既要有沉潜踏实的功夫，但也要有高明独断的能力和勇气，这是要通过自己不断磨砺找到平衡点的。十几年前做博士论文，选择以《容成氏》为主要用力对象，身边也有一位先生觉得题无剩义（因为当时编连、释文等已有不少研究论文），故而好言建议我莫再在此篇上面多费时间，不过事实证明可讨论的有意思的地方仍多，《容成氏》的综合研究著作后来也出版了好几种，迄今仍有不少待解的疑问。因此学术研究并无止境，关键看挖掘得是否深入，知识储备、发现问题的敏锐度能否应对得起材料所提供的信息、新知。我记得裘先生在写完考释上博《相邦之道》简文的文章之后曾对我说，每一篇竹书只要认认真真去钻研，一定都能发现新的东西。我想这正是我们从事出土文献研究的人最大的乐趣与挑战所在。

问：博士论文（俗称“大论文”）是求学阶段奉献给学界最重要的“礼物”，也是人生旅途的新起点。您当时从最初的大论文选题构思直至最后成功完成一定有很多经验教训，您是否可以结合具体实际从论文结构、研究思路、写作方法以及时间的把握等方面为在读博士生同学提供一些意见或建议？对于博论题目的延展性以及与日后工作研究方向的选定之间关系，您是如何看待的？

郭永秉：刚刚已经提到，我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的小书《帝系新研》已经需要进行较大增补修订了，这本书现在来看主要的立场我还是坚持的，特别是古史辨派的研究方法、理念宗旨都是今后要继承的。林澐先生说过：疑古就很好，不用走出来的。我很赞成。尤其在今天的大环境下面，我们可能更需要警惕因失去史料批判工作而引致的对古史的歪曲、放大甚至其他不可逆料的副作用。我的博士论文一开始是想就上博简《容成氏》篇作一整理研究，导师朱维铮先生看了开题报告说：不行，你要把所有的楚地出土文献的相关材料放在一起作通盘的考量，这才有意义。那时外间沸沸扬扬对上博简有些传闻，朱先生因为对古文字研究进展无多把握，所以对于上博简的真伪一直是有疑虑的。他一方面是以比较弘廓高远的学术视野来指导我的选题，另一方面我猜他也是为我着想吧——上博简即使有问题也不至于整个论文被推翻。好在最后这篇稚嫩的小文章还算做了一些微小的贡献，顺利通过了裘锡圭先生主持的答辩。这可能是裘先生来到复旦之后迄今主持的唯一一场博士论文答辩会。

现在的硕博士论文确实选题越来越不容易。我个人不主张我自己的研究生只用文字编、集释来充当硕士学位论文，博士论文自应有更高的综合性要求。作为学术训练，字形、材料的整理工作完全是可以的（我指导过复旦本科生用文字编作毕业论文，但也要求有一篇比较详尽的带有研究性质的归字说明），但研究生论文还得要写成“论文”的模样，要尽量选取一个大小合适的问题，要会对材料进行排比、分析研究，从矛盾当中清理出事实，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有所推进；此外要有一个具有逻辑的架构，从架构本身能看出对问题思考的深度和广度。最重要的，博士论文得要有自己的独得之见，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发明、突破，这篇论文的质量充其量只有苦劳（甚至有的连苦劳都没做到位），我们现在的毕业论文恐怕停留在这一个层面的不在少数，这是很可悲的。现在硕博士的扩招甚至滥招，把培养要求放低（甚至有些学生本不以“学术”为读研究生的目的），可能都是原因，这种情况亟待改进。当然，我们作为指导老师，也应该时时省思，我们对学生的学术工作指导够尽心尽力了吗？我们真花了足够的时间精力在学生的大小论文上，甚至随学生一起去跟踪自己原本并不十分熟悉的东西吗？

博士学位论文本来是一个起点，但我认为决不应成为自己今后研究工作的一个框限，好像自己只注意某一块材料，只懂某一时段的内容，只关心某一类问题，只会写某一类文章。应该突破自己的这第一篇作业，努力涉足开拓新领域，也要下功夫补充学习新知识。我感到出土文献和古文字领域的研究者，多对自己的学术本位比较看重，不轻易尝试突破，这既有严谨求实的积极一面，但也有拘束保守的另一面。相比之下，我接触较多的历史学者，局面往往打得比较开，思路更活跃，或者说更为进取，做魏晋南北朝的后来可以上推秦汉，也有的下探唐五代，有的本来做唐代，后来转向汉魏，唐宋的也往往打通，甚至秦汉的人可以非常关注清代，很多学者不但思维活跃，而且视野放得相当宽阔，在长时段里观察思考问题，所以我印象好像很少一辈子没有走出博士论文附近这个范围的历史学者，这一点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反思的。

问：目前学校普遍要求博士研究生在读期间需要发表数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俗称“小论文”），在读博士生都面临着小论文发表压力以及来自朋辈的压力，您能否在小论文撰写（行文表述、框架建构等方面的写作方法技巧）以及投稿等方面分享一些经验？

郭永秉：我这方面经验其实不太丰富，可谈的不多。我步入研究的初始阶段，绝大部分的文章都给了各类集刊、会议论文集发表，并不考虑“工分”因素，现在的情势已大不相同，研究生的发表压力不比在职教师研究人员来得小，这是很棘手的现实，说实话我也很替现在自己指导的博士生担忧。一方面，还是应该再多向刊物呼吁（最近看到有些学者已有这方面的呼吁），发表论文时至少应考虑刊博士生论文的可能性，不要一看是在读学生的就一概舍弃，甚至不进入外审程序，这实在很不公平。其实博士生的研究反应多较迅速、接触新材料频密、少被成见束缚，其成果虽然难免稚嫩，但往往倒是可观的前沿学术增长点；博士生的论文即有可取之处，存在的问题自然也不会少，刊物从培育学术后备人才的角度亦宜多给予具体的审查修改意见，努力使论文经过修改后达到发表的水平，我想一个刚步入学术之门的青年人会永远感念这份刊物。另一方面，从研究生自身的角度考量，也要尽量尝试研究涉及面广一些的、比较重要的问题或者专题性质的论文，而不总是堆几条饤饾小札投给刊物（不是说札记不好，札记往往是研究的起步，但札记不能代表学术的全部面向），从事出土文献和古文字研究的学者，恐怕应该有这方面自觉的意识，这并不是说去迎合刊物的趣味，而是以发表本身来倒逼我们改进提升自己的研究。

问：在繁重的教学科研条件下，您通常是如何保持好的心态，又是如何面对压力的呢？

郭永秉：教学与科研，本都是乐趣所在，没有这些东西，做教师的意义就不存在了。前一阵听上译厂93岁老导演苏秀接受曹景行的采访，她就提到译制片工作就是她这一辈子的乐趣，是把自己所爱的变成了工作。我觉得这种感受是相通的，这些真爱的东西无所谓压力，它们反而是我在令人无奈的人事面前让自己保持宁静安稳的真正的原因。

问：2020年初，教育部正式推出强基计划，历史学、汉语言文字学（古文字方向）等基础专业又迎来了新的机遇。您对秋季学期即将入学的历史学的本科新生有什么好建议（学习经验、入门著作推荐等）？

郭永秉：首先一点，我很希望强基计划招收的学生是真正对这门学问抱有兴趣的，而不是为了进入大学选择权宜之计招进来的，如果一开始就没有兴趣，将来一定很难有自主学习探索的真正动力，将来老师很累，自己也痛苦，况且历史、古文字也都不是热门专业，在现在的经济背景下，以后毕业找工作也许都不容易，为什么要为难自己呢？所以尽量还是要现实一些，毕竟在社会上立足生存是第一位的。那么如果是通过强基计划的选拔，进入大学正式学习的学生，还是应该打好各方面的基础，踏实学好外语，拓宽自己各方面的视野，把高中所学的一套东西放下来，让自己保持独立思考的头脑，培养研究能力。哪怕到最后发现自己的资质天分、兴趣等方面并不适合这门学问（也许对自己的兴趣出现了误判，这是常有的事），也不惮于直面自己内心，勇于转向，善于及时止损。中国史专业学生的基本史籍阅读能力，古文字方向学生的汉语言文字学尤其是古代汉语的基础，这些都是要通过几年的不懈努力尽早打下的。大学里面各种诱惑会很多（社团、社会上的活动等等），对于十八九岁的新生而言，如何把握好自己，分配好时间精力，也很需要动脑筋思考。

至于入门著作，我想还是推荐新生精读《论语》《左传》《礼记》《史记》这些最重要的经史典籍，读通古书，可能是第一要紧的事。

问：您认为应该如何处理好与导师（组）/同学的人际关系？

当年进入博士阶段学习，朱维铮先生对我和同门的要求就是四个字——“遵纪守法”，其他他都不多干涉，我感到这四个字既是最低要求，也是最高要求。人跟人之间会有很多矛盾，教育背景、地域文化背景、世界观、价值观、家庭情况等等都会影响到人和人的关系处理，很多是必须直面的冷酷的事实，能有欣赏你的老师、谈得来的同学朋友是可遇不可求的。尝试去理解、包容、接受别人的想法、作为，固然是我们自己应该努力的方向，但绝不能因此而对别的人也能理解和接受自己的想法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所以，我觉得作为学生对自己应有的要求，就是这简单的四个字——“遵纪守法”。进入大学都已是成年人，是社会中正式的一分子了，守好最根本的底线，在校纪校规和国家法律的要求底下做好自己的本分，也许人人有这样的底线和边界，人人都建立起现代社会的规则意识、契约意识，人际关系也就容易处理多了。

（首次发布于2020年9月1日《出土文献》微信公众号

“出土文献与古文字青年学者访谈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