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东汉建初四年“序宁”简
“序宁”简是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历年在香港文物市场上购得的数批次战国秦汉简牍中的一种,共十四枚。根据简牍形制、书写风格,可分为两类,一类抄写于较长的木简上,字体较大,每简一行;另一类书写在相对短小一些的木方上,字体较小,除了一枚木方上书写三行,其余木方皆书写两行。这批简牍的纪年明确,是东汉章帝建初四年(79)七月、八月间的文书。
“序宁”简最初是饶宗颐先生公布的。 (16) 很快,连劭名在此基础上发表新的研究成果。 (17) 待全部释文和图版在陈松长编著《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正式公布后,学界关注者渐多,就文字的释读以及这批简所涉及的问题展开了讨论。讨论的热点集中在几个方面:
一是“序宁”一词的含义。最初,饶宗颐先生认为“序”同“叙”,“宁”即“安”,并引《周礼·视祲》“掌安宅叙降”郑玄注:“人见妖祥则不安,主安其居处也,次序其凶祸所下,谓禳移之。”认为“序宁是解除疾病的巫术”。 (18) 陈松长则认为“序宁”即史书和居延汉简中的“予宁”,居家为父母服丧。 (19) 李均明对此提出怀疑,认为“据简文综合考察,‘序宁’当为人名,系一老妇人。东汉建初四年(79)七月初一甲寅,序宁病重,同月十二日乙丑去世”。 (20) 刘昭瑞也指出:“仔细绎读简文,笔者以为‘序宁’二字并无其他特定深义,只不过是‘皇母’的名字而已。解‘序宁’一语为‘皇母’之名,对于通读简文来说可以说是文从字顺。” (21) 美国学者夏德安亦认为“序宁”乃人名。 (22) 李均明、刘昭瑞、夏德安的意见无疑很正确,从“序宁”简的行文比较容易看出,“序宁”确实应是简文中“皇母”的名字。目前,研究者在提到这部分资料时,基本都认同“序宁”为人名。 (23)
二是对“头
目颠,两手以抱”“头
目窅,两手以卷”的理解。最初认为是描述病人症状, (24) 或描述遥祷神灵的一种具体仪式或表情。 (25) 后来,有学者指出应是对序宁死亡状态的描述。 (26) 刘昭瑞则进一步认为“极可能是讳指序宁的死亡”,“‘序宁’简中‘头
目颠,两手以抱’等语的背后极可能指的是序宁的病死”。 (27) 这一理解与简文的整体意思完全吻合,亦已经为学界所接受。
三是从整理者开始,学界通称这批简为“序宁”简,虽然最初对“序宁”一词的理解不准确,但在现在看来,这个命名倒也没有问题,可以继续使用。关键是如何界定这批简的内容。起初,饶宗颐先生称之为“序宁病简”,认为“所记为祷祭于神明,解除疾病”; (28) 连劭名称曰“巫祷券书”,认为“是田姓家庭因母亲有病而延请巫师祝祷时使用的文辞”,是用来解除疾病; (29) 杨华称“序宁祷券”, (30) 与连劭名的意见基本接近。但从内容上看,这批简虽然记录了田氏皇男、皇妇等在皇母病重时为其祷请众神,希望以此驱除疾病,但其主题并不是祷疾,而应是丧葬习俗中为死亡者解除罪谪,属于解除文,祷疾只是附带提及的事项。
之前,大家在研讨这批简文时,除了注意到简牍形制上的差异外,没有人对简牍形制与内容之间的关系予以关注。夏德安开始注意到了简文中分别有“券书”“券刺”之类的语词,十四枚简可以按照简文作“券书”抑或“券刺”而划分为两组,两组当中的大部分简文的程序类似,可以发现彼此之间的文字是对应的,凡是相互对应的简文,其所祷请的神也相同。如下表所示: (31)
表一 “序宁”简形制与内容对照表
夏德安的发现很重要,更重要的是提醒大家应该注意对这批简分组考察的可能性。
笔者在研读这批简牍时,受夏德安的启发,注意到对“序宁”简的深入认识确实应该从分组入手,而实际的分类或分组却不完全如夏德安所提出的“券书”和“券刺”两组。 (32) 实际上,“序宁”简应该包含三组简。三组简之间的区分最主要的依据是简上所署的时间,个别没有时间的(如简233、简236、简238)则可根据内容结构的特点分别归入这三组内。
为便于讨论,现依照简文所署时间将这十四枚简的释文分作三组抄录于此,释文按照内容结构作了分段:
第一组,八枚简,七月十二日皇母序宁去世当天的解除文:
简226:建初四年七月甲寅朔,皇母序宁病,皇男、皇妇、皇子共为皇母序宁祷炊,休。
七月十二日乙丑,序[宁头
目颠,两手以抱,下](以上正面)入黄泉,上入仓(苍)天。
皇男、皇妇为序宁所祷造君,皆序宁持去,天公所对。
生人不负责(债),死人毋适(谪)。卷(券)书[明白]。(以上背面) (33)
简228:[张氏请子社。皇母序宁病,皇男、皇妇]为皇母序宁祷社。 (34)
七月十二日乙丑,序宁头
目颠,两手以抱,下入黄泉,上入仓(苍)天。(以上正面)
[皇男、皇妇为序宁所祷社,皆序宁]持去,天公所对。
生人不负责(债),死人毋适(谪)。卷(券)书明白。
张氏请子社。(以上背面) (35)
简229:皇男、皇妇为序宁所祷郭贵人。
七月十二日乙丑序宁头
目颠,两手以抱,下入黄泉,上入仓(苍)天。
皇男、皇妇所祷郭贵人,皆序宁[持]去,天公[所](以上正面)对。
生人不负责(债),死人毋适(谪)。卷(券)书明白。(以上背面) (36)
简230:(殇)[獦]君。 (37) 皇男、皇妇为序宁所祷(殇)[獦]君。
七月十二日乙丑序宁头
目颠,两手以抱,下入黄泉,上入仓(苍)天。
皇男、皇[妇]为序宁所祷,皆予宁持去,(以上正面)天公所对。
生人不负责(债),死人不负适(谪)。卷(券)书明白。(以上背面) (38)
简231:田社。皇男、皇妇为序宁所祷田社。
七月十二日乙丑,序宁头
目颠,两手以抱,下入黄泉,[上入苍天]。
[皇男、皇妇为序宁所祷,皆予宁持去,天公](以上正面)所对。
生人不负责(债),死人毋适(谪)。
卷(券)书明白。(以上背面) (39)
简233:[水上。皇男、皇妇]为序宁所祷水上,皆序宁持去,天公所对。
生人不负责(债),死人不负适(谪)。卷(券)书明白。 (40)
简236:[官社。]皇男、皇妇为序宁所祷官社,皆序宁持去,天[公所对。
生人不负责(债),死人毋适(谪)。券书明白。] (41)
简238:大父母、丈人、田社、男殇、女殇、祷 (42) 祠(司)命君,皇男、皇妇为序宁所祷,皆序宁持去,天公所对。
生[人不]负责(债),死人毋适(谪)。卷(券)书明白。 (43)
第二组,五枚简,七月二十日皇母序宁去世第九天的解除文:
简227:建初四年七月甲寅(为)[朔], (44) 田氏皇男、皇妇、皇弟、君吴共为田氏皇母序宁祷外家西南请子[社],休。
皇母序宁,以七月十二日乙丑,头
目窅,两手以卷,下入黄泉,上入仓(苍)天。
今以盐汤下所言祷。死者不厚适(谪),生者毋责(债)。
券刺明白。
所祷,序宁皆自持去对天公。
简232:七月廿日癸酉,令巫夏脯酒为皇母序宁下祷,皇男、皇妇共为祷水上:
皇母序宁,今以头
目窅,两手以卷。
脯酒下。生者毋责(债),死者毋适(谪)。券刺明白。
简234:七月廿日癸酉,令巫夏脯酒为皇母序宁下祷,皇男、皇妇共为祷獦君:
皇母序宁,今以头
目窅,两手以卷。
脯酒下。生人不负责(债),死人不负适(谪)。
卷(券)刺明白。
简235:七月廿日癸酉,令巫夏脯酒为皇母序宁下祷,皇男、皇妇共为祷东北官保社:
皇母序宁,今以头
目窅,两手以卷。
脯酒下,生人不负责(债),死人毋适(谪)。(以上正面)
券刺明白。(以上背面)
简237:七月廿日癸酉,令巫下脯酒为皇母序宁下祷,皇男、皇妇为祷大父母、丈人、田社、男殇、女殇、司命:
皇母序宁,今以头
目窅,两手以卷。
脯酒下,生人不负责(债),死人无适(谪)。
券刺明白。
第三组,一枚简,八月十八日皇母序宁去世第九天的解除文:
简239:八月十八日庚子,令赵明下脯酒为皇母序宁下(及)[
]君祷: (45)
皇母序宁,[今]以头
目窅,两手以卷。
脯酒下,生人不负责(债),死人毋适(谪)。
券刺明白。
图二 “序宁”简(局部)
以上简文的个别释文,已经参照目前学者的意见作了修订;有的简文已经残缺,这里根据同组简的文例作了拟补,改正和拟补的文字均标以方括号。另外,为了方便比对,简正面与背面的文字未作区分,对同一简的释文则根据文义作了适当的分段。标点断句也根据实际情况有所调整。
很显然,这三组简分别是田氏之子、儿媳等人在建初四年七月十二日乙丑、七月二十日癸酉、八月十八日庚子三次祷请各方神灵, (46) 为亡故的母亲序宁解除罪谪的文字记录,即简文中说的券书、券刺。其中第二组的简227在内容结构上与第一组很相似,笔者最初拟将该简归入第一组。据刘乐贤文,夏德安将该简归入第二组。夏德安这样划分有道理,除了他所考虑的“券书”“券刺”的用语差别外,还有一点,该简上的文字为三行,在形制上与第二组的两行有更多共同点,长短差不多,而与第一组单行文字的长简完全不同。当然,该简在记事时间上与第二组好像不太一致,第二组其他四简都作七月二十日,而简227则除了与第一组相同的两个月日,再无其他。但仔细分析该简,可以看到在七月十二日序宁去世一句文字之后,有“今以盐汤下”一句,考虑到该简形制及其与第二组其他各简都用“券刺”的特点,以及此句在“七月十二日”之后,则此“今”字当指七月二十日。
第三组,这里只有一枚简,因为该简用“券刺”而非“券书”,夏德安将其归入第二组。实际上此简与第二组的其他各简在时间上是不同的,它记录的是田氏之子、儿媳等的另一次为亡母序宁祷请神灵,解除罪谪,应该单为一组。
总之,这十四枚简反映的是田氏之子、儿媳等前后三次为亡母序宁祷请神灵,解除罪谪。这三次解除以及所祷请之神,可以列表如下:
表二 “序宁”简祷请神灵表
首先,从第一组、第二组的简文看,似乎每组简都有一枚的纪年很完整,即不仅有月日,还有“建初四年”的字样,这似乎应该是所属该组简的头一枚简,即记录本次祷请各方神灵以为解除的头一枚简。如此,则现存第三组的简239当非该组简的第一枚。
其次,据目前保存的情况,第一组的简最多,共八枚。假设第一组简是完整无缺的,即第一次祷神解除的记录没有遗失,再考虑到这三次解除所祷请之神的对应关系,即第一次祷请之神,在第二次也基本都祷请了,第三次亦当如是,那么从上表看,第二次祷请解除的记录简应该缺少三枚,第三次缺少七枚。根据饶宗颐先生《〈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序》的介绍,该馆收藏的个别楚简与上海楚简能够拼合,说明该馆历次购藏的简牍可能大都不是完整地成批次购入,只是各次盗掘出土简牍中的一部分。具体到“序宁”简,大约也不止这十四枚,而是至少应该有二十四枚,其余十枚已不知下落,至为可惜。
目前,第一次的祷神解除记录简保留较多,都是单行文字的长简。这八枚简的文字多寡不一,但除了简238外,其他七枚简上的文字似乎都可以分作五段。
第一段大多作“建初四年七月甲寅朔,皇母序宁病,皇男、皇妇等共为皇母序宁祷某神灵”。
第二段大多作“七月十二日乙丑,序宁头
目颠,两手以抱,下入黄泉,上入仓(苍)天”,意思是皇母序宁在七月十二日这一天病故,其鬼魂可能下入黄泉,进入地下世界,也可能上入苍天而升仙。
第三段大多作“皇男、皇妇为序宁所祷某神,皆序宁持去,天公所对”。“皆序宁持去”,可能是指序宁的亲人在其病重时已经向各神灵祷请,这些祷请之辞在序宁下葬时,都交给序宁带走(即陪葬),并由天公验对过。 (47) 为何这里要强调这一点呢?前文提到过,古代为病人祷疾时需要代病人向神灵谢罪,或由病人自己思过,然后请神灵赦免病人的过错,让病人康复。序宁的亲人在向诸神祷疾时也应该包含这样的内容。序宁下葬时,把祷疾文书陪葬,就是让她带给天公,表示生前的罪过已经忏悔过了,不要再作追究,这为下一句作好了铺垫。天公在“序宁”简中出现频率很高,基本上每一次的解除文中都有。天公即天帝,与地公、人公分别是三界的最高统治者。 (48) 张角创建太平道时,与张宝、张梁兄弟三人即分别称作天公将军、地公将军、人公将军,神道设教,皆源自原始的民间信仰。
第四段,“生人不负责(债),死人毋适(谪)”。因为序宁生前的过错已经反思并向诸神谢罪,所以不要让亡者和生者为之负债受罚了。
第五段“卷(券)书明白”,意思是有文书在此,说得很清楚,天公不要不认,也不要反悔。另外也可能是希望序宁不要在死后对活着的亲人有抱怨,因为亲人在其病重时都已经尽力了。
第二组简共五枚,是七月二十日为序宁作的第二次解除仪式,这已经是序宁病故的第九天。这组简的文字内容也大致相近,除了简227,其余四简皆可以分四段。
第一段是“七月廿日癸酉,令巫夏脯酒为皇母序宁下祷,皇男、皇妇共为祷某神”。“夏”,即“下”。简237即作“下”。下脯酒,即摆好肉干和酒水。肉干和酒是请神、祭神时的祭品。此处摆放脯、酒,之所以用“下”字,因祭品摆放于地面铺着的席子上。据《周家台三〇号秦墓简牍》“祠先农”简,平民在腊日祭祀祈祷先农时,即在地上铺席子,将牛肉、美酒等祭品摆于其上。 (49) 可为一证。下祷,即请神降临,向其祷请。
第二段,几乎都作“皇母序宁,今以头
目窅,两手以卷。脯酒下,生人不负责(债),死人毋适(谪)”。也可自“脯酒下”开始,另为一段。这一段先说皇母序宁已经亡故了。“今以头
目窅”之“以”通“已”。摆好肉干和美酒之后,请神降临,保证让序宁一家“生人不负责(债),死人毋适(谪)”,即祈求神灵保佑,让生者生活平安,死者在另一个世界亦享受安宁。
第四段即最末一句“券刺明白”,意思是文书明白在此,请皇母相信毋疑。
第三组简仅一枚,是八月十八日皇男等为母亲序宁举行的第三次解除仪式,仪式内容与第二次大致相同。
从三组简的全部行文看,每次祷神时都有“生人不负责(债),死人毋适(谪)”这样的话,这两句话明显与地下出土的某些汉代镇墓文很相似。比如镇墓文中常有“立冢墓之□,为生人除殃,为死人解适(谪)”, (50) “谨以铅人金玉,为死者解适(谪),生人除过” (51) 之类的语词。这说明,“序宁”简应当属于解除文,即为解除亡者罪谪而举行仪式时所使用的冥间文书。 (52)
从“序宁”简记录的三次祷神解除文看,皇男、皇妇、皇子、皇弟等亲人在序宁病重时和病故之后,向很多神灵作了祷请,因为前后三次祷请的神灵应该是一致的,因此,虽然“序宁”简不属于祷疾简,但因为里面留下了序宁病亡之前亲人为其祷疾的记录,有助于了解汉代的祷疾信仰。这部分祷疾数据最大的价值,是告诉我们,汉代人在祷疾时,可以同时寻求多种神灵,田氏皇男、皇妇等在七月十二日序宁病重时,一日之内先后向造(灶)君、张氏请子社(外家西南请子社)、田社、大父母、丈人、田社、男殇、女殇、司命、官社、水上、獦君、郭贵人等十三个神灵祷请,其中大父母、丈人、田社、男殇、女殇、司命六位神灵可能是放在一起祷请,其余诸神皆单独祷请,这反映了汉代民间信仰的多神崇拜特点,民众所崇拜的神灵呈现出多样化。对这些神灵,已经有学者作过考证,不需赘言。此处仅按照类别将这十三位神灵略加归类,补充一点个人的认识。
(一) 社。如官社、田社、张氏请子社。
社是农业社会最古老的信仰崇拜之一。社一般是人们祈求农业丰收的场所,但随着历史变迁,社神的功能也逐渐增加,早在战国时期,社就已经成为人们祷疾的重要对象。《韩非子·外储说右下》:“秦襄王病,百姓为之祷;病愈,杀牛塞祷。郎中阎遏、公孙衍出见之,曰:‘非社腊之时也,奚自杀牛而祠社?’怪而问之。百姓曰:人主病,为之祷。今病愈,杀牛塞祷。”说明秦国百姓是向社神为秦襄王祷请的。换言之,社神是古人祷疾的对象。
田氏为母亲祷疾选择了三处社,一处明确为官社,即官府认可并管理的社。汉代有县社,是县级官府所设立。这里的官社大约应是田氏所在县道的社。
另两处则分别是田社和张氏请子社。张氏请子社,刘昭瑞先生认为是祈子的去处, (53) 很有道理。据简227,该社位于皇母的娘家所在乡里的西南,应当是当地民间百姓为祈求生子而立的私社。 (54)
田社,应该是在田野之中封某棵树木为社主,立以为社。《太平御览》卷五三二引曹植《赞社文》曰:“余前封鄄城侯,转雍丘,皆遇荒土……圣朝愍之,故封此县。田则一州之膏腴,桑则天下之甲第,故封此桑,以为田社。”曹植的封地在魏文帝、魏明帝之时多次迁封,其改封之地原先必皆立有官社,曹植封桑立社当为官社之外所立之社,因其在田野之内,故曰田社。
野外立社并非少见,上古时期乃经常之事。《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土正曰后土”。杜预注:“土为群物主,故称后也,其祀句龙焉。在家则祀中霤,在野则为社。”孔颖达疏:“言在野者,对家为文,虽在库门之内,尚无宫室,故称野。且卿大夫以下,社在野田。故《周礼·大司徒》云:‘辨其邦国都鄙之数,制其畿疆而沟封之,设其社稷之壝而树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与其野。’”
《太平御览》卷五三二又引与曹植同时代的应璩《与阴夏书》曰:
从田来,见南野之中有徒步之士。怪而问之,乃知郎君顷有微疴,告祠社神,将以祈福。闻之怅然以增叹息,灵社高树,能有灵应哉?
这则材料也清楚地表明,当时有的社就有立于田野之中,而“南野”之中的“徒步之士”,因为“郎君顷有微疴”,为了祷请社神为“郎君”疗疾,祈请赐福,而前往田社。郎君是对官吏、富家子弟的通称,此处应指徒步之士的儿子。
长沙五一广场出土东汉简中也有类似的例子,比如下面一条:
充、乐辟则亡不见。其月不处日,赐、尤捕得充父负,赐送负县。廿五日,愈得病。六月九日,乐于所居丘东北佝田旁为愈祠,其日,尤将斗、旷俱掩捕充,行道见乐祠
一〇八一 木两行2010CWJ1③: 264—235 (55)
这是一枚木两行简,也是一份册书中的零简。五一广场简的主体内容与诉讼、捕盗等有关,该条材料也不例外,从现有的文字看,充和乐二人大约都触犯了法律,充逃亡,抓捕不到本人,亭长赐和右仓曹史尤 (56) 就把充的父亲负抓起来,由赐押解到县。六月九日这一天,右仓曹史尤带领斗和旷一行三人搜捕充,途中看到了乐。乐当时正在自己所居住的丘的东北方佝田旁为一个叫愈的女孩子祷祀,愈已经病了将近半个月了,还不见好转。乐为愈祷疾的地方在丘里外的田地边上,有可能那个地方有当地人设于野外的一处田社,那是该丘里居民祷疾所在。(https://www.daowen.com)
从各种材料看,田社应是乡里民众所立之社,比县社级别低。序宁简中的田社即属于此类,它与张氏请子社有所不同。 (57)
图三 余姚市花园新村木觚
2020年12月,考古工作者在浙江宁波余姚市花园新村一处汉文化遗址的河道堆积中出土木觚一枚,全长46厘米,由一根木材纵剖而成,正面六棱五行,刷朱漆,五行皆有隶体墨书(图三)。木觚虽然有所残损,但仍可辨识出150余字,初步释读可知,其内容为东汉永平十七年(74)人们以“天帝使者”的名义为余姚县官□乡临江里男子孙少伯祈福禳病而告社君的文书(如图三)。 (58) 天帝是东汉时期的至上神,“天帝使者”是天帝信仰的衍生物,常见于东汉时期的镇墓文、买地券中。该木觚上的“天帝使者”应该是为男子孙少伯祷疾的巫者的自称。从目前披露出来的木觚内容看,祷疾的对象是社君,即社神。汉代常称神灵为“某君”或“某神君”。这一枚祷请社神的木觚出土于河道堆积中,说明该社立于野外河畔,这与“序宁”简中的田社类似。该祷疾木觚表明,社神不仅有保佑粮食丰收的神力,也能帮助人们治疗治病。
(二) 五祀。如灶君(炊)。
古人祭祀门、户、中溜、灶、行五种神祇,称五祀。《礼记·月令》:孟冬之月,“天子乃祈来年于天宗,大割祀于公社及门闾,腊先祖五祀”。郑玄注:“五祀,门、户、中霤、灶、行也。”王充《论衡·祭意篇》:“五祀报门、户、井、灶、室中霤之功。门、户,人所出入,井、灶,人所饮食,中霤,人所托处,五者功钧,故俱祀之。”五祀是常规祭祀,其神祇还是人们祷疾的对象。《仪礼·既夕礼》言病重时,“乃行祷于五祀”。
据“序宁”简中的简226,建初四年(79)七月甲寅朔,田氏皇男、皇妇、皇子共为皇母序宁“祷炊”,同一简的下文又说“皇男、皇妇为序宁所祷造君”,则此处的炊和造(灶)君应该是一回事。 (59)
按,炊即先炊。先炊与灶君原本是不同的两位神祇。《史记·封禅书》:晋巫祠“族人、先炊之属”。正义:“先炊,古炊母神也。” (60) 古代妇女主家中饮食炊爨,先炊崇拜的出现可能与此有关。而灶君、灶神是火神,只是这位火神的形象在早期却一直无法确定,有的说是颛顼之子祝融,《礼记·礼器》正义引《五经异义》:“灶神,古《周礼》说:‘颛顼氏有子曰黎,为祝融,祀以为灶神。’”《史记·孝武本纪》索隐引古《周礼》同。《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正义引贾逵云:“祝融祀于灶。”《淮南子·时则训》高诱注云:“祝融,吴回为高辛氏火正,死为火神,托祀于灶。”《论衡·祭意篇》:“炎帝作火,死而为灶。”这些说法都认为灶神是祝融神或炎帝,如此,灶神就应该是男性神。但郑玄驳斥这种灶神为祝融的说法,认为:“祝融乃古火官之长,犹后稷为尧司马,其尊如是,王者祭之,但就灶陉,一何陋也?祝融乃是五祀之神,祀于四郊,而祭火神于灶,于礼乖也。”郑玄对灶神和祝融作了严格区分,二者虽然都是受崇拜的火神,但有尊卑之差,灶神是老妇,神格较低,祝融则较为尊贵。《太平御览》卷五二九引《五经异义》载戴德说《礼器》:“灶者,老妇之祭。”但许慎不赞同,说:“五祀之神,王者所祭,非老妇也。” (61)
祝融、老妇之外,先秦的灶神形象还有一种是美女。《庄子·达生篇》:“灶有髻。”《释文》引司马彪云:“髻,灶神,著赤衣,状如美女。”《史记·孝武本纪》索隐引司马彪注《庄子》云:“髻,灶神也,如美女,衣赤。”根据描述,这位灶神是一位头挽着发髻,身穿赤色衣服的美女。火焰为赤色。灶神身穿赤色衣服的形象显然与火神崇拜有关,说明美女灶神依然代表的是火神。到了汉代,灶神的形象有新的变化。《后汉书·阴兴传》李贤注引《杂五行书》曰:“灶神名禅,字子郭,衣黄衣,夜被发从灶中出,知其名呼之,可除凶恶。”灶神有了具体的姓名,从姓名看,当时人们心中的灶神应该是男性。
灶神形象的多样,反映了民间信仰中神灵形象易变的特点。当然,这种多样化也有可能是混合不同区域的灶神崇拜所致。
值得注意的是,汉代的灶神崇拜不仅仅是源于原始信仰中对火的崇拜,还衍生出新的内容。《杂五行书》说灶神在夜间出来时,人若呼其名字,就可以除去凶神恶鬼。《汉书·郊祀志上》说汉武帝热衷于方士求仙,“李少君亦以祠灶、谷道、却老方见上”。“少君言上:‘祠灶皆可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于是天子始亲祠灶,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而事化丹沙诸药齐为黄金矣。”颜师古注引如淳曰:“祠灶可以致福。”“祠灶皆可致物”之“物”,颜师古注:“物亦谓鬼物。”如此,则祠灶还可以招致福运,可以招来鬼神。招致鬼神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获得延年益寿、得道成仙的秘方。汉代这种对灶神信仰的新内容在《后汉书·阴兴传》里面可以得到验证。
宣帝时,阴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腊日晨炊而灶神形见,子方再拜受庆。家有黄羊,因以祀之。自是已后,暴至巨富,田有七百余顷,舆马仆隶,比于邦君。子方常言“我子孙必将强大”,至识三世而遂繁昌,故后常以腊日祀灶,而荐黄羊焉。
阴子方是西汉宣帝时人,因真诚地崇拜并祭祀灶神而暴富,拥有七百余顷良田,良马好车,奴仆众多,堪比一方诸侯,而且子孙众多,家业持续兴旺。其家族也坚持在腊日用黄羊为祭品,祭祀灶神。阴氏的这个故事在当时一定是传播较广,为众人所知。这个故事的流传,无疑与“祠灶可以致福”的信仰密切相关。“序宁”简中的田氏为病重的母亲而祷请灶君,既为驱除凶恶,也为招致福运,希望母亲序宁身体能康复,延年益寿。当然,最终还是事与愿违。
简文中将炊与灶君等同,应该并非偶然。既然先炊的形象为老妇,灶神的形象之一也是老妇,古人很可能将二者逐渐混为一体了。《礼记·礼器》:“燔柴于奥。夫奥者,老妇之祭也。盛于盆,尊于瓶。”郑玄注:“奥,依注作爨。老妇,先炊者也。盆、瓶,炊器也。明此祭先炊,非祭火神,燔柴似失之。”郑玄注着力强调先炊与火神(灶神)的区别,纠正了《礼记·礼器》的错误表述,这说明汉代经学家已经有混淆二者的迹象了。民间混淆先炊与灶神,更是情理中的事情。“序宁”简反映的情况应该就是当时民间社会在灶君与先炊崇拜上有些分不清了,甚至合二为一,或者说二位一体,最终成为一位神灵。
(三) 祖先神。如大父母、丈人。
大父母即祖父母。古人称祖父、祖母曰大父、大母。《礼记·深衣》:“大父母。”郑玄注:“大父母,祖父母也。”《史记·秦本纪》西周末年,西戎反王室,秦的先人秦仲为西戎所杀。秦仲生秦庄公,庄公生子三人,其长男世父。世父曰:“戎杀我大父仲,我非杀戎王则不敢入邑。”秦仲乃世父之祖父,此亦称祖父曰大父之证。又《汉书·文三王传》:“梁共王买立十年薨,子平王襄嗣。”“共王母曰李太后,亲平王之大母也。”颜师古注:“大母,祖母也。共王即李太后所生,故云亲祖母也。”
在古人的心中,祖先神既能护佑子孙,也会因为种种原因给子孙带来危害乃至灾难。因此,子孙需要恭敬地对待祖先神,按时祭祀。家庭成员中有人患病时,祖先神往往成为祈祷的对象。关于向祖先神祷疾,古书不乏记载。周公就曾向周之先祖为武王祷疾,《尚书·金縢》专门记录了此事:
公乃自以为功,为三坛同
。为坛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史乃册,祝曰:“惟尔元孙某,遘厉虐疾。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乃元孙不若旦多材多艺,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尔子孙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呜呼!无坠天之降宝命,我先王亦永有依归。今我即命于元龟,尔之许我,我其以璧与珪归,俟尔命。尔不许我,我乃屏璧与珪。”
周公筑起三个土坛,代表周族的三位先人大王、王季、文王所在,他则登上南面另筑的坛上,面对三个坛站立,亲自用璧、珪等玉器,为武王祷祠,在祝祷之辞中认为自己既孝顺,又多才多艺,最适合去侍奉祖先神(即死亡),希望三位祖先能够同意让他代替武王去死,这样,周族在武王统领下会保持兴旺,祖先神也有依归。如果三位祖先同意这个请求,就把璧、珪等玉器给你们;如果不同意,就不给你们。在整个祭祀中,周公向祖先神详细分析利害,既有祈祷请求,也有威胁,完全是一种讨价还价的样子,最终的目的是希望祖先神不要让武王因病亡故,尽快痊愈。
汉代,皇帝身体不适以及病重之后,公卿等朝中大臣不仅需要不间断地前往问候,还要向包括祖先神在内的众多神灵祷请。《续汉书·礼仪下》“大丧”条记载:
不豫……公卿朝臣问起居无间。太尉告请南郊,司徒、司空告请宗庙,告五岳、四渎、群祀,并祷求福。疾病,公卿复如礼。
司徒、司空告请宗庙,即向祖先神祷告,请求护佑。
另一个事例,如前述匡衡因罢除郡国宗庙事向祖先祷告,祈求恢复汉元帝的健康。这个事例里面,丞相匡衡祷请的对象是汉高祖、文帝和武帝,也是祖先神。
以上是帝王或贵族阶层向祖先神祷疾的几个例证,“序宁”简的主人不知属于何等身份,但彼此在祖先神的信仰上应该是一致的,因此用来作为汉代民间祷疾的佐证,应该不会有问题。
简文中祷请的另一个对象是“丈人”,该语词是汉代对包括亲戚长辈在内的长者的通称。《汉书·苏武传》,匈奴且鞮侯单于称“汉天子,我丈人行也”。颜师古注:“丈人,尊老之称。”同书《疏广传》:“宜从丈人所,劝说君买田宅。”颜师古注:“丈人,严庄之称也,故亲而老者皆称焉。”儿媳尊称公婆曰丈人。《论衡·气寿》:“人形一丈,正形也,名男子为丈夫,尊公妪为丈人。”黄晖集释曰:“公妪,舅姑也。” (62) 有时称祖父为丈人。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丈人亦长老之目,今世俗犹呼其祖考为先亡丈人。” (63) “序宁”简里所祷请的丈人具体所指应该是什么,无从考证。有可能为家族中的某位先人,也有可能是社会上的某位尊者。或以为此处“丈人”二字应与“大父母”连读,是对祖父母的尊称。 (64) 此说恐非。大父母本身也是一种称谓,在后面缀上“丈人”二字,有叠床架屋之嫌。另有学者认为:“丈人指神仙。相传黄帝曾封宁封子为‘五岳丈人’,道教还有丈人观,道教圣地青城山、泰山都有丈人峰。” (65)
(四) 其他鬼神:司命、水上、獦君、男殇、女殇、郭贵人。
司命掌管人的寿命,所以祷疾时,可以向司命祷请,希望能延长寿命。饶宗颐、陈松长、杨华等皆有解说。
“水上”,亦见于江苏邗江胡场五号西汉墓出土的“神灵名位”木牍上,陈松长认为是河伯之类的水神。杨华认为是水鬼,即溺水而死者变成的鬼。这两种情况的可能性都有,前者为神灵,后者为厉鬼。求神灵,希冀获其佑助;求厉鬼,则因为厉鬼往往会索取生人的性命。
獦君,饶宗颐认为獦即猎,獦君是掌管田猎之神。但也有不同意见,黄景春认为,獦即“獦狚”。獦狚是古书上说的一种兽,外形像狼,声音像猪,吃人。獦君即这种兽神。敦煌佛爷滩出土镇墓文有“獦注”。 (66) 从“序宁”简的性质看,似乎后一种解释更有道理一些。
殇,指幼年夭折,没有到成年就死去。为国战死者亦曰殇,但士兵基本都是成年男子,没有女子。因此,这里应该取前一个含义。男殇、女殇,都是指夭折的男女孩童。秦汉时期,殇鬼被认为能给人带来疾病和死亡。《睡虎地秦墓竹简·日书甲种·诘咎篇》就记录了一种鬼婴儿:
鬼婴儿恒为人号曰:“鼠(予)我食。”是哀乳之鬼。其骨有在外者,以黄土
之,则已矣。 (简29背叁—简30背叁) (67)
鬼婴儿是小儿鬼。这是幼小未成年的小孩死后变成的鬼。秦简《日书》认为殇死者如果没有埋葬入土,鬼魂就会经常赤裸身体进入人家的室内。殇死者的尸骨如果露出土外,其鬼也会经常前来,并像婴儿一样呼喊,索要饮食,秦人称这种小儿鬼为哀乳之鬼,“哀乳”的意思是哀求哺乳。 (68) 古人认为,殇死的小儿鬼容易侵扰人并使人患病。《医心方》卷一四《治鬼疟方》引《范汪方》就说,疟疾在鸡鸣和人定时发作者,都是受小儿鬼的侵害。 (69)
汉代人不仅相信小儿鬼与疾病存在必然关系,还流行一个传说,认为小儿鬼与颛顼帝三个夭亡的儿子有关系。《论衡·订鬼篇》引《礼》曰:“颛顼氏有三子,生而亡去为疫鬼:一居江水,是为虐鬼;一居若水,是为魍魉鬼;一居人宫室区隅沤库,善惊人小儿。” (70) 应劭《汉旧仪》的记载与此差不多。古代鬼神传说的演变过程中,许多鬼神往往被后人拿来与历史上的某个人物相附会。小儿鬼与颛顼帝三个儿子的关系,也应该是遵循了这一规律。目前所知这个传说最早的记载大概就是《论衡》,再次是《汉旧仪》,可见这个传说出现的时间应该不早于东汉。婴儿鬼之所以会给人带来疾病,是因为他们死后得不到祭祀。《焦氏易林》卷一三《震·坤》:“旦生夕死,名曰婴鬼,不可得祀。” (71) 古人认为,得不到正常祭祀的鬼魂会祸害生者,因此就出现了夭亡的婴儿鬼致人疾病的观念。
殇鬼是致病之鬼,所以祷疾时,也需要向此类鬼祷请,祈求殇鬼放过病人,不要纠缠病人,更不要索取其性命。
郭贵人,陈松长注曰:“神灵名。不详,待考。” (72) 贵人,是皇帝妃嫔封号之一。《后汉书·皇后纪序》:东汉时,“六宫称号,唯皇后、贵人;贵人金印紫绶,奉不过粟数十斛。”郭贵人可能是当地的一位女子,被选入宫中,最终成为贵人,仅次于皇后。在民间看来,这位女子备极荣宠,非常人所能及,必有神异,所以在其死后,被作为一方神灵供奉起来。此种神灵应属于在某个地域内的小神。某人死后,由于偶然原因,被树立为新的崇拜对象,这种现象在民间信仰中比较普遍。对政府而言,此皆属于淫祀。但也有个别的小鬼神因为官方的关注,影响扩大,超出了当地的小范围。比如《汉书·郊祀志上》记载了汉武帝时神君崇拜的形成过程:
是时(即元光二年,前133)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磃氏馆。神君者,长陵女子,以乳死,见神于先后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亦往祠,其后子孙以尊显。及上即位,则厚礼置祠之内中。闻其言,不见其人云。
所谓神君,生前是左冯翊长陵的一位普通女子,大概死于难产,不知何故,其妯娌(“宛若”)竟然发现死后的她很神异,遂在家中将其作为神灵供奉起来,当地的民众也纷纷前往祷祀,甚至汉武帝的外祖母平原君也曾经去祷祀。据说,平原君的子孙之所以攀上了皇帝,成为令人艳羡的外戚,就是与当初曾祷祀神君有关。汉武帝即位后,就在宫内置祠,对神君予以专门祭祀。类似的情况不胜枚举,可以反映民间信仰中某些神灵的影响力逐渐演化扩大的一般规律。
以上对“序宁”简的性质和里面提到的神灵作了一些考证和补充,结论:第一,“序宁”简不属于祷疾简,它是序宁的亲人在序宁去世之后为她举行的三次祷神解除的文字,是为亡者作的解除文。在解除文中纳入了为病重的序宁祷疾的记录,是为了向序宁表明家人对她生前病重期间的治疗已经尽心尽力,遍祷各种神灵,虽然没有成功挽留生命,也请序宁不要怨恨,这部分涉及祷疾的文字并非该简的主题。第二,“序宁”简为我们了解汉代的祷疾和为亡者解除的信仰习俗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具体例证,使我们知道,汉代民间祷疾时所选择的祷请神灵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社神、灶神、祖先神、司命,以及各地特有的某些男殇、女殇、故去的名人,都在民间祷祀之列,反映了民间信仰的实用性和复杂性,各地民间信仰的神灵谱系带有一定的共性,也带有各自的特点。这一传统延续到近代。
(1) 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编:《关沮秦汉墓简牍》,第131页。
(2) 王贵元:《周家台秦墓简牍释读补正》,《考古》2009年第2期。
(3) 李零:《秦骃祷病玉版的研究》,《国学研究》第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后收入李零:《中国方术续考》,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451—474页。
(4) 李学勤:《秦玉牍索隐》,《故宫博物院院刊》2000年第2期。
(5) 周凤五:《秦惠文王祷祠华山玉版新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2本第1分册,2000年。
(6) 连劭名:《秦惠文王祷祠华山玉简文研究》,《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2000年第1期;连劭名:《秦惠文王祷祠华山玉简文研究补正》,《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2000年第2期。
(7) 曾宪通、杨泽生、肖毅:《秦骃玉版文字初探》,《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1期。
(8) 李家浩:《秦骃玉版铭文研究》,《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二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
(9) 王辉:《秦曾孙骃告华大山明神文考释》,《考古学报》2001年第2期。
(10) 刘昭瑞:《秦祷病玉简、望祭与道教投龙仪》,《四川文物》2005年第2期。
(11) 李零:《秦骃祷病玉版的研究》,《国学研究》1999年第6卷。
(12) 曾宪通、杨泽生、肖毅:《秦骃玉版文字初探》,《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1期。
(13)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编:《九店楚简》,中华书局,1999年,第50页。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合集(五)九店楚墓竹书》,文物出版社,2021年,第44页。
(14) 李家浩:《九店楚简“告武夷”研究》,收入《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李家浩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18—338页。
(15) 邹安主编:《艺术丛编》第五期,上海仓圣明智大学刊行,民国五年(1916)十一月。
(16) 饶宗颐:《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建初四年“序宁病简”与“包山简”——论战国、秦、汉解疾祷祠之诸神与古史人物》,该文最早刊于《华夏文明与传世藏书——中国国际汉学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后收入《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3《简帛学》(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此处据后者。
(17) 连劭名:《东汉建初四年巫祷券书与古代的册祝》,《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6年第6期。
(18) 饶宗颐:《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建初四年“序宁病简”与“包山简”——论战国、秦、汉解疾祷祠之诸神与古史人物》,《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3《简帛学》,第174—175、177页。
(19) 陈松长编著:《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01年,第97—98页。
(20) 李均明:《读〈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偶识》,《古文字研究》第24辑,中华书局,2002年,第453页。
(21) 刘昭瑞:《东汉建初四年“序宁”简若干研究》,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所编《康乐集——曾宪通教授七十寿庆论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又收入刘昭瑞:《考古发现与早期道教研究》,文物出版社,2007年。此据后者,第402页。
(22) Donald Harper(夏德安),Contracts with the spirit world in Han common religion—the Xuning prayer and sacrifice documents of A.D.79,Cahiers d'Extrême—Asie 14(2004),pp.235—275。转引自刘乐贤《东汉“序宁”简补释》,《华学》第8辑,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第190—195页;后收入刘乐贤:《战国秦汉简帛丛考》,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170—176页。此据后者。笔者未找到夏德安原文,本文提到的夏德安之说,皆据刘乐贤文转引。
(23) 刘乐贤:《东汉“序宁”简补释》,第170页。
(24) 饶宗颐:《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建初四年“序宁病简”与“包山简”——论战国、秦、汉解疾祷祠之诸神与古史人物》,第178页;连劭名:《东汉建初四年巫祷券书与古代的册祝》;刘乐贤:《读〈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江汉考古》2001年第4期。
(25) 陈松长编著:《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第100页。
(26) 夏德安说,见刘乐贤《东汉“序宁”简补释》,第174页。至于这两句话对序宁死亡状态描述的具体语义,参刘乐贤:《东汉“序宁”简补释》,第174页;范常喜:《香港中文大学藏东汉“序宁祷神简”补释》,《文化遗产》2014年第6期。
(27) 刘昭瑞:《东汉建初四年“序宁”简若干研究》,收入刘昭瑞:《考古发现与早期道教研究》,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404页。
(28) 饶宗颐:《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建初四年“序宁病简”与“包山简”——论战国、秦、汉解疾祷祠之诸神与古史人物》,第173页。
(29) 连劭名:《东汉建初四年巫祷券书与古代的册祝》。
(30) 杨华:《序宁祷券集释》,收入杨华:《古礼新研》,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484—508页。
(31) 见刘乐贤:《东汉“序宁”简补释》,第170—173页。
(32) 杨华的《序宁祷券集释》(第502页)按照七月甲寅朔、七月十二日乙丑、七月廿日癸酉、八月十八日庚子的时间先后,将“序宁”简分四组,另有一组属于时间不详者。这与笔者的认识不同。杨先生将简226、简227的前半部分单独划分作一组(七月甲寅朔),与后面几次祷请活动并列,认为构成一系列的祷请。这种观点目前比较通行。按,七月甲寅朔的祷请是在皇母病重时为之祷疾,七月十二日、七月二十日、八月十八日的祷请是在皇母病故之后为之解除罪谪,这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祷请行为,不宜放在一起讨论。况且,有关七月甲寅朔祷疾的文字属于七月十二日解除文的一部分,并非独立的简文。故在为这批简分组时,不宜将单列出七月甲寅一组。至于时间不详的三条简文,从其文例上看,应该属于七月十二日。
(33) 审视图版,该简正面末字“序”,背面末字“书”仅存其半可知,该简下端有断损,今据其他各简文例,于简正面之末补“宁头
目颠,两手以抱,下”十字,背面之末补“明白”二字。原释文于简背释文之首所补“下”字实应补于简正面释文末。与本组其他各简省略纪年不同,该简有详细的年月日,应是本组简的第一枚。
(34) 此社应即该简末句所说的“张氏请子社”。
(35) 审视图版,该简背面首字“序”仅存末笔,知此简上端断损,今据其他各简文例,于简正面之首补“皇母序宁病,皇男、皇妇”九字。背面之首补“皇男、皇妇为序宁所祷社,皆序宁”十三字。另,本组简自第二枚开始,有的简在开头先书写了所祷神灵之名,如简230“(殇)[獦]君”,简231“田社”,若此简正面开头也书写所祷神灵之名,当再补“张氏请子社”五字,如此,正面开头缺十四字,背面开头缺十三字,正背两面所缺字数相近。
(36) 审视图版,本简上端完整,下端有断损,原正面释文于“去”上补“持”字,“天公”下补“所”字,是。该简无年月日,当是承本组首简而省略。
(37) 殇,夏德安、刘乐贤皆以为应释为“獦”,即简234中的“獦君”。此说可从。见刘乐贤:《东汉“序宁”简补释》,第173页。
(38) 该简首尾完整,无缺字。
(39) 该简记录的祷请神灵为田社。据图版,该简上端完整,无纪年,当承本组首简纪年而省略。简的下端残损。正面现存简文止于“下入黄泉”,背面简文始自“所对”,依该组简文例,正面应当尚有“上入苍天,皇男、皇妇为序宁所祷,皆予宁持去,天公”二十字,今补。
(40) 该简与前面的各简不同,背面无文字,仅于正面书写,且上端残缺,下端完整,文字未书写满,则容字较前面各简必少。本组前面的数枚简正面字数在四十六至五十四字之间,可知本简字数当少于此。正面现存三十二字,因简首残损,整理者依文例补“皇男皇妇”四字,甚是。不过还可以补所祷神名“水上”。若依前面文例,另补“皇男、皇妇为序宁所祷水上。七月十二日乙丑,序宁头
目颠,两手以抱,下入黄泉,上入苍天”三十六字,则本简正面难以容纳。下面两枚简也大致是这种情况,可见自本简始,祷请神灵的文字又作了简化,不仅承首简省去了纪年,而且省减了描写序宁病亡时状态和皇男皇妇为其所祷神灵等共计三十六字左右的内容。
(41) 该简首尾两端并有残缺,仅正面书写文字,现存三十三字,整理者依文例,于末尾补“公所对”等十六字。简首则未补字。查图版,上端亦有残损,依文例,可补“官社”二字,合计五十一字,与此类简单面的容字数量大致相符。可知此简亦承上省略了纪年,以及描写序宁病亡时状态和皇男皇妇为其所祷神灵等内容。
(42) 据刘昭瑞说,“祷”字或为衍文。见刘昭瑞:《东汉建初四年“序宁”简若干研究》,第401页,注[一]。
(43) 据图版,此简只正面书写文字,背面无字。简的首尾似犹完好无损,唯中间有断残,整理者依文例,将中间所缺损文字补作“人不”。合计此简正面四十四字,与此类简单面的容字数量大致相符。以上三枚简的文字内容大致相近,都较简228—简231作了进一步地文字省减,即不仅承上省略了纪年,而且减省了描写序宁病亡时状态和皇男皇妇为其所祷神灵等内容。
(44) 刘乐贤、李均明皆认为“为”乃“朔”字误释,说可从。见刘乐贤:《读〈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李均明:《读〈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偶识》。
(45) “及君”的“及”字,李均明释作“赵”(见李均明:《读〈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偶识》)。刘昭瑞虽沿用简牍正式公布时释文,但提出“下及君”三字疑有误(见刘昭瑞:《东汉建初四年“序宁”简若干研究》,第401页,注[二])。刘乐贤认为此字似可释作“
”,“
君”大概即简226的“造君”亦即“灶君”(见刘乐贤:《东汉“序宁”简补释》,第173页)。可从。“下
君祷”即请
君降临,向其祷请。
(46) 查陈垣的《二十史朔闰表》,建初四年七月甲寅朔,十二日为乙丑;八月癸未朔,十八日为庚子,与“序宁”简皆一致,知序宁简纪年皆与实际施行的历法符合。
(47) 陈松长编著:《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第99页。
(48) 刘昭瑞:《东汉建初四年“序宁”简若干研究》,第406页。
(49) 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编:《关沮秦汉墓简牍》,第132页。
(50) 邹安主编:《艺术丛编》第5期,仓圣明智大学刊行,1916年11月。
(51) 杨育彬、张长森、赵青云:《灵宝张湾汉墓》,《文物》1975年第11期。
(52) 关于汉代的解除,吴荣曾先生的《镇墓文所见到的东汉道巫关系》一文(收入氏著《先秦两汉史研究》,中华书局,1994年)较早作过深入研究,黄景春的《早期买地券、镇墓文整理与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2004年)搜集相关数据较为系统全面,均可参看。
(53) 刘昭瑞:《东汉建初四年“序宁”简若干研究》,第405页。
(54) 陈松长编著:《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第100页,注[三]:“请子社当为西南方官社的特称。”与本文看法不同。
(55)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叁)》,中西书局,2019年。
(56) 据《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陆)》简二二〇二和简二六三六(木两行2010CWJ1③:282-14+283-84),赐为亭长,尤为右仓曹史,斗是小伍长,愈是男子楳国和女子光妾的女儿。乐应该也是愈的亲人。
(57)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第105页,注[一]:“颇疑皇母即为田氏,故田社或即田氏之社。”杨华《序宁祷券集释》亦认为:“田社,即田氏之宗族私社。”按,田社与田氏应该无关。
(58) 陈青、何华军:《余姚发现汉六朝遗址,宁波地区首次出土简牍类文书》,2020年12月9日,澎湃新闻。图亦源自此文。详见: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0342210。
(59) 陈松长编著:《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第98页。
(60) 《汉书·郊祀志上》作晋巫祠“族人炊之属”。颜师古注:“族人炊,古主炊母之神也。炊谓饎爨也。”
(61) 按,此条引文末有“郑玄曰灶神祝融是老妇”一句,文义与《礼记·礼器》郑注不合,疑“祝融”二字衍。
(62) 黄晖:《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中华书局,1990年,第29—30页。
(63)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中华书局,1993年,第477页。
(64) 杨华:《序宁祷券集释》,第497—498页。
(65) 黄景春:《早期买地券、镇墓文整理与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2004年,第83页。
(66) 黄景春:《早期买地券、镇墓文整理与研究》,第83页。
(67)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15页。
(68) 刘钊认为“哀”也可以训为“求”,说是。见刘钊《说“鬾”》,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年第4期。
(69) 〔日〕丹波康赖撰,翟双庆、张瑞贤等点校:《医心方》,第234、235页。
(70) 《太平御览》卷五三〇引《礼纬》曰:“颛顼有三子,生而亡去,为疫鬼。一居江水,是为虐鬼魑鬼;一居人宫室区隅,善惊人小儿。于是常以正岁十二月,令礼官方相氏掌熊皮,黄金四目,玄衣
裳,执戈扬盾,帅百隶及童子而时傩,以索室而驱疫鬼,以桃弧、苇矢、土鼓且射之,以赤丸、五谷播洒之,以除疫殃。”据此,《论衡》所说的《礼》应指《礼纬》。
(71) 焦延寿:《焦氏易林》,《士礼居丛书》本。按“不可得祀”,同书卷一五《涣·大过》同,卷三《小畜·萃》、卷一一《夬·临》、卷一六《未济·干》作“不可得视”。义皆可通。
(72) 陈松长编著:《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第102页,注[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