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冬(腊月)、季春(三月)、仲秋(八月)驱傩、磔禳
众所周知,我国绝大部分地区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鲜明,在季节转换时节,天气会阴晴冷暖无常,这个时间,人们比较容易感染疾病,尤其是受风、寒、暑热等外因引起的伤寒类疾病。古人很早就发现这一规律,只是在早期不明其理,以为是疫鬼出来活动造成的。《礼记·月令》“季春之月”下郑玄注:
阴寒至此不止,害将及人。所以及人者,阴气右行,此月之中,日行历昴,昴有大陵积尸之气,气佚则厉鬼随而出行。
孔颖达疏:
云“有大陵积尸”者,《元命包》云“大陵主尸”。熊氏引《石氏星经》:“大陵八星,在胃北,主死丧。”
大陵是星座名,有八颗星,位于昴宿西北、胃宿北部。古人认为大陵有积尸气。《开元占经》卷六十六《大陵星占》引石氏曰:“大陵一名积京,其星明,藩国多有大丧,民多疾病,诸侯有丧。”又曰:“大陵中有积尸星,明则有大丧,死人如丘山。”引甘氏曰:“大陵丧墓,积尸随居。”石氏赞曰:“大陵八星主崩丧。”同书卷六十九《积尸星占》引石氏曰:“大陵中有朽骨,故大陵中有积尸。若其星明大者,有大丧,死人如丘山。”因为春三月时节,太阳运行经过昴宿,而大陵八星就在昴宿附近,这意味着凶灾。此时,大陵积尸之气会散逸,而厉鬼随同跑了出来,预示着人世间疫病发作流行。
与季春相同,《礼记·月令》“仲秋之月”下,郑玄注:
阳暑至此不衰,害亦将及人。所以及人者,阳气左行,此月宿直昴、毕,昴、毕亦得大陵积尸之气,气佚则厉鬼亦随而出行。
“季冬之月”下,郑玄注:
此月之中,日历虚、危,虚、危有坟墓四司之气,为厉鬼将随强阴出害人也。
可见,自先秦至秦汉,人们把世间因为季节变化引起的疾病,与天上的星宿联系起来,认为某一星宿中有积尸之气,主管人间的死亡,凡是太阳或月亮经行它的时节时,就有厉鬼出来,人间就很有可能发生疾病死亡等灾难。人们对此已经产生了某种恐惧心理。
这种相信存在某种给人类带来疾疫死亡的恶鬼、其活动带有季节性规律的观念,在世界的其他民族也一度流行过。《金枝》中提到说:深秋时分,暴风雨在地面狂啸,海面还没有形成大面积的牢固冰面,流动的冰块彼此撞击,发出响亮的破裂声,乱冰堆积。巴芬岛的因纽特人认为,在这时节,死人的鬼魂疯狂地敲着小屋的门,不幸让鬼捉住的人马上就会生病死去。无数的妖精全都出笼了,给因纽特人带来疾病、死亡以及恶劣的天气和打猎的失败。 (2) 《金枝》一书中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可见这种观念带有一定的普遍性。
既然在这三个时节都会有大量的厉鬼等凶邪害人之气出来,先秦以来,人们为了避免在这时被恶鬼感染疾病,就组织起来,请方相氏驱傩,驱赶疫鬼,求得安宁。《礼记·月令》说:季春之月,“命国傩,九门磔攘,以毕春气”。
郑玄注:此难(傩),难阴气也。……命方相氏帅百隶索室殴疫以逐之,又磔牲以攘于四方之神,所以毕止其灾也。《王居明堂礼》曰:“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气。”
《月令》又说:仲秋之月,“天子乃难(傩),以达秋气”。
郑玄注:此难(傩),难(傩)阳气也。……亦命方相氏帅百隶而难之。《王居明堂礼》曰:“仲秋,九门磔禳,以发陈气,御止疾疫。”
孔颖达疏:谓秋时凉气新至,发去阳之陈气,防御禁止疾疫之事也。
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难(傩),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气”。
郑玄注:此难,傩阴气也。……旁磔于四方之门。磔,禳也。出犹作也。作土牛者,丑为牛,牛可牵止也。送犹毕也。
孔颖达疏:此月之时,命有司之官,大为难祭,令难去阴气,言大者,以季春唯国家之难,仲秋唯天子之难,此则下及庶人,故云“大难”。“旁磔”者,旁谓四方之门,皆披磔其牲,以禳除阴气。
根据《月令》记载和郑玄注、孔颖达疏,知道先秦以来每年三次定期的驱除疫鬼活动主要包括两项内容,一是方相氏带领一百人举行的驱傩仪式,一是磔禳于城邑的各个门。
先说驱傩。驱傩是巫术的一种表演形式。主角方相氏是大巫师。《周礼·夏官·方相氏》:“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傩,以索室驱疫。”方相氏上身穿黑色衣、下着朱红裳,头戴黄金打造的有四只眼睛的面具,蒙着熊皮,持戈执盾,率领部下,在季春、仲秋、季冬分别举行驱傩仪式,进入室内搜索疫鬼,驱逐疫鬼。方相氏所披的熊皮,应该是一头熊自头到尾的完整毛皮,取熊之凶猛,以惊吓、驱逐疫鬼。戈和盾牌是兵器,舞动戈盾,也是为恐吓疫鬼。
《周礼》所记载先秦的季节性驱傩仪式,在汉代依然有所保留。例如郑玄在《方相氏》“冒熊皮”下注曰:“如今魌头也。”根据官方记载,现在只能了解到汉代岁末十二月腊祭前一日的宫廷驱傩活动,本次傩礼很隆重。《续汉志·礼仪中》说:
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其仪:选中黄门子弟年十岁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为侲子。皆赤帻皂制,执大鼗。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十二兽有衣毛角,中黄门行之,冗从仆射将之,以逐恶鬼于禁中。
夜漏上水,朝臣会,侍中、尚书、御史、谒者、虎贲、羽林郎将执事,皆赤帻陛卫。乘舆御前殿。黄门令奏曰:“侲子备,请逐疫。”于是中黄门倡,侲子和,曰:“甲作食凶,胇胃食虎,雄伯食魅,腾简食不祥,揽诸食咎,伯奇食梦,强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随食观,错断食巨,穷奇、腾根共食蛊。凡使十二神追恶凶,赫女躯,拉女干,节解女肉,抽女肺肠。女不急去,后者为粮!”因作方相与十二兽舞。嚾呼,周遍前后省三过,持炬火,送疫出端门;门外驺骑传炬出宫司马阙门,门外五营骑士传火弃雒水中。
张衡《东京赋》也说:
尔乃卒岁大傩,驱除群厉,方相秉钺,巫觋操茢。侲子万童,丹首玄制。桃弧棘矢,所发无臬。飞砾雨散,刚瘅必毙。煌火驰而星流,逐赤疫于四裔。然后凌天池,绝飞梁。捎魑魅,斫獝狂。斩蜲蛇,脑方良。囚耕父于清泠,溺女魃于神潢。残夔魖与罔像,殪野仲而歼游光。八灵为之震慑,况鬾蛊与毕方。度朔作梗,守以郁垒。神荼副焉,对操索苇。目察区陬,司执遗鬼。京室密清,罔有不韪。
《吕氏春秋·季冬纪》东汉高诱注:
大傩,逐尽阴气,为阳导也。今人腊岁前一日,击鼓驱疫,谓之逐除,是也。
根据这些记载,汉代在腊祭前一日必定举行驱傩仪式。仪式中有三个主要角色值得关注,即方相氏、侲子和人假扮的猛兽(即甲作、胇胃、雄伯、腾简、揽诸、伯奇、强梁、祖明、委随、错断、穷奇、腾根),他们是驱逐疫鬼仪式的主角。侲子由十岁以上、十二岁以下的中黄门子弟扮演,共一百二十位。猛兽则由中黄门扮演,共十二位。方相氏是驱傩仪式的总指挥,在他的率领下,一百二十个侲子、十二个假扮的猛兽一边作出恐吓疫鬼的舞蹈动作,一边口中唱念所扮演猛兽的名称和被猛兽杀死或吞食的各种疫鬼名称,并威胁疫鬼,若不尽快离开,就会被撕碎,以此恫吓疫鬼快快逃离。如此表演前后凡三遍,最后手持火炬,把疫鬼送出门,一直送出城外,到洛水边,把火炬扔进水中,象征疫鬼也被驱逐出城,扔进水中淹死。逐疫的场面十分激烈,处处显示出人们对疫鬼的痛恨和决不留情,大概只有以这种决绝的态度和狠辣的手段才能保证将疫鬼驱逐至荒远僻地,且使之心怀忌惮,不敢返回。
在驱逐疫鬼的舞蹈过程中,方相氏等手执斧钺、戈盾挥舞,用桃木制作的弓朝着想象中的疫鬼发射荆棘制作的箭。斧钺、戈、盾、桃弓、荆矢、茢 (3) 等都是古代驱鬼巫术中常用的道具,人们深信这些东西有神奇的力量,令恶鬼们害怕。驱鬼的人们还要敲打鼓(土鼓和鼗鼓等)之类能够发出巨声、制造声势的乐器。《汉旧仪》说在这种场合,“方相帅百隶及童子,以桃弧、棘矢、土鼓,鼓且射之,以赤丸、五谷播洒之”。播撒赤丸和五谷,不知是为了请来驱鬼的猛兽之神,还是在威逼、恫吓厉鬼的同时,又通过播撒赤丸和五谷来引诱厉鬼离开。总之,赤丸和五谷肯定是有助于驱除疫鬼。
另外,从《续汉志》和《东京赋》的描写看,汉代所驱逐的厉鬼不止一种,名称很多。《续汉志》提到的厉鬼有凶、虎、魅、不祥、咎、梦、磔死寄生、观、巨、蛊。《东京赋》提到的厉鬼有魑魅、獝狂、蜲蛇、方良、耕父、女魃、夔魖、罔像、野仲、游光。两处所说疫鬼名称相同的只有魑魅一种,其他各种恶鬼名称各不相同,总计二十种,足见疫鬼名目之多。这里面有不少厉鬼应该是先秦以来人们陆续加进去的。
在汉代画像石中,经常可以见到方相氏驱傩逐疫的画面,大多数较为简单。场面最为宏大的是山东沂南北寨汉墓前室北壁正中立柱和横额上的《大傩图》,该图形象地展示了汉代大傩的场景。墓室立柱上雕刻方相氏,它面覆虎头面具,头顶弩矢,四肢持刀剑,腹下悬盾牌。墓室横额上雕刻形态姿势各异的十二神兽,周边是各种被驱逐的鬼魅精怪,四方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相助驱傩,场面很震撼。 (4)
图二 沂南北寨汉墓前室北壁正中立柱画像石中的方相氏
图三 沂南北寨汉墓前室北壁横额画像石《大傩图》中的部分神兽
再说磔禳。《礼记·月令》与郑玄注说,季春、仲秋、季冬之月逐疫时,要在城邑各个方向的城门举行磔牲仪式,禳除春气、秋气和冬寒之气,阻止疾疫接近人类,防止疾病发作。与驱傩是把室内的疫鬼赶走不同,磔禳的目的是把疫鬼阻挡在人们生活居住的区域(比如城、闾里、各家门户之内等)之外,为此,人们就在居住区域的四方施行磔牲仪式,驱逐并阻止鬼邪之气。(https://www.daowen.com)
当时所磔的是何种禽畜?《月令》及郑注、孔疏都没有说。根据其他文献记载看,应是以磔犬为主,民间则兼亦磔鸡、羊。比如《太平御览》卷二十六引《月令》“季冬”条下有古注解释“旁磔”云:
旁谓王城四旁十二门也。磔谓磔犬于门也。春磔九门,冬礼大,故遍磔于十二门,所以扶阳抑阴之义。犬属金,冬尽春兴,春为木,故杀金以助木气。
这条古注明确说磔牲就是磔犬。古人是如何磔犬的呢?
(1) 《周礼·春官·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郑玄注:“疈,疈牲胸也。疈而磔之,谓磔攘及蜡祭。”
(2) 《尔雅·释天》:“祭风曰磔。”邢昺疏:“磔谓披磔牲体,象风之散物,因名云。”
(3) 《说文》:“磔,辜也。从桀,石声。”段玉裁注:“凡言磔者,开也,张也。刳其胸腹而张之,令其干枯不收。”
就是把犬从胸腹部剖开,使用竹木竿撑开其皮肉,使之平展,直至干枯定型,不会收缩。磔牲禳除春气、秋气和冬寒之气,实际是因为这些季节的风较多,加上气温变化较大,作为疾病多发的时节,人们自然对这些季节多而大的风产生疑惧,认为厉鬼是随着风进入城邑之内,带来了害人的疾疫,所以要磔牲于城邑之门,祭祀祈祷,止住大风,阻止厉鬼疾疫从城门进入,消除灾殃。早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已有止风、御风的记载:
(1) 庚戌卜,宁于四方,其五犬。 (明义士藏甲骨)
(2) 甲戌贞,其宁风,三羊、三犬、三豕。 (《甲骨文合集》34137)
“宁”指“宁风之祭”“御风之祭”,使风停止。第一条卜辞是说在庚戌这一天,占卜询问用五只犬祭神是否能使风停止。第二条卜辞是说在甲戌这一天,占卜询问用三只羊、三只犬、三头猪祭神是否能使风停止。只是祭风的羊、犬、豕是怎样使用?瘗埋?还是疈辜?今皆不可知。 (5) 从民族学的资料看,疈辜的可能性比较大。这一信仰习俗在周秦依旧存在, (6) 每年三次在城邑的各个门磔犬止风。一直到汉晋时期仍然延续:
(1) 《周礼·春官·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东汉郑众注:“疈(罢)辜,披磔牲以祭,若今时磔狗祭以止风。”
(2) 《太平御览》卷九百五引《风俗通》曰:“杀狗,磔邑四门。俗云狗别宾(主),善守卫,著以辟恶。” (7)
(3) 《风俗通义》卷八:谨按《月令》:“九门磔禳,以毕春气。”……犬者金畜,禳者却也,抑金使不害春之时所生,令万物遂成其性,火当受而长之,故曰以毕春气。功成而退,木行终也。《太史公记》:“(伏日,)秦德公始杀狗磔邑四门,以御蛊灾。”今人杀白犬以血题门户,正月白犬血辟除不祥,取法于此也。
(4) 《尔雅·释天》:“祭风曰磔。”晋郭璞注:“今俗,当大道磔狗以止风。此其象也。”
从汉郑众、晋郭璞注中用“今时”“今俗”作解,知道汉晋时期依旧保留磔犬止风逐疫的习俗,只是把磔犬止风的地点逐渐从城邑的四门扩展到通往城邑或人类集中居住的其他区域的大路口,甚至于各家亦有以白犬之血涂洒在门户上辟除不祥者。《风俗通义》的记载表明,汉代受阴阳五行思想的影响,包括磔犬辟恶在内的许多原始信仰往往披上了阴阳五行理论的外衣,用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解释某些原始信仰的形成原因,“犬属金,春为木,故杀金以助木气”云云就是这一思想背景下的产物。事实上,磔犬来辟恶,就是因为犬在人类狩猎、游牧,乃至日常家居生活中是重要的帮手,在守护人类自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方面起到了无以替代的作用。人类正是看到犬的守护作用,才用磔犬的方式来保护自己不受所谓疫鬼、恶风、不祥等的侵害。但为什么不使用活的犬放置在某些地点来防止恶鬼靠近,而是要将其杀死、展开,并高悬起来呢?人类这样做的目的是否是故意利用比较恐怖血腥的方式来恐吓恶鬼呢?
图四 西双版纳爱伲人村寨门前高悬狗皮祭风
磔犬祭祷的风俗在个别少数民族地区还能见到。云南西双版纳爱伲人(亦称阿卡人)笃信鬼神,禁忌很多。每当春季寨子中有人生病,就杀狗,破其腹,以竹木棒撑开其皮,悬于村寨入口处用竹木搭建的寨门上空,迎风飘扬,直至枯干,他们认为如此可以辟邪免灾(图一)。 (8) 这和先秦秦汉时期的磔犬止疫的信仰习俗基本一致。对某些民族而言,杀犬防疫鬼的习俗有了些许变异,他们不是悬挂张开的狗皮,而是悬挂狗的四肢,或尾巴,或头骨,或犬血等。比如生活在泰国境内的阿卡人(即爱伲人)不仅在寨门张悬狗皮,而且还挂狗头。 (9) 云南景洪县雅奴寨基诺族每年三次举行预防瘟疫发生的祭祀时,会杀狗两条,在村寨出入口竖立高桩,上悬挂狗头,并涂以狗血,贴附以狗毛。 (10) 云南省麻栗坡县一些地方的苗族,为祈求全村人丁健康平安,常在夏历过年后的正月、二月,由巫师主持“拦鬼”活动,以狗血涂在七八片木刀上,再用草绳把木刀挂在寨门上,以阻拦邪鬼入寨。 (11)
魏晋时期,磔禳所用不一定是犬,有时也可用羊或鸡来辟邪。
(1) 《太平御览》卷二十九引裴玄《新书》曰:“正旦县官杀羊,悬其头于门,又磔鸡以覆之,俗说厌疠气。今以问河南伏君。伏君曰:是日也,土气上升,草木萌动。羊吃百草,鸡啄五谷。故杀之助生气。”
(2) 《太平御览》卷三十三引王肃《议礼》曰:“季冬大傩,旁磔鸡,出土牛以送寒气,节令之腊,除逐疫。磔鸡,苇茭、桃梗之属。”
(3) 《宋书·礼志》曰:“案明帝大修禳礼,故何晏《禳祭议》据鸡牲供禳衅之事,磔鸡宜起于魏也。”
据此,磔鸡、杀羊以禳邪,其始于魏晋。事实上,早在汉代已经用鸡来辟邪。崔寔《四民月令》说:“十二月……及腊日……东门磔白头鸡。”清楚地告诉我们当时在腊日磔鸡于东门。此东门应是村邑的东门。磔鸡于东门无疑是为了辟邪迎吉。《风俗通义》卷八《祀典》“雄鸡”条也说:
俗说:鸡鸣将旦,为人起居;门亦昏闭晨开,扞难守固;礼贵报功,故门户用鸡也。
《青史子书》说:“鸡者,东方之牲也,岁终更始,辨秩东作,万物触户而出,故以鸡祀祭也。”
太史丞邓平说:“腊者,所以迎刑送德也,大寒至,常恐阴胜,故以戌日腊。戌者,土气也,用其日杀鸡以谢刑德,雄著门,雌著户,以和阴阳,调寒暑,节风雨也。”
谨按:《春秋左氏传》:“周大夫宾孟适郊,见雄鸡自断其尾,归以告景王曰:‘惮其为牺也。’”《山海经》曰:“祠鬼神皆以雄鸡。”鲁郊祀常以丹鸡,祝曰:“以斯鶾音赤羽,去鲁侯之咎。”今人卒得鬼刺痱,悟,杀雄鸡以傅其心上,病贼风者,作鸡散,东门鸡头可以治蛊。由此言之:鸡主以御死辟恶也。
可见,在汉代民间已经使用杀死的雌雄鸡置于门户之上,驱除阴寒之气。其巫术道理与磔犬没有实质差异。
《续汉书·礼仪志中》记载,方相氏的驱傩仪式完成之后,“百官官府各以木面兽能为傩人师讫,设桃梗、郁櫑、苇茭毕,执事陛者罢。苇戟、桃杖以赐公、卿、将军、特侯、诸侯云”。用苇茭制作的绳索是用来捆绑疫鬼的,用芦苇制作的戟是用来击刺疫鬼的,用桃木制作的杖是用来击打恶鬼的,还有桃梗、郁櫑,都是吓唬鬼的东西。傩仪之后布置出这些物件,或分赐给大臣,大概也是摆放在各处门口,用来辟邪,其作用与磔禳相同,防止各类厉鬼恶气再次回来。沈约《宋书·礼志》曰:“旧时岁旦,常设苇茭、桃梗,磔鸡于宫及百寺门,以禳恶气。”所谓“旧时”,大概不会晚于汉魏。当然,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用来辟邪之物的种类也在增加。《太平御览》卷三十二引《风土记》曰:“九月九日,律中无射而数九,俗于此日以茱萸气烈成熟,当此日折茱萸房以插头,言辟恶气而御初寒。”这就是后来广为流行的重阳节插茱萸习俗的最早出现。
在季春、仲秋、季冬这三个节令,除了集体举行定期的大规模驱邪、止邪仪式,汉代还有其他一些成为习俗的辟邪活动。例如季春三月上巳的祓禊。《史记·吕后本纪》七年三月,“吕后祓”。《汉书·卫皇后传》:“武帝祓霸上还,因过平阳主。”都是三月到河水边祓除不祥。《续汉书·礼仪志上》“祓禊”条:
三月上巳,官民皆洁于东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为大洁。洁者,言阳气布畅,万物讫出,始洁之矣。
刘昭注补引蔡邕曰:“《论语》‘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自上及下,古有此礼。今三月上巳,祓禊于水滨,盖出于此。”
《风俗通义》卷八《祀典》“禊”条:
谨按:《周礼》:“男巫掌望祀望衍,旁招以茅;女巫掌岁时以祓除衅浴。”禊者,洁也。春者,蠢也,蠢蠢摇动也。《尚书》:“以殷仲春,厥民析。”言人解析也。疗生疾之时,故于水上衅洁之也。巳者,祉也,邪疾已去,祈介祉也。
从诸处记载看,春三月祓禊习俗起源应该比较早,是古人在经过漫长的冬天初春之后,去除邪气的一种信仰习俗,人们在此日来到水滨,象征性地作一些洗浴,表示洁净全身,驱除疾疫,祈求平安幸福。祓禊活动在汉代很盛,这一天人们几乎都出动了,王公贵族、平民百姓,男男女女都来到水边,很是热闹。 (12) 既然这类活动与驱邪密切相关,在这时就必然举行各类的巫术祈福,比如《续汉书·礼仪志上》“祓禊”条刘昭注补引杜笃《祓禊赋》曰:“巫咸之徒,秉火祈福。”表明此时的巫师们昼夜忙碌着做各种法事,为人们驱邪祈福。
又如仲秋八月,民间也有相应的一些辟邪习俗。《风俗通义·佚文·释忌》说:“八月一日是六神日,以露水调朱砂蘸小指,宜点灸,去百疾。”在八月一日用朱砂在身上点,可以除去所有疾病。这是民间在集体驱傩仪式之外新形成的预防疾病的巫术信仰。
再如季冬十二月,在腊日前后的一段时间内,民间除了驱傩、摆放桃人、悬挂苇茭绳索、在门上画虎等驱除、阻止疾疫厉鬼的习俗外, (13) 另有其他一些阻止疫鬼来临的巫术行为。《太平御览》卷三十三引《淮南万毕术》曰:“岁暮腊,埋圆石于宅隅,杂以桃弧七枚,则无鬼疫。”在居宅的各个角落内分别埋下一块圆石,并一同埋下七副桃木弓箭,就可以达到避疫鬼的目的。桃木的驱邪作用在古代巫术中很常见。至于石头,也是古人心中辟邪的灵物。这应该是远古人类以石器作为狩猎、采集、切割肉食与毛皮等生产、生活中主要工具的经历在信仰观念中留下的印痕。石器在人类早期发挥过重要作用,使人类对石头产生崇拜,最终石头在人的心中具有了驱邪的功能。腊日埋圆石镇宅驱邪的习俗在汉代以后仍然可以见到。《荆楚岁时记》说:“十二月暮日,掘宅四角,各埋一大石为镇宅。” (14) 石头崇拜在古代中国始终是民间信仰的内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