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夏(五月五日、夏至、伏日)辟邪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二、 仲夏(五月五日、夏至、伏日)辟邪

(一) 五月五日,臂系五彩缯(丝)

值得注意的是,汉代,夏至之后出现的使人致病的众多鬼魅中出现了一个具体的名字——游光。《风俗通义·佚文》:

夏至著五彩,辟兵,题曰游光。游光,厉鬼也,知其名者无温疾。五彩,避五兵也。案:人取新断织系户,亦此类也。谨案:织取新断二三寸帛,缀著衣衿,以己织缣告成于诸姑也。后世弥文,易以五彩。又永建中,京师大疫,云厉鬼字野重、游光。亦但流言,无指见之者。其后岁岁有病,人情愁怖,复增题之,冀以脱祸。今家人织新缣,皆取着后缣二寸许,系户上,此其验也。 (15)

应劭说厉鬼游光信仰的出现是与东汉顺帝永建年间(126—131)的一场传染很严重的疾疫有关。事实上,游光作为令人恐惧的一种恶鬼,其出现还要早一些。《后汉书·马融传》,汉安帝元初二年(115),马融上《广成颂》以讽谏,其文有“捎罔两,拂游光”。李贤注:“游光,神也,兄弟八人。”时间在顺帝之前。《文选》卷三张衡《东京赋》:“殪野仲而歼游光。”薛综注:“野仲、游光兄弟八人,恒在人间作怪也。”野仲即《风俗通》之野重。《后汉书·张衡传》:“永元中,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精思傅会,十年乃成。”张衡撰写《二京赋》始于永元年间(89—104),历时十年。至于此赋的完成时间,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均系于和帝元兴元年(105), (16) 孙文青《张衡年谱》系于安帝永初元年(107), (17) 这比马融《广成颂》还要略早一些。据此可知,厉鬼游光在汉代人信仰中出现的时间应该比较早,这种厉鬼成为汉代人心中特别畏惧的夏季传染病制造者。人们为了防止这种恶鬼带来的疾疫,就想出了一些简便可行的辟邪巫术,把五彩缯或五彩丝缠系在胳膊上,或缝在衣衿上,或把新织成的缣剪取二寸左右,系在门户上。《潜夫论·浮侈篇》说东汉人们相信巫术,“或裂拆缯彩,裁广数分,长各五寸,缝绘佩之;或纺彩丝而縻,断截以绕臂:此长无益于吉凶,而空残灭缯丝,萦悸小民”。为辟邪驱鬼而不惜毁坏、浪费大量丝织品,由此可见信仰习俗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之深之大,以及人们对信仰之执着。 (18)

我国传统的二十四节气是参照地球绕太阳公转的周期变化而总结出来的气候变化规律,它与阳历月日之间有相对固定的对应关系,与阴阳合历的农历月日之间的对应关系则变化较大。以夏至为例,一般在阳历六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交节,若依照农历,则有时在农历五月初,有时在五月中旬或下旬。汉代在夏至日有系五彩丝辟邪的习俗,后来提前至五月五日,不知是否与此有关。《风俗通义·佚文·释忌》记载:

五月五日,赐五色续命丝,俗说以益人命。

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名长命缕,一名续命缕,一名辟兵缯,一名五色缕,一名朱索,辟兵及鬼,命人不病温。

“益人命”“长命”“续命”之语,都是驱疫辟邪的同义词,通过系五彩丝而辟除疫鬼,避免染瘟疫而亡,得以长命。再到后来,许多辟邪的习俗大多集中到了五月五日端午节。在这一天,某些地方的人还举行某种大的迎神活动。《后汉书·列女传》记载:

孝女曹娥者,会稽上虞人也。父盱,能弦歌,为巫祝。汉安二年五月五日,于县江泝涛婆娑迎神,溺死,不得尸骸。娥年十四,乃沿江号哭,昼夜不绝声,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至元嘉元年,县长度尚改葬娥于江南道傍,为立碑焉。

曹娥的父亲身为巫祝,在五月五日这一天到江水中迎神而溺水死亡,曹娥为寻父尸,也亡身江水。这个故事流传久远,很令人悲伤,它反映了汉代至少在会稽地区,五月五日有迎神的习俗。他们所迎的神灵应该是春秋时期被吴王逼迫自杀的伍子胥。伍子胥死后,被当地民间奉为涛神。会稽人在五月五日迎涛神,大概与夏季江水开始泛滥、田农会受水灾破坏有关,这与其他地域预防疾疫的巫术有一定区别。看来,进入夏季之后,除了辟邪、驱邪,不同地区的民众还会从事其他的巫事活动。

五月五日正值仲夏,天气酷热,中暑、皮肤病等疾病频发,而受社会发展程度的限制,人们无力控制疾病,人们面对疾疫有时未免无奈,这直接导致禁忌增多起来。例如《风俗通义·佚文·释忌》说:“五月盖屋,令人头秃。”又说:“五月五日,不得曝床荐席。”类似的零星记载,反映了当时人面对疾疫而无力救治,不得不转向神秘主义。

(二) 伏日闭门,御蛊祭神

夏季是一年之中的炎热季节,其中尤其以伏日为最。《史记·秦本纪》云“德公二年初伏”。《集解》引孟康曰:“六月伏日初也,周时无,至此乃有之。”可见,伏是春秋时期出现的概念,并一直沿用到今天。

伏日在汉代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节令,简牍历注中经常会标出伏日。例如银雀山出土《元光元年历谱》(前134), (19) 居延出土《五凤三年历谱》(前55)、 (20) 敦煌出土《永光五年历谱》(前39)、 (21) 《元延元年历谱》(前12), (22) 里面标注有初、中、后三伏,《元延二年日记》(前11)中有中伏、后伏, (23) 敦煌出土《永始四年历谱》(前13)有初伏。 (24)

关于三伏的安排,《太平御览》卷三一引《阴阳书》曰:“从夏至后第三庚为初伏,第四庚为中伏,立秋后初庚为后伏,谓之三伏。”《阴阳书》系唐初吕才整理删定,是汉以后演变而成,唐宋以降多用之,后散佚。将《阴阳书》关于三伏的规定与汉简牍历谱的历注作一比较,列表如下:

表一 三伏对照表

图示

图示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汉代三伏的安排有三个特点:

第一,不同年份,三伏的日子往往不同,尚未如后来的《阴阳书》那样有统一规定。

第二,每年三伏的日子尽管不尽相同,但初伏与中伏都无一例外地确定在夏至后的某个庚日,后伏则无一例外地确定在立秋后的某个庚日。

第三,从这六件标注三伏的历谱来看,时代越晚一些的历谱,三伏的日子越趋向于规律性,例如后三件历谱的初伏、中伏基本上分别固定在夏至后三庚和夏至后四庚,后伏则基本上固定在立秋后一庚,这就与《阴阳书》中的规定相同了,说明《阴阳书》对三伏日子的规律化,应当始于汉代,具体大约在西汉末。

众所周知,三伏所对应的太阳空间视位置基本固定,是一年中最热的日子。酷热的天气容易使人中暑,严重者会致死。古人认为这是恶鬼带来的热毒恶气之类的蛊毒出来伤害人。例如《太平御览》卷三十一引《汉官仪》曰:“伏日万鬼所行,故伏。”认为这一天四处活动的鬼特别多。又如《秦本纪》说秦德公在伏日“以狗御蛊”。《正义》曰:“蛊者,热毒恶气为伤害人,故磔狗以御之。”把伏日的暑热之气当作蛊毒。总之,古人对三伏天的暑热缺乏足够的科学认识,只能归咎于恶鬼和蛊毒。

汉代人既然认为很多恶鬼在伏日出来,那么为了躲避恶鬼和蛊毒给人带来的危害,最直接、最简单的办法是待在家中,关闭家门,停止一切生产活动,官府也在此日停止办公。《后汉书·和帝纪》永元六年(94)“六月己酉,初令伏闭尽日”。李贤注引《汉官旧仪》曰:“伏日万鬼行,故尽日闭,不干它事。”是年初伏在夏至后第三庚,即六月庚戌。这是在初伏前一日下诏,令伏日终日闭门,停止一切生产和公务。该条材料中有一个“初”字,是否可以说这是首次以政府的名义统一颁布这样一项关于伏日停止一些活动的政策呢?出土资料告诉我们还不能作如此判断。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是西汉初年通用的法律,其中的《户律》就有这样一条:

自五大夫以下,比地为伍,以辨[券]为信,居处相察,出入相司。有为盗贼及亡者,辄谒吏、典。田典更挟里门籥(钥),以时开。伏闭门,止行及作田者。 (25)

该条律令规定如何通过闾里的日常监督管理,实现对平民人身和活动的控制。田典掌管着里门的钥匙,按时开闭。田典一职亦见于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厩苑律》:“有(又)里课之,最者,赐田典日旬;殿,治(笞)卅。” (26) 睡虎地秦简整理小组注:“田典,疑为里典之误。秦里设里正,见《韩非子·外储说右下》,简文作里典,当系避秦王政讳而改。” (27) 此说或有未当。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钱律》关于盗铸钱的处罚有这样一条规定:“盗铸钱及佐者,弃市。同居不告,赎耐。正典、田典、伍人不告,罚金四两。” (28) 其中的正典,整理小组注曰“里典”。则田典当非里典之误。且秦律、汉律皆作田典,似不至于皆误。虽然不清楚田典这一职务的具体所指,但至少可以确认这是与里典同一级别的乡里小吏,负责对闾里民众的日常管理。伏,张家山汉简整理小组注说是指伏日。“伏闭门,止行及作田者”,即在入伏的第一天关闭里门,禁止出行和农田劳作。可见,至迟在汉初已经统一控制伏日的民众活动了。至于东汉和帝永元六年(94)“六月己酉,初令伏闭尽日”,有学者指出,这不是说汉代在此时才统一推行这样一条政策,也不是史书的笔误,“可能涉及汉代诏令与文书记录用语的习惯,即每一位皇帝在颁布新诏令时,只要是其自己没有重复之前的内容,都可以称为‘初’”。 (29) 是否如此,还有待更多新资料佐证。

伏日还要祭祀宗庙,向祖先供祭新收获的谷物、瓜果。《汉书·韦玄成传》注引晋灼曰:“《汉仪注》宗庙一岁十二祀。”其中就有“六月、七月三伏”。 (30) 《初学记》卷四引《四民月令》曰:“初伏荐麦瓜于祖祢。”朝廷于伏日以肉赏赐从官。《汉书·东方朔传》曰:“伏日诏赐从官肉,太官丞日晏不来,朔独拔剑割肉。”

秦人自秦德公开始在伏日用磔犬于城邑之四门的方式,驱除蛊毒恶鬼。汉代是否也在伏日磔犬或其他家畜家禽来禳鬼神,不得而知。从信仰的延续性来说,汉代应该保留这一习俗。 (31) 另外,汉代在夏至到来,伏日临近的时节,为了驱除或阻止恶鬼带来的邪恶之气,人们还采取了其他一些巫术性质的办法。比如《续汉书·礼仪志中》说:

仲夏之月,万物方盛。日夏至,阴气萌作,恐物不楙。其礼:以朱索连荤菜,弥牟朴蛊钟。以桃印长六寸,方三寸,五色书文如法,以施门户。代以所尚为饰。夏后氏金行,作苇茭,言气交也。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闭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为更,言气相更也。汉兼用之,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难止恶气。日夏至,禁举大火,止炭鼓铸,消石冶皆绝止。至立秋,如故事。是日浚井改水,日冬至,钻燧改火云。

这段记载说汉代在夏至日,把朱红色的绳索和桃木刻制的印章著于门户上,以此方式驱除并阻止恶鬼之气。这一日,还要熄灭燃烧的火,停止用火的任何活动,还要改水、改火。

(三) 夏至日改水火

我国古代有更水、改火的风俗,在某一固定的日子疏浚水井,并灭掉旧火,取用新火。对此风俗,典籍颇有记载,前人也陆续作过考证。值得注意的是,居延汉简中也有一组关于“更水、改火”风俗的重要材料,对了解此风俗在汉代的情况十分重要:

(1) 御史大夫吉昧死言:丞相相上太常昌书言大史丞定言,元康五年五月二日壬子日夏至,宜寝兵,大官抒井、更水火、进鸣鸡。谒以闻,布当用者。臣谨案,比原泉御者、水衡抒大官御井,中二=千=石=令官各抒。别火 (《居延汉简释文合校》10·27)

(2) 官先夏至一日,以阴燧取火,授中二=千=石=官在长安、云阳者,其民皆受,以日至易故火。庚戌寝兵不听事,尽甲寅五日。臣请布,臣昧死以闻。 (《居延汉简释文合校》5·10)

(3) 四月廿九日庚戌寝兵,五月大,辛亥一日,壬子二日夏至,癸丑三日,甲寅四日尽,乙卯五日,丙辰六日……庚辰卅日。 (《居延汉简释文合校》179·10)

这三枚简,劳榦、 (32) 汪宁生、 (33) 于豪亮、 (34) 陈连庆、 (35) 裘锡圭、 (36) 罗琨 (37) 等先生已经先后作过有益的探索,提出不少精到的见解。

三枚简均长23.5厘米左右,形制大小基本相同。第一、二简各书写两行文字,第三简横置竖写三十一行字。劳榦《居延汉简考释》“别火官”条云:“右丙吉奏,本为二简,余让之先生察其字迹相同,合为一奏。(时在二十四年)前后完整无缺文。”此三简皆出土于汉肩水候官遗址A33地湾,因此,它们应属于同一份完整的文书。(https://www.daowen.com)

简文中有元康五年纪年,即神爵元年(前61)。《汉书·宣帝纪》神爵元年“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诏曰:‘……乃元康四年嘉谷玄稷降于郡国,神爵仍集……其以五年为神爵元年。……’”说明是岁三月改元神爵元年之前,仍使用元康年号纪年。此简文中“御史大夫吉”奏书云“元康五年”疏浚井水与改火事宜,知此奏书之撰写、上奏在三月改元之前。

“御史大夫吉”即丙吉,“丞相相”即魏相。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宣帝地节三年(前67)六月,御史大夫魏相代韦贤为丞相,丙吉为御史大夫。神爵三年(前59)三月,丞相魏相去世。四月,丙吉迁为丞相。神爵元年,魏相正为丞相,丙吉正为御史大夫。太常昌即太常苏昌,《百官公卿表》谓苏昌曾封蒲侯,然《功臣表》不记其事。太史丞定,无可考。

从简文看,丙吉奏请于夏至抒井、改火,乃太史丞定先奏与太常,太常再奏呈丞相魏相,丞相魏相又奏呈宣帝,大约宣帝将此奏书交给御史大夫丙吉斟酌处理,丙吉最后上奏宣帝。此即该简文最初的由来。

定时更井水、改灶火的风俗起源比较早。在古人的观念中,疾病的产生与饮水和灶火也有一定的关系。古人饮用水最初取自河川等处,河川之水易受腐烂的各类草木和野兽尸体的污染,导致疾病。后来,人们学会打井取水。相对于河川之水而言,井水更加洁净,但水井如果长期得不到淘洗,水质也容易改变,不利于健康。古人认识到这一点之后,就有了定期淘洗水井的习俗,谓之“去毒”。西汉末最早出现的王莽代汉的所谓符命,据说就是书写在浚井挖出的石块上。 (38)

从民族学的资料看,更水习俗也直至近现代在某些地区仍有保留。例如,佤族有“呦黑拉翁”(接新水)的宗教祭祀。“呦黑拉翁”来源久远。在佤族的传说中,相传人类自“司岗”(山洞)中出来后不会讲话,走到河边洗了脸后才会讲话,而这一天正是佤历的一月三日。后来,佤族不论走到哪里建立村寨,首先就是搭水槽接水,逐渐形成了每年佤历一月三日举行接新水的隆重祭祀活动。此日清晨,主管寨内祭水的小窝朗敲响木鼓,寨户们听到木鼓声后,每户带上一碗米送到小窝朗家里(午饭备用)。全寨身强力壮的男子都到自家的竹林中砍一根竹子扛上,跟随巫师到水源头换水槽。巫师把用于祭祀的烧熟的老鼠置在水源头,口中念念有词。念毕,大家动手劈开竹子,换修笕槽。老弱妇女则主动用竹枝扫帚打扫村寨,清除道路上的污泥杂物,填平道路,使寨子焕然一新。当新水流进寨子后,要让寨中的达垮(佤语,寨子里的长老)先接,而后其他人才能去接。这一天下午,寨子杀猪剽牛,用接来的水煮肉做饭,大家共同享用。第二天一早,鸡鸣头遍,寨子里的姑娘们便争先起床去接新水,谁起得最早,谁就会受到寨子里男青年的称赞。 (39)

汉代抒井更水的习俗,与佤族每年一次打扫村寨卫生、更换水槽接新水的习俗可谓异曲同工,应当与早期人类通过清洁水源、预防疾疫关系密切。

再说“改火”。

与现代相比,古代的取火办法要困难得多。因此,古人在掌握取火方法之后,家中仍要保留火种,以保证日常使用。但古人认为,火种保留得太久就变成旧火,会对人作祟,引起与饮食有关的疾病或引发火灾。避免疾病灾害的办法,就是送走旧火、取用新火,从而形成改火的习俗。先秦秦汉文献中对此习俗多有记载。例如:

(1) 《周礼·夏官·司爟》:“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时变国火,以救时疾。”郑玄注:“郑司农说以鄹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梄之火,冬取槐檀之火。’”

(2) 《管子·禁藏》:当春三月,萩室熯造(灶),钻燧易火,抒井易水,所以去兹毒也。(尹注:“凡此皆去时滋长之毒。”)

(3) 《管子·轻重己》:“以冬至日始,数四十六日,冬尽而春始……教民樵室、钻燧、熯灶、泄井,所以寿民也。”

(4) 《论语·阳货》:“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集解引马融曰:“《周书·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梄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钻火各异木,故曰改火也。’”

(5) 《淮南子·时则训》:“季春之月……爨萁燧火。……季夏之月……爨柘燧火。……季秋之月……爨柘燧火。……季冬之月……爨松燧火。”

(6) 《续汉书·礼仪志中》:“日夏至,禁举大火,止炭鼓铸,消石冶皆绝止。至立秋,如故事。是日,浚井改水,日冬至,钻燧改火云。”

综合文献与简牍记载,古代的改火风俗可以从几个方面认识:

(一) 改火时间。由《续汉书·礼仪志》可知,东汉疏浚水井以改水是在夏至,这与居延汉简的记载完全一致。但东汉改火在冬至日举行,与简文的记载不同。又《论语》说收获季节改火,应在秋末冬初;《管子》说在春季;《周礼》《淮南子》皆为四时改火;《鄹子》则于四时改火外,另于季夏改火,则此简于夏至改火不仅与东汉之俗不同,且与先秦之俗亦不相应。劳榦先生说:

盖期年改火,不当在夏至。四时改火,当在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改之。五时改火应除四立而外更增季夏节小暑。夏至为中气而非节气,与四时之界画俱不相涉。惟《汉书·魏相传》:“又数表采《易》阴阳及《明堂》《月令》奏之曰:‘天地变化,必由阴阳,阴阳之分,以日为纪。日冬夏至,则八风之序立,万物之性成,各有常职,不得相干。’”本传云相少学《易》,是夏至改之说或竟与魏相所奏“日冬夏至,则八风之序立,万物之性成”同出一源,而与《周礼》及《鄹子》相违异。 (40)

这是劳榦的解释。简文本身似乎也可以帮助证成此说。根据此简文形成的程序可知,丞相魏相参与了此事,然则魏相关于阴阳节令变化之思想,应当会对改火时间产生一定的影响。劳榦推测简文之改火在夏至,与魏相或许有一定关系,所言应是。

敦煌出土汉简中还见到如下一简:

三月己卯冘从所□□汤承

制诏光禄勋曰:今年火尚前,谨修火。臣□再拜承诏 (《敦煌汉简》1798)

从内容分析,该简应是与取新火的改火风俗有关。“火尚前”“谨修火”云云,似是指去旧火、取新火的时间应该提前,其思想根源估计即阴阳五行学说。若此推测不误,则汉代每年的改火时间也可以根据需要作适当的调整,或提前,或推后。具体如何操作,不可得知。

改火实际上就是熄灭旧火,取得并点燃新火。这反映的是一种对火的信仰习俗。众所周知,由于某种巧合,任何信仰习俗在流传的过程中都可能与其他的习俗相交融,旧的信仰习俗会衍生出新的内容。改火习俗在汉代的某些地域已经与春秋时期晋国介子推的传说相融合,形成了寒食节。 (41)

(二) 取新火的方法。从文献对改火之俗的记载来看,西汉以前改火,皆采用钻木取火的方法取新火。东汉仍是如此。简文中改火时的取火方法是“以阴燧取火”,于豪亮先生认为“必系钻燧取火无疑”,即钻木取火。罗琨先生也认为,汉代仍用木燧取火,居延烽燧遗址发现过钻火木燧,阴燧即木燧之说是有道理的。

(三) 古代改火通常有专人掌其事。汪宁生先生根据民族学资料指出,最初的改火仪式一般都由巫师或部落头人举行。到了阶级社会,统治者把取新火作为自己的一种特权,借此以神化自己,开始设官以专司其事。如《周礼》改火由司爟一职负责。《艺文类聚·火部》引《尸子》云:“燧人上观星辰,下察五木,以为火。”此则云燧人氏专掌改火,他通过观察星辰运动,判断季节的变换,于五时以不同的木头来钻燧取新火。汉简中负责改火的职官则为“大官”“别火官”。大官,即太官,属少府,主天子膳食。大鸿胪属官有别火令、丞,《汉书》注引如淳曰:“《汉仪注》别火,狱令官,主治改火之事。” (42) 到东汉,将大鸿胪的属官别火令、丞取消,不在设此职。汉官印中有“别火丞印”, (43) 应属于西汉官印。

据简文“别火官先夏至一日,以阴燧取火,授中二千石、二千石官在长安、云阳者,其民皆受,以日至易故火”云云,知朝廷的别火官所取新火只授与在长安、云阳的中二千石、二千石官,以及平民,其他地区的取新火、易旧火,当非朝廷的别火官掌管。且以情理推之,全国各地之改火也不可能仅由此一官负责。当时各地应该皆有负责定时取新火者,但可能由他官兼任、兼管,未必设专门的职官。尤其至东汉,虽然仍有改火之俗,但别火令、丞已罢省,不再设专门人员来负责取新火,各地之改火事宜应是皆由其他职官来兼任。

简文中提到别火官所取新火除授予长安城中的吏民外,还授予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的吏民。之所以重视云阳,因为云阳乃甘泉宫所在地,又是西汉郊祀天地的场所。武帝封禅泰山之前曾在这里演礼,封禅过后又在这里小住。汉时,长安置祠祝官女巫,有梁巫、晋巫、秦巫、荆巫、九天巫,皆以岁时祠宫中。 (44) 而《汉书·地理志》云:“云阳有休屠、金人及径路神祠三所,越巫图示 图示祠三所。”径路神是匈奴神;越巫图示 图示祠是南越神;休屠金人,自张晏以来,崔浩、魏收、颜师古一致认为是佛像,此说虽有待商榷,但也表明甘泉是可与长安匹敌的宗教中心。甘泉宫中的台室,画有天地、泰一诸神像,排设供具,定期举行祭祀。

民族学资料表明,改火需要举行一定的仪式,先灭掉火塘中原先保存的火种,以杀畜禽等方式送走火鬼,然后,用原始方法取新火。如云南盈江一带的景颇族在发生失火后,在巫师主持下举行“送火鬼”仪式。各家把火塘中的火种熄灭,仅保留一根着火的木柴,由一人扛着奔跑,另一人持刀随后追赶,赶到村外把木柴投入污水塘,表示送走“火鬼”。西盟佤族则赶一猪至寨外,将猪杀死,以盛于口袋内的来自各家火塘的木炭和泥,涂遍猪身,投入河中或水塘中,表示火鬼被送走。沧源佤族则杀鸡举行简单祷祝仪式,送走火鬼。

汉代改火是否举行类似的仪式呢?按,汉代,每家的灶中也都保存有火种。家中火种熄灭,可以向邻人借取,这被称为“通水火”。 (45) 因为灶中常年保存火种,为火之神灵所在,遂有祭灶之俗。《汉书·孙宝传》载:“署宝主簿,宝徙入舍,祭灶请比邻。”祭灶实际就是祭灶火,祭火神。 (46) 迁新居先要祭灶,可见灶火神灵的重要性。据此推断,汉代改火时,为送走旧火,必定也要举行一定的仪式。另外,简文中丙吉上书请变水火时,有“进鸣鸡”之语,不知所进鸣鸡是否与改火有关。如果属于改火事宜的一部分,则汉代改火仪式当与沧源佤族的风俗仪式类似,即用杀鸡的方法来送旧火。

简文还提到在夏至日“宜寝兵”。按,《后汉书·献帝纪》兴平元年(194)六月,“丁丑地震,戊寅又震。乙巳晦,日有食之。帝避正殿,寝兵,不听事五日”。因此,于豪亮先生认为:“在重要节日或遇到大的自然灾害时‘寝兵不听事五日’,乃汉代的制度。” (47)

 

每年在某个相对固定时间举行盛大的驱邪活动,这在世界上其他民族也不乏其例。不少民族都把时间选择在冬季即将结束、春季即将开始的时节,或者秋天,或者疾病多发的其他季节。例如阿拉斯加最北端巴罗角的因纽特人,在每年冬季即将结束、数月未见的太阳重新升起的时刻,各家同时驱除妖精图纳。人们在公共会堂前面点一堆火,在每家进门的地方站一个老年妇女。男人聚在会堂四周,年轻妇女和女孩从每家赶妖精,她们拿着刀狠狠地向床下和鹿皮下刺去,并喝令图纳滚开。当她们认为已经把妖精从每一个小洞和角落里赶出来的时候,就接着把它塞进地下的一个窟窿里去,把它从窟窿里赶到屋外,并高声叫喊,疯狂地做出各种姿势。同时,站在家门口的老年妇女手里拿着刀,在空中划来划去,不让它回来。所有的人都把妖精往火里赶,并痛斥妖精。这时,两个男子走出来,其中一人手提一桶尿倒在火上,另一人手持装满黑火药的枪向火开枪,当水汽上升时,再给它一枪,认为这样就暂时把图纳消灭了。 (48) 北美的易洛魁人在新年(每年的1月或2月或3月,时间不定)开始时举行“梦节”,节日中有一天举行把妖精从屋里赶出去的仪式。男人们都身披野兽皮,脸上戴着相貌凶恶的假面具,手拿乌龟壳,他们挨家挨户闹得惊人,为公众驱除鬼邪之气。 (49) 秘鲁的印加地区每年大约在9月时开始雨季,常常有很多疾病随之产生。当地人在这个月举行一个叫作西图亚的节日,从首都及其郊区驱除所有的疾病和灾害。他们还到河里或泉水里洗澡,认为这样疾病就会脱身而愈。 (50)

有的民族的驱邪日期则参照农事季节而定。例如西非洲多哥兰的霍人,每年在吃新山药之前,必须清洗城镇,驱除邪恶。他们用巫术把妖魔鬼怪和一切害人的邪恶都赶进成捆的树叶、藤蔓中去,系在棍子上,拿到镇外,插立在各条路上。妇女们则打扫炉灶和房子,用破木盘清除垃圾。然后,人们祷祝:“在我们身上为害的一切疾病啊,我们今天要动手除掉你。”于是,大家尽快朝阿达鲁克山的方向跑去,她们一边打自己嘴巴,一边喝令害人的妖怪立即滚到安罗和阿达鲁克这样的所有邪恶必须去的地方。 (51) 印度东北部的荷族人、有些兴都库什的氏族等都是在每年谷物收获完毕之后举行驱除妖魔鬼邪的活动。 (52)

在几内亚,人们每年专门划出一个时间,举行隆重仪式,驱除他们城镇中魔鬼。人们带着悲戚的喊声驱邪,追赶它,用棍子、石头和其他顺手的东西打魔鬼,把魔鬼赶到城外相当远之后才回来。所有的城镇同时用这种方法驱邪,以保证它不再回到他们家里来。妇女擦洗干净家中所有的器皿,不沾邪气。 (53)

类似的定期驱邪习俗,在世界各地的许多民族都曾存在过。这些驱除妖魔鬼怪的场面,所实用的驱邪工具和驱邪方式,和汉代的驱傩很相似,反映了人类早期思维观念上的某些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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