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移民的到来
中世纪的塞浦路斯岛历经风雨，由于处在地中海重要的战略位置，被欧洲、亚洲及北非的各方势力看作兵家必争之地，先后经历了东西罗马帝国的统治、阿拉伯民族的袭扰、“狮心王”理查的占领、圣殿骑士团的收购，随后又被法兰克人成功抢下，成立塞浦路斯王国，取得了一个相对独立的身份，而不再是一个殖民地或者是一些强大帝国的附属行省。直到1489年，塞浦路斯又被转让给当时强大的威尼斯共和国。
与此同时，地中海对岸一支由突厥人组成的游牧联盟在不断的迁徙中日渐强盛。1299年，奥斯曼一世自称埃米尔[1]，正式宣布独立，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国家，奠定了奥斯曼帝国的雏形。此后，奥斯曼国就像开了挂一样，在各种征伐中不断取得胜利，逐步蚕食了拜占庭帝国的多处领土，最终将其吞灭，定都于君士坦丁堡，将其改名为伊斯坦布尔，自诩为东西方世界的文明中心。当时的奥斯曼帝国确实有这样的实力和自信，尤其是在15世纪对巴尔干半岛、东地中海和欧洲大陆的扩张中取得了绝对的胜利之后，欧亚之间传统贸易的陆上路线和海上航线基本都被奥斯曼帝国所占领，迫使许多欧洲商船只能绕道非洲通往亚洲，开辟新航线，同时间接加速了欧洲各国海上舰队的发展和海上商贸的进程，推动了欧洲大航海时代的发展。
1570年，奥斯曼帝国入侵塞浦路斯，一年之后就彻底征服了这座小岛。尽管威尼斯共和国也曾为了争夺地中海的势力范围参与圣同盟军（Holy League）[2]，与奥斯曼帝国进行殊死抗争，并在随后的勒班陀战役（Battle of Lepanto）[3]中取得了胜利，但是在长期的较量与抗衡中，双方的实力和水平高下立判，最后以奥斯曼帝国侵占更多地中海上的岛屿而结束了这场旷日持久的较量。可是令谁都没想到的是，这段历史竟然对塞浦路斯日后的发展和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到今天，这种影响的余波依然存在。
提到奥斯曼帝国对塞浦路斯的进攻，就无法绕过惨烈的法马古斯塔之战。1570年6月，奥斯曼帝国登陆塞浦路斯岛，对镇守在这里的威尼斯军队展开了猛烈的攻击，威尼斯军队节节败退，岛内绝大多数城镇沦为奥斯曼大军的战利品。1570年6月下旬，奥斯曼骑兵已经聚集在法马古斯塔城墙外，这里是威尼斯统治者在塞浦路斯的最后一道防线，没想到威尼斯军队竟然在城市堡垒和防御工事中死死坚守了数月。这为欧洲诸国组织并成立反奥斯曼帝国联盟争取到了一段非常宝贵的时间。直到1571年法马古斯塔即将城破时，威尼斯人才缴械投降，这标志着塞浦路斯被奥斯曼帝国彻底占领。
围攻法马古斯塔是塞浦路斯岛在被奥斯曼帝国入侵时期最著名且惨烈的战役。几千名威尼斯士兵在几个月的时间内殊死抵抗20多万奥斯曼大军的枪炮火力。而奥斯曼海军为阻止威尼斯的援军，还对海路进行了封锁，相当于彻底切断了法马古斯塔的粮草和弹药补给，最终双方军队都在这场战争中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其实除了军队以外，在战争中最可怜的莫过于当地的无辜百姓，围困期间因为战乱、物资短缺、被迫充军等死伤的塞浦路斯人不计其数。
如果说残酷的战争已经足以让人心生畏惧，那么在所剩无几的威尼斯将领和士兵主动投降以后，奥斯曼人的所作所为则彻底激怒了欧洲的基督教国家，为之后地中海上激烈的海战埋下了伏笔。当时的战争法允许敌对双方在战争结束之前进行谈判，一旦达成协议就要严格遵守。威尼斯军队在投降前已经与奥斯曼军队达成了一系列停战及投降协议，其中就包括允许法马古斯塔中的所有外国人安全撤离，并自行决定是否留在塞浦路斯或回到自己的国家。奥斯曼军队的首领还信誓旦旦地承诺，一旦威尼斯人投降，他们就不会追究任何责任，可是当威尼斯军队统帅马尔坎通尼奥·布拉加丁（Marcantonio Bragadin）宣布投降后，奥斯曼军队首领却以威尼斯人谋杀了奥斯曼囚犯、隐藏了大批武器为由，囚禁并杀害了城中的威尼斯人和非穆斯林，布拉加丁也惨遭一系列虐待。很快这一消息就传到了威尼斯，布拉加丁被视为英勇牺牲的烈士，他率领威尼斯军队坚持顽强抵抗强大的奥斯曼军队的事迹也广为流传。他的牺牲激起了威尼斯士兵的斗志，而同胞教徒被迫害的现实也引起了欧洲基督教国家的一致谴责。在著名的地中海勒班陀战役中，强大的奥斯曼海军最终败北，不敌欧洲诸国组成的圣同盟舰队，这也是当时奥斯曼帝国为数不多的溃败之战。在圣同盟舰队迎战奥斯曼海军时，威尼斯战士的战斗热情最高，表现也最勇敢。
奥斯曼帝国日渐强大的实力以及不断扩张的步伐本就给欧洲各国带去了紧迫感和危机感，而且伊斯兰教随着他们的扩张也在不断扩大传播范围，这对欧洲国家来说是对他们的宗教权威性的挑战。奥斯曼帝国入侵威尼斯统治下的塞浦路斯，为即将到来的欧洲国家与奥斯曼军队的大战埋下了伏笔，而围攻法马古斯塔之时奥斯曼人“不讲武德”的做法更是激化了双方的矛盾，成为勒班陀战役的直接导火索。包括威尼斯共和国、西班牙帝国、热那亚共和国、托斯卡纳大公国等在内的许多欧洲国家早在奥斯曼帝国袭击塞浦路斯时就提出要联合同盟，共同抗敌。他们空前团结，迅速组织海上联军发起反抗，起名为圣同盟军。
这支联合舰队主要由西班牙出资，由威尼斯提供舰船，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Philip Ⅱ）任命其同父异母的弟弟唐·胡安（Don Juan de Austria）为总指挥官，于1571年8月在当时的西西里岛附近集结。9月初圣同盟舰队全部集合，物资、人员准备完毕，向南出发开始横越亚得里亚海[4]，一路主动寻找敌舰。尽管一路上圣同盟舰队内部的西班牙人和威尼斯人之间也曾发生严重冲突，但是当他们得知布拉加丁以及他们的同胞在法马古斯塔的遭遇后，都异常愤慨，一致团结并迫切地想要与奥斯曼军队开战。
与此同时，奥斯曼大军在成功占领塞浦路斯之后，继续一路向前，又成功袭击了当时威尼斯管辖的另一处重要财产克里特岛[5]，并且占领了亚得里亚海沿岸的多处威尼斯领地，于1571年9月底到达勒班陀港进行休整。没想到，几天之后的10月初，圣同盟舰队也到了这里，两军在此相遇，大战一触即发。奥斯曼军队所向披靡的赫赫战绩使他们面对战争异常自信，于是派出战船主动出击，而圣同盟军积压已久的愤怒使得舰船上的一众将士在看到敌方舰队气势汹汹的出击之后也纷纷要求主动迎战，两军对垒，战船很快就按队形排开。
奥斯曼舰船左翼部队率先出击，加速向圣同盟舰队左翼驶去，却被无情的炮火击沉数艘战舰，破坏了战线。随后圣同盟舰队试图调整队形，紧靠海岸以防被包抄，但奥斯曼战舰凭借对这一带水域的熟悉，还是迂回地找到了缺口，并展开了对圣同盟舰队的围攻，此时奥斯曼舰队占尽优势。在双方的混战中，圣同盟舰队的士兵拼命苦战，抵挡住了一波又一波猛烈的攻击。战局优势逐渐扭转，圣同盟舰队从被包抄到一路厮杀拼命打破重围，开始慢慢将奥斯曼舰队一个侧翼部队围困在靠近海岸的浅水区。奥斯曼士兵陷入混乱，争相弃船登岸，损失惨重。两军的中路舰队也发生了激战。奥斯曼战船一度在炮火中最大限度地靠近了圣同盟军的战船，大量奥斯曼士兵登船作战。圣同盟军此次有备而来，预备部队和支援部队及时出现，稳定了他们的舰队战线。大量重获自由的同盟军奴隶也一同加入战争，勇敢地协助圣同盟士兵作战。圣同盟舰队逐渐取得了优势，最后不仅击退了奥斯曼士兵，而且发起了反攻，夺取了奥斯曼军队的中路战船并升上了圣同盟军的旗帜，周围的奥斯曼士兵死的死伤的伤，还有很多人弃船跳海。与左翼和中路的完胜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圣同盟舰队的右翼部队，他们几乎全军覆没，损失惨重。不过最终这场战役还是以圣同盟舰队的胜利和奥斯曼舰队的落荒而逃告终。
这场战争从黎明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双方的士兵尸体漂满了海面。这次海战重挫了奥斯曼军队的士气，也阻止了奥斯曼帝国对地中海地区的进一步扩张，最终形成了奥斯曼帝国掌控地中海以东区域、欧洲同盟国控制地中海以西区域的格局。在经历了失败之后，奥斯曼帝国迅速重组新的舰队，1572年再一次与圣同盟舰队交火，但实际战斗能力仍然不足。而圣同盟军虽然在战斗中占尽优势，却也面临着同盟各国巨大的军费开支和难以弥合的内部分歧等诸多问题。1573年，威尼斯共和国因为担心更多领土被掠夺，也希望减小损失并能恢复与奥斯曼的贸易最终决定退出同盟，与奥斯曼人单独言和。双方签订了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其中就提到威尼斯必须承认奥斯曼对塞浦路斯的统治并赔款30万达克特。
勒班陀战役在欧洲历史中具有重要意义，标志着更具先进技术的舰船时代的到来，战争的胜利也大大鼓舞了欧洲国家，在全欧引起了热烈的反响，罗马和威尼斯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这场战役还激发了许多作家、艺术家的创作灵感，当时涌现出一大批相关的油画、诗作、小说等文艺作品。西班牙著名作家塞万提斯（Cervantes）也作为一名士兵参加了战斗而且左臂还因此残废。在《堂吉诃德》下部的前言中，他称这场战役为“……从古到今最伟大的战役……惊天动地的战役”[6]。
正如前面提到的，塞浦路斯因为地理位置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且岛上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一直都是地中海及周围地区各势力之间争夺的焦点。周边强大的王朝都想通过征服塞浦路斯岛来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自己的霸权地位。当时日渐强大的奥斯曼帝国当然也明白其中的诀窍，但让他们出兵塞浦路斯岛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其实是应塞浦路斯原住民的诉求。由于长期受到威尼斯人的剥削和压迫，塞浦路斯原住民急切地渴望推翻压在他们身上的“这座大山”，他们甚至还曾秘密派出一些地方首领游说奥斯曼人来征服塞浦路斯岛，帮他们赶走威尼斯人。因此，当奥斯曼大军在1571年成功占领塞浦路斯之后，当时的原住民认为他们终于可以从威尼斯人的奴役下解放，终于可以发展自己的民族和信仰了。
成功抢占塞浦路斯岛后，奥斯曼帮助塞浦路斯人重建了东正教堂，同时恢复了希腊语社区的政治地位，赋予塞浦路斯东正教会一定的政治权力，这些在威尼斯统治时期都是不可能发生的。1572年，奥斯曼帝国颁布的法令中将塞浦路斯认定为一个省，纳入了其行政管辖范围，同时还规定了教会里的牧师可以作为该地区的行政长官参与处理政府公务。正因如此，当地教会成为唯一被奥斯曼官方承认的行政机构，社会地位稳步提升，经济实力也日益增强。虽然东正教会具有合法的行政权，但必须是在奥斯曼伊斯兰教的法律和规定的指导之下行使的，也就是说岛上的各种事务其实是由奥斯曼人和当地教会共同管理的，当然来自奥斯曼的领导享有更大的权力和更高的地位。
奥斯曼帝国在塞浦路斯统治了300多年（1571—1878），在此期间，其吸取威尼斯统治尽失民心的教训，以建设塞浦路斯和平、安全、繁荣而稳定的社会为目标，废除了许多老旧的封建礼法，恢复了岛上东正教的地位，俨然将这里视作帝国重要的领土之一。为了进一步巩固管理，同化当地社会，其还实行了多次大规模移民，在塞浦路斯岛的奥斯曼移民较原塞浦路斯人具有更高的社会地位。
在确立首府为尼科西亚之后，奥斯曼人就选出了负责管理塞浦路斯岛的第一位帕夏（Pasha）[7]——塞尔达·穆扎弗（Serdar Muzaffer）和第一位卡迪（Qadi）[8]——埃克梅尔·埃芬迪（Ekmel Efendi）。他们奉命进行了岛内人口普查，发现岛上15万男性当中只有1.8万纳税人，而土耳其裔的士兵也只有3万人。于是以保卫地中海安全和实现塞浦路斯省的繁荣发展为由鼓励安纳托利亚的居民主动到这个新成立的省定居，并承诺了一系列优惠条件，如在此定居2年的新移民可以免税等。
与此同时，奥斯曼政府为了表示对新殖民政府的支持，发布了带有一定强制性的行政命令，要求本国各城镇必须指派每个行业（裁缝、制鞋匠、厨师、蜡烛匠、钢笔匠、石匠、珠宝商等）中1/10的家庭移民到塞浦路斯，而且规定叛逃者将被绞杀。实际上，在大批移民中只有1/3的人出于自愿，大部分移民都是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被“流放”至此的，还有一些人甚至不顾被绞杀的风险试图逃跑。到17世纪末，大约3万多奥斯曼移民已定居在塞浦路斯，这种用移民来殖民的方式一直被沿用到18世纪中叶。[9]1777年人口普查显示塞浦路斯共有8.4万人，其中奥斯曼人就有4.7万，占了全岛总人口的一半还多。
随着大批奥斯曼移民来到塞浦路斯定居，岛内也出现了大量的穆斯林社区，伊斯兰文化开始生根发芽，伊斯兰教法中地位最高的卡迪的作用逐渐凸显。在塞浦路斯的卡迪除了具有传统伊斯兰文化中的宗教职能以外，还具有司法职能、行政职能以及财务职能。根据当时的伊斯兰法，卡迪能够代表国家监督管理伊斯兰基金会，依靠租赁国有土地获得收益。极高的权力自然容易滋生腐败，许多农民为了获得更多土地开始贿赂一些管理者，而管理者又迫使农民上交收入以换取免服兵役的机会，从而导致了部分地区的农民与管理者之间时常爆发流血冲突。后来因为扩张需求，许多居民被强制征兵，岛上人口骤降，农业和商业活动也处于低迷状态，政府收入无法维持正常运转，卡迪的行政权被奥斯曼海军总司令收回，塞浦路斯也从一级行省降为附属于群岛省（Cezayir-i Bahr-i Sefid）[10]的二级地区。
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塞浦路斯施行的法律是伊斯兰教法、普通法和传统伊斯兰法。普通法是国家级的法律法规，传统伊斯兰法是地方性法规且具有一定的地区差异性。在法庭上，卡迪的角色相当于大法官，具有绝对的裁判权；而在法庭外，穆夫蒂斯（Muftis）[11]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岛上的税收制度与奥斯曼帝国的其他地区没有什么区别，穆斯林居民和非穆斯林居民（基督教徒、东正教徒、天主教徒等）按同等的要求交纳赋税。穆斯林神学家和学者可以免税，还有一些不从事任何农业或商业活动的神职人员也可以免税。当地税收的主要来源有海关消费税、盐税、羊税、什一税[12]等。奥斯曼帝国将人分为三等，赋税按照等级征收。第一等是精英阶层，被称为阿谢里（Askeri），包括军队官员、法院官员、神职人员。只要是在奥斯曼帝国具有高级管理行政职能的人都可以被称作阿谢里，无论这个人是否是穆斯林。这一类人属于几乎免税的阶级。第二等是奥斯曼帝国的绝大多数普通民众，他们被称为雷亚（Rayah），无论是穆斯林、犹太人还是基督徒都可能是雷亚，他们是税收的主要对象。第三等是最下等的奴隶阶层，被称为库尔（Kul），奴隶主可以对他们进行买卖，进口奴隶或者交易奴隶都需要向政府支付奴隶税，奴隶的年龄、肤色等决定了交易的价格和税收比例。在奥斯曼的商人眼中，奴隶就像商品一样，可以被租借、典当、交换或赠予。
教育是同化殖民社会重要的手段之一。奥斯曼政府为塞浦路斯的穆斯林学校提供了许多财政支持，并在塞浦路斯岛建立了8所穆斯林神学院和9座图书馆。后来，还建立了几十所土耳其语学校，并建立了更多的希腊语学校。在当地行政长官的支持下，一些基督教学校也相继成立。可是即便如此，岛上大多数农民也几乎没有受过教育，许多山区村庄里的村民也几乎不会读写，女性的教育更被完全忽视。还有一些穆斯林学校就建在清真寺内，而学生唯一学习的内容就是《古兰经》。
在宗教方面，奥斯曼的管理者允许塞浦路斯希族人自由进行东正教的礼拜和仪式，而且一切教务由东正教宗教办公室全权负责，但是办公室的首席主教需由东正教提议、奥斯曼国王批准同意后才能任命。希族首席主教的地位仅次于奥斯曼帝国任命的总督，相当于该地区的二把手。因此，主教不仅是希腊语社区的宗教领袖，还被看作奥斯曼帝国统治范围内的政治代表。后来，教会还被允许免税，并可以通过出租教会的大片土地获益。这样一系列的措施使得塞浦路斯岛上的东正教会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变得越来越富裕。(https://www.daowen.com)
物极必反，盛极必衰。自17世纪以来，工业革命就开始席卷欧洲，但奥斯曼帝国却沉浸在自己强大而繁盛的假象中，工业发展止步不前，经济来源仍然主要依赖农业。另外，在奥斯曼帝国辽阔的统治范围中，一直未能实现对殖民地的完全同化，这也为各殖民地揭竿起义埋下了伏笔。都说攻城容易守城难，对于游牧联盟出身的奥斯曼帝国而言，开拓疆土四处征伐不是难事，但是攻占了领地后的管理和统治，考验的是国家决策和领导能力。在奥斯曼帝国疆域内，各种族在语言、经济、信仰、文化等方面都有所不同，虽然有被要求穆斯林化，但始终都保持着自己的特性，这就使得许多非土耳其族裔对奥斯曼政府的统一管理缺乏向心力和凝聚力，殖民地的瓦解是早晚的事。
19世纪初，欧洲各国迅速崛起，希腊新兴资产阶级对塞浦路斯东正教会日益增加的财政支持，以及1821年由于希腊民族主义的兴起，奥斯曼帝国管辖的巴尔干地区爆发的希腊独立战争[13]，都对塞浦路斯希族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18—19世纪欧洲各国的革命民族主义盛行，其中希腊民族主义意识觉醒后，加入了反抗奥斯曼帝国霸权统治的队伍。与此同时，塞浦路斯希族人也受到了鼓舞，起义反抗。奥斯曼帝国日渐衰落，面对各殖民地相继出现的反抗和起义，四处派兵镇压，但是始终“力不从心”，“强大”的奥斯曼帝国颓势明显。由于俄罗斯等国家对奥斯曼帝国不断施压，其最终承认了塞浦路斯东正教徒有自愿加入希腊国籍的权利。其实，早在17世纪末期，奥斯曼的许多殖民地就几乎形同虚设，已经处于无政府管理的状态，奥斯曼政府的威慑力和领导权已大不如前。
1832年，埃及入侵塞浦路斯岛，并宣布将塞浦路斯纳入埃及的管辖。令人意外的是，奥斯曼政府竟然不反对，也没有出兵抵抗，而是欣然接受了这个重要的地中海殖民地被强占的现实。这种不战而降的态度进一步显示了奥斯曼政府的无能，彻底暴露出那个曾经强大到不可一世的帝国如今衰败的本质。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就像当年威尼斯人被赶走并被迫屈辱地签下不平等条约一样，1877—1878年，奥斯曼帝国在与俄罗斯的战争中失去了大片殖民地，塞尔维亚、罗马尼亚、黑山、保加利亚相继宣布独立，而塞浦路斯则被用来当作筹码以换取英国在柏林会议上对奥斯曼政府的支持。事实上，奥斯曼帝国也确实曾经获得了英国的支持，但并不完全是出于塞浦路斯的诱惑，而是因为彼时的俄罗斯太具威胁性。俄罗斯在攻入巴尔干半岛后，就建立了斯拉夫民族[14]统治。因此，英国和奥斯曼帝国走向了反对俄罗斯扩张的同盟。
然而天下大势向来都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英国政府在得知奥斯曼政府与俄罗斯政府签订了《圣斯特凡诺条约》之后，与俄罗斯政府进行了秘密谈判，修改了一些条款，使其更符合英俄两国的利益。密谈非常成功，其中就涉及奥斯曼帝国在欧洲和亚洲的领土分割等一系列问题，最终两国建立了防御联盟。彼时，塞浦路斯的实际控制权已经在英国人手中，但为了更好地统一战线，获得更多的奥斯曼领土，同时争取更多欧洲国家的联盟和支持，英国人暗中制造了塞浦路斯希族人和土族人之间的矛盾，最终以监督管理者的身份，顺理成章接管了塞浦路斯。
自此，强大的奥斯曼帝国彻底退出了塞浦路斯的历史舞台，但它曾留下的移民和穆斯林文化已经融入了这座小岛，成为塞浦路斯的一部分，而岛上希族人和土族人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也成了日后塞浦路斯统一亟待解决的最根本问题。
【注释】
[1]埃米尔，又译为艾米尔或阿米尔，是阿拉伯国家的贵族头衔，用于中东地区和北非的阿拉伯国家，突厥部落在历史上也曾使用过这个封号。
[2]是罗马天主教教宗（庇护五世）主导的同盟，囊括了许多天主教国家的军队，计划打破奥斯曼帝国对东地中海的控制。
[3]以西班牙帝国、威尼斯共和国为主力的圣同盟舰队与奥斯曼帝国海军在希腊爱奥尼亚海帕特拉斯湾展开的一场海战。圣同盟舰队在此次战役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4]属于地中海的一部分水域，分隔了意大利半岛和巴尔干半岛，周围有意大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阿尔巴尼亚等许多国家。
[5]位于地中海东部，是希腊第一大岛、地中海第五大岛。
[6]塞万提斯著，杨绛译：《堂吉诃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前言第1页。
[7]帕夏是奥斯曼帝国行政系统里的高级官员，通常是指总督、将军或高官。帕夏是敬语，是殖民时期殖民地地位最高的官衔。
[8]卡迪是伊斯兰教法中法院的裁判官或法官，还行使一些法外职能，如庭外调解、对孤儿或未成年人的监护、对公共工程的监督和审计等。
[9]Volkan，V.D.Cyprus：War and Adaptation—A Psychoanalytic History of Two 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Charlottesville：Th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1979，p.51.
[10]群岛省是奥斯曼帝国的一级省。从成立到19世纪中叶，它一直处于奥斯曼海军总司令卡普丹帕夏（Kapudan Pasha）的个人控制之下。
[11]穆斯林法律专家，有权就伊斯兰法（伊斯兰教法）发表非约束性意见，并对宗教事务做出裁决。
[12]向居民和信徒征收的宗教捐款。
[13]希腊独立战争又称为希腊革命或希腊起义，是由希腊革命者于1821年至1832年间发起的反抗奥斯曼帝国的独立战争。后来得到了俄罗斯帝国、英国、法国和其他几个欧洲国家的援助。
[14]斯拉夫民族主要分布于东欧和中欧，语言属于斯拉夫语族。斯拉夫人发源于今波兰东南部维斯杜拉河上游一带，于1世纪时开始向外迁徙，6世纪前后，斯拉夫人出现在东欧平原上，那时的他们介于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有时还靠劫掠为生。6世纪的扩张使得他们的居住地已经遍布欧洲中东部。随着俄罗斯疆域的扩张，斯拉夫人也向西伯利亚及中亚地区迁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