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年代逐渐走向终结
17 世纪到18 世纪初，欧洲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农民和工人始终保持着安静，仿佛14—16 世纪的战乱已经把他们的反抗精神完全磨灭干净一般。其实这是有一定社会原因的：此前农民和工人与统治阶级在经济上的剧烈冲突已经因为社会制度调整而缓和了许多。发现美洲后，商业和工业规模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量贵金属输入欧洲，社会上工作机会和工作种类不断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平民阶层生活依然困苦，可已经不像之前那样艰难了。即使有一些人的生活陷入绝境并因此而满腹苦闷，但他们已经无法形成合力。
很久以前，基督教曾经把大同观念和初级共产主义思想传递给普通的民众，威克里夫式的牧师和学者充当了这些民众的领袖。当基督教势力逐渐衰弱，马丁·路德等新教领袖依附于信奉新教的国王时，民众接受新思想的进程受到了大力阻挠。被统治阶级即使人数再多，遭受的痛苦再剧烈，如果不能借助某种思想观念团结起来，他们也是没有丝毫反抗能力的。从这个角度说，受过教育并有自己思想的人对群众政治运动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君主可以一边执政一边锻炼自己的治国能力，贵族掌权以前会受到执政技巧上的培养，只有普通的工人和农民在治理国家方面毫无经验，只有经过教育家耐心、热情的指导，他们才能拥有正常的政治生活。由君主主导的宗教改革大大破坏了社会教育的普及性和便利性，让贫穷的学者和牧师阶级受到重大打击——正是依赖他们对平民的劝导才使宗教改革成为可能。
信奉新教的君主们在夺取国立教会控制权时，就已经领会到把持大学的必要性。他们认为，教育的目的是让那些聪明的英才俊杰为统治者所用，除了这个用处以外，教育就是有百害而无一利了。所以，穷人享受教育权的唯一途径就是依赖他人的扶持。各国君主都有奖励学术和教育的举动，比如设立大学或者皇家学院，可是，能够从中受益的却仅是一小部分卑躬屈膝的学者。此外，教会方面也越来越不信任那些出身贫寒的教士。受这些情况的影响，英国社会的教育机会日渐减少。哈蒙德在论说18 世纪时曾经这样写道：
“旧日的大学全成了富人的学校。麦考莱描写17 世纪末牛津大学的壮丽华美时曾说：当英国大臣奥蒙德公爵身披绣袍坐在谢尔登剧院那彩绘的天花板下的座位上时，数百位穿着制服的毕业生按等级环绕在他的周围。与此同时，英国最高贵的青年们以学位候选人的资格逐一向他问好……
“大学拥有一种力量。可是这种力量却不是昔日巴黎大学以学问震慑教会的那种力量，而是化身为贵族政治机关的一部分而获得的力量。大学是这种情况，公立学校也不例外。英国的教育不是社会的守护者，而是某一种秩序的守护者；不是国家的守护者，而是那些拥有钱财的统治阶级的守护者。”
1797 年第三版《大英百科全书》中的瓦特蒸汽机图纸
整个欧洲的传教士已经与教育界完全没有关系了。社会底层平静而不起波澜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此。这些可怜的人已经失去了思考和议论的能力，而仅成了统治阶级豢养的牲畜。就是整个社会，在统治者看来也同样如此。
此外，社会上各个阶级之间的人口比例也发生了变化。历史学家最难弄清的就是某一时期社会上某种特殊阶级所占有的社会总资产的比重，因为这个数字是在以极快的速度变化的。欧洲农民大起义时，社会资产很明显过于集中，因为平民们普遍感觉到自己被严重剥削了，正是出于这个认识他们才发动了起义。后来，当大量贵金属从美洲注入欧洲后，社会资产又有了分散的趋势。虽然贫困者还有很多，但赤贫者的数量相对减少了，而且这些人还都分裂成各有其思想的小团体，他们彼此之间很难有共同的思想和目标。
英国农民曾经因为被宗教改革运动没收全部财产，而重返大地主控制下的佃农耕作状态。除了地主所占有的土地外，社会上还有一些公共土地供给平民，让他们放牧或者耕种。在1700 年前后，中产阶级和以土地为生的平民阶级生活还不算太窘迫，可是后来到了大君主时代初期，社会生活成本逐渐增高，社会资产又出现了集中的趋势。大地主开始兼并贫困的自由农民，赤贫的人数随之大规模增长。那些大地主都是英国不可侵犯的统治阶级，制定法律就是他们的工作之一。当时为维护大地主利益而出台的《土地私有条例》规定，地主可以没收公共土地。这样一来，以此为生的平民就沦为在这块土地上工作的工人。(https://www.daowen.com)
欧洲大陆的农民没有遭到这种剥削，他们的敌人不是大地主，而是税务官。换句话说，他们是在自己的土地上遭到压榨，而不是被人夺走土地。
18 世纪以来，如何处理好贫民的收入平衡是一件让人很伤脑筋的事情。这从当时的文学作品中就可以看出来。英国作家笛福和菲尔丁都对此进行过深入讨论。不过威克里夫和约翰·胡斯时代的原始基督教共产主义和平均主义思想却没有在那个时代复兴。新教破坏了基督教的世界统治，同时也打破了世界团结的观念。纵然基督教无法在中世纪真正实现世界大同，但它确实打出了这个旗号。
笛福和菲尔丁在想象力方面要强于吉本，他们对当时社会经济的特征了如指掌。与之类似的，英国作家哥尔德斯密斯的《荒村》就是一本用诗歌作为伪装，实际上描述圈地运动的小册子。吉本对社会中的这种经济斗争反应迟缓，在他眼里，社会斗争就是文明和不文明之间的冲突，而不是贫富之间的暗战。他甚至没有察觉“民主政治”已经给“12 个强大王国”“3 个共和国”和那些小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读了上面的文字，也许你会以为大地主兼并土地、压榨平民和社会财富集中于特权阶级之手是18 世纪英国社会的主旋律，其实这些不过是诸多社会变革中较坏的一面。与资产所有权变化同时进行的，还有农业技术的高速发展。自由农民和小农场主的耕作方式依然是效率低下且浪费严重的，可是通过圈地建立起来的大农场则采取了更先进的耕作技术。有人说两者之间的产量差距有20 倍之多。这种不均衡的农业技术发展带来了一个可怕的后果：赤贫者和大富翁的数量都在增加，因为增加的财富都被大农场主获取了。整个社会都为这种财富的过于集中而受害。
在此产生了一个重要问题：因科技进步而增加的利益都被富人所垄断了。200 年来，人类所需要的各种物资的生产方式都因为科技的进步而有所发展。如果我们的社会意识、社会科学和社会事业的发展能并驾齐驱，那么生产力的进步必然会惠及全社会，提高全社会的生活水平。可事实上，虽然人们的生活水平的确提高了，可它提高的幅度却远低于前面的几个方面。富人的奢侈程度前所未有，可是这些人占社会总人口的比例却太小。他们收益的增加不能算作全社会的收益都在增加。大量属于全社会的资源被浪费了：战争吞掉了太多的财富；无意义的商业竞争让社会损失惨重。许多能够给社会带来益处的发明被垄断者和投机商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埋没了，科学组织为人类做的好事还来不及被有条不紊地利用，就被投机冒险家所攫取和霸占。18 世纪的欧洲——特别是英国和波兰，完全是财产私有制的时代。私人企业有无上的权威，不管什么人都可以自己创业并发家致富。在社会看来，那些不事生产的资本家并不是可耻的寄生虫，至于金融业从业者、商人或制造商获取高额回报也是理所应当的。
英国不仅开始从小农经济和公共畜牧业向大规模科学农业生产转化，而且在商品制造业上也有许多创新。在这方面，18 世纪的英国堪称全世界的领航人。从人类文明萌芽开始，制造、建筑和工业就被工匠和小行业主把持着。他们在家里工作，本身就是雇主，行会协调整个行业的发展。久而久之，他们就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中产阶级。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些通过出租机器、提供原料成了资本家，但是他们不是大资本家。那时候，占有大量生产资料的大制造商还没有出现，社会上的富豪都是大地主、高利贷商人、金融操纵者或商人。不过，到了18 世纪，部分行业的工人开始聚集到工厂里，通过系统的劳动分工生产大量产品。于是，工厂主出现并成为新的重要人物。工业母机出现以后，各种机械先后被发明出来，手工业也变得越来越简单。1765 年瓦特蒸汽机的制造，标志着工业生产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棉纺织业是最先实行工厂生产的产业，羊毛纺织次之。之前炼铁使用的是木炭，18 世纪则开始使用焦炭，煤炭和冶铁两个行业都因此获得巨大发展。冶铁业从萨塞克斯和萨里的林区移到了煤矿区。到1800 年，小规模工业生产已经急速转向了大规模工厂生产。欧洲各地工厂林立，水力和蒸汽动力先后成为工业的主要动力源。这无疑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大进步。历史上家庭式作坊主曾经成为社会的中产阶级，现在机器和工厂主代替了他们的位置。作坊主或者向上发展成为工厂主，或者沦落到了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地位。这一系列变化历史上称为“第一次工业革命”。这次革命开始于英国，在19 世纪传遍了全世界。
在工业革命蓬勃发展时，工厂主和工人之间产生了巨大分歧。过去每一个工人都有可能成为作坊主，即使是古巴比伦和古罗马的奴隶工匠也是受法律保护、可以积累财富独立创业的。可是工业革命以后，工厂机械复杂而昂贵，这绝不是普通工人所能购置的，他们彻底失去了自由创业的希望，成了终生工人。这样一来，在大地主、商人、投资金融业和工厂主之外，一个新的势力——工人阶级诞生了。
工业革命对各个资本主义国家造成的最直接影响是，未受教育、没有领袖，也没有私有财产的平民被迫过上了迁徙移动的生活。农民因为圈地运动失去土地而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乡到工业城市谋生，他们为壮大贫穷的工人阶级做出了贡献。于是，大量城市贫民窟出现了。在当时，这些都是无人关注的。工厂主只关心自己的利润，而不顾其他任何后果。为了追求最大利益，他们不惜建立最廉价的建筑和黑工厂以容纳最多的机器和工人。工厂四周就是工人居住的棚户区，那里没有广场，没有厕所，没有学校和教堂，仅够睡觉之用。就是这些建筑，也是租金昂贵。
18 世纪末，英国绅士在阅读吉本的作品时，都有一种“庆幸”的感觉：资本主义剥削精神出现后，国家内部的平民穷途末路，他们再也不用为被游牧蛮族劫掠而担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