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繁的更替
塞浦路斯人不像希腊人或腓尼基人，他们从来不曾在海上称霸过，然而海洋却塑造了他们。大海成为相互往来的通衢大道，为他们带来了商业、理念和侵略者，所有跟文明与不满足有关的因素。[1]
塞浦路斯从来不是一座孤岛。地中海发生的事件如同蝴蝶扇动翅膀一般，很可能在塞浦路斯掀起一阵风暴。1187年，撒拉丁夺回被基督教控制了近百年的耶路撒冷，推翻了盖伊·鲁西格南的耶路撒冷王国。为夺回对圣地的控制权，英法德三国组成联军，发起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其中英国“狮心王”理查一世的舰队需从海路前往耶路撒冷。在征程路上，舰队遭遇暴风雨，出现了小意外。
1191年，3艘舰船摇摇晃晃地向利马索尔的口岸缓缓靠近，触礁搁浅了，其上搭载有2位重要的女士，分别是理查的姐姐、西西里岛皇后乔安娜以及理查的未婚妻、来自纳瓦拉的伯伦加莉亚。这3艘孤零零的舰船正是理查舰队失散的伙伴。
彼时，康尼努斯王朝的艾萨克已经在岛上自立为王，统治7年之久，面对孤零零的舰船和落单的女士，他打起了如意算盘。他将2位女士诱骗上岸，将其囚禁以索要赎金。不久，英国舰队出现在塞浦路斯的海平线上，理查得知未婚妻受辱的消息后，火冒三丈，于是率军攻打塞浦路斯，打破了艾萨克的美梦。登陆后，理查与伯伦加莉亚在利马索尔的圣乔治教堂举行了盛大婚礼，理查自立为塞浦路斯王，伯伦加莉亚加冕为英格兰王后。
听起来这是一则冲冠一怒为红颜、英雄救美的童话故事，但现实永远不是童话。对于伯伦加莉亚而言，因为长辈的指婚，她开启了一段历经万难的追夫之旅，短暂的相聚后是一场仓促的婚礼，这也是英国皇室唯一在海外举行的婚礼。而且因为理查四处征战，英年早逝，伯伦加莉亚作为英格兰王后却从未踏入英国的土地。
话分两头，自理查登陆后，面对训练有素的英国军队，艾萨克闻风而逃，躲入坎塔拉城堡，希望理查这尊大神早日离去。但事与愿违，偏偏这时理查病情加重，不得不滞留岛上休养，伺机夺取塞浦路斯岛控制权。最后，艾萨克在圣安德烈修道院被擒后投降，应其要求，理查用银链子而非铁链子来囚禁他。
在岛上滞留期间，理查意识到塞浦路斯岛的重要性，它不仅可以作为军火库，还能提供军舰停泊地。然而，一如其一贯作风，理查善于征战，却不愿花过多的心思好好治理征服的土地，而是急着前往耶路撒冷参战。并且为了筹集军费，他向岛上民众肆意征税。不久，理查因岛内人民不断暴动而不堪其扰，便将岛屿以10万拜占庭金币的价格出售给了圣殿骑士团。
在失去巴勒斯坦的根据地后，圣殿骑士团希望退而求其次在地中海对岸的塞浦路斯建立自己的王国，于是他们很爽快地一次性支付4万金币，剩余金额要求分期付款。很快，圣殿骑士团也落入与理查相同的困境。因为要四处征战，他们无法在岛上部署过多军队来应对岛内民众的暴乱。因此，圣殿骑士团只好再与理查商量是否能够回购塞浦路斯岛。
此时理查已将塞浦路斯岛视为负累，于是在意大利商人的资助下，塞浦路斯于1192年落入盖伊·鲁西格南之手，从此开启鲁西格南家族在塞浦路斯延续300年的统治。意大利商人要求的回报便是鲁西格南为其在地中海贸易提供便利。而圣殿骑士团亦得以保留其在岛上的资产与城堡，包括位于利马索尔与科洛西的城堡等。这些资产为后来的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提供了庇护所，并一直保留到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
虽然理查在塞浦路斯的统治时间非常短，但他对塞浦路斯社会形成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对于塞浦路斯而言，他开启了西欧势力在岛上300年的统治时期，并为岛上带来了领主封建制度以及拉丁天主教。其次，理查对原属于拜占庭帝国领土——塞浦路斯的占领，迈出了拜占庭帝国向西欧封建领主屈服的第一步，也为十数载后十字军对君士坦丁堡的占领埋下了隐患。
有了“狮心王”理查和圣殿骑士团失败先例后，鲁西格南家族接手的是复杂且棘手的局面。多数塞浦路斯人说希腊语，信仰东正教，当然还有少量来自希腊、拜占庭以及伊斯兰国家的基督教移民，可以说塞浦路斯人口结构复杂，文化背景杂糅；而鲁西格南家族是发源于法国的贵族，信仰的是拉丁天主教文化，说的是法语。对于岛上少数拉丁族裔的统治阶级来说，如何治理这个语言、信仰、文化背景与自己迥然不同的岛屿，是执政者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鲁西格南的解决方法是引入西欧的封建领主制度，增加岛上拉丁族裔的人数，邀请从巴勒斯坦追随其而来的骑士、贵族和神职人员移居到塞浦路斯，作为回报，赠予岛上的土地。[2]这些贵族和骑士多由法兰西人和意大利人组成，拥有大量土地和农奴，共同构成鲁西格南时期的上层阶级。王朝初期，由于他们仍心心念念着夺回耶路撒冷的失地，塞浦路斯财富流失严重；但百年之后，随着基督教在耶路撒冷最后的港口阿克的陷落，塞浦路斯成为靠近耶路撒冷的最后一个基督教王国，越来越多西欧、西亚以及东非的难民前来塞浦路斯定居，进一步丰富了岛上的人口结构和文化背景，促进了岛上贸易的迅速发展。
在国家的治理上，沿用《耶路撒冷训诫法典》制定制宪和立法制度，极其微妙地平衡着国王与国家的权力，同时保留了当地的部分法律和习俗。重要事务需要在国王主持的王室会议上决定，寻常的法律事务则由普通法庭审理，普通法庭由国王任命的子爵或代理以及12名公正的自由民组成。所有与公民权、商业权相关的案件均由普通法庭审理。
土地仍然是财富积累的重要因素，贵族和骑士拥有大量土地和庄园，积累了大量财富。特别是在阿克沦陷后，塞浦路斯经济得到前所未有的繁荣发展，大量西欧和近东移民的到来也为塞浦路斯的出口贸易带来了商机。除了传统农产品外，陶瓷以及羽纱、锦缎等纺织品也是重要的出口物资，尤其是尼科西亚出产的各色羽纱在叙利亚和埃及市场售价非常高。但这些财富都集聚在少数法兰西统治阶级和意大利商人的手中。在鲁西格南统治的后期，岛上贵族生活奢靡成风。东方的奢侈商品，如香料、丝绸等在尼科西亚随处可见，法国贵族纷纷与希腊、亚美尼亚的贵族通婚。这些贵族“兼具法国的趾高气扬、叙利亚的脂粉气，以及希腊的滑溜灵巧”[3]。
建立在一切奢华表层与商贸繁盛之下的是性情柔顺但是地位卑下的塞浦路斯普通民众。在鲁西格南统治期间，岛内普通民众在公共事务决策方面并没有太多的话语权。只有少数富商能获得公民权利，多数农民则需耕种贵族的土地，赋税繁重，生活十分困苦，是统治阶级剥削和奴役的对象。农民阶级可分为3类：第一类需要一周为领主服役2天，缴纳人头税和1/3的收成；第二类只需缴纳人头税，但是不能随意更换耕种土地；第三类称为佃农，可以随意更换耕种土地，但是需要向领主上缴1/2的收成。[4]
在精神层面上，天主教随着十字军进入塞浦路斯，岛内修筑有很多天主教堂，尼科西亚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凯里尼亚的贝拉佩斯修道院都是这一时期哥特式建筑的产物。在统治初期，鲁西格南家族明确天主教的统治地位，对东正教进行压迫；在法马古斯塔、利马索尔、尼科西亚和帕福斯建立拉丁教会，并将土地和收税权划归拉丁教会，东正教的发展严重受限。但是岛内多数民众仍然坚持东正教信仰，听从东正教神职的引导。
拉丁教会对东正教会的压迫进一步加剧了法兰西人与塞浦路斯民众之间的紧张关系。这局面直到约翰二世执政期间（1432—1458）才得以改善。当时，约翰迎娶了拜占庭皇帝的孙女海伦·帕拉奥罗戈斯，海伦王后是东正教徒，并且性格强势，很快就掌握了王朝的实权，并恢复了东正教的统治地位，复苏了岛上沉寂数百年的希腊文化。海伦王后的执政理念虽然为法兰西人所不喜，但深受塞浦路斯民众的欢迎。塞浦路斯民众一直将其视为女中豪杰。
鲁西格南家族统治塞浦路斯300多年，历经数位帝王，其中有野心勃勃的实力王者，也有懦弱不堪的短命帝王，让我们一起来看看鲁西格南家族在塞浦路斯的传承史吧。
虽然盖伊·鲁西格南是鲁西格南家族在塞浦路斯的首位掌权者，但他并没有在塞浦路斯称王，仅保有“耶路撒冷王”的空头衔。他的接替者是其哥哥阿马利克。为了彰显地位的合理合法性，同时得到拉丁教会的支持，阿马利克邀请神圣罗马帝国教皇亨利六世为其加冕。1197年，他正式成为鲁西格南家族的第一位塞浦路斯国王。
初期，鲁西格南王朝的国王（休夫一世、亨利一世与休夫三世）都积极参与十字军东征，将塞浦路斯打造成为准备收复失地的十字军的避风港。直到1291年阿克陷落，基督教在黎凡特地区的最后据点丧失，十字军和西方商人只能退守塞浦路斯。
之后塞浦路斯发展步入辉煌时期，经历了亨利二世、休夫四世、彼得一世的统治。阿克陷落后，塞浦路斯吸引了众多在圣地失去财产的商人和十字军难民。并且由于伊斯兰教和拉丁天主教的敌对关系，天主教教皇一度发布禁令，禁止与伊斯兰国家进行贸易往来，特别是军用物资贸易。但由于塞浦路斯有大量近东地区的移民，对与叙利亚进行贸易有优势，该贸易禁令予以豁免。塞浦路斯成为东西方贸易的主要场所，直到14世纪中期，教皇解除该项禁令，塞浦路斯地位才有所下降。[5]
彼得一世执政期间（1359—1369）是鲁西格南家族统治的鼎盛时期。彼得一世勇猛果敢，秉持着鲁西格南家族传统的骑士精神，发誓要恢复耶路撒冷。为了牢记他的誓言，彼得始终佩戴没有剑鞘的宝剑。在年纪轻轻，刚接替王位时，他便应亚美尼亚王国（空有头衔的拉丁王国之一）的要求，在安纳托利亚打了一场胜仗，显示出优秀的军事才能。之后为了收复圣地，1362年，彼得前往欧洲各国游说寻求支援，组建十字军。但是西欧各国内部矛盾重重，且领主各有谋算，彼得耗尽心力，3年后终于组建了一支十字军舰队。在周密的计划安排下，他出其不意地袭击了埃及亚历山大城。当时的埃及由伊斯兰苏丹马穆鲁克所控制，是其伊斯兰实力的主干所在，而且亚历山大城是进出埃及的重要通道。经过鏖战，联军成功攻陷亚历山大城，并大肆抢掠3天。遗憾的是，攻陷亚历山大城后，联军或因惧怕埃及苏丹的援军与报复，或因满足于劫掠所得，或因未等到欧洲盟军支援，并没有乘胜追击，而是选择返回塞浦路斯。[6]
虽然彼得返程后继续前往欧洲游说，但是效果非常不理想。彼时的教皇已丧失对西欧王室的约束力，而且海战极大地影响了地中海的贸易，招致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的强烈反对。[7]在获悉王后对其不忠后，彼得匆匆返回塞浦路斯，之后不久便因宫廷矛盾被手下的贵族乱刀砍死，正所谓“壮志未酬身先死”。
彼得一世执政期间，土地耕种方式的改进、稳定的岛内环境、增长的人口都为王朝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是自我放纵和过度挥霍开始削弱上层阶级的力量。彼得一世去世后，鲁西格南家族逐渐走上下坡路。在接下来的百年中，塞浦路斯惨遭热那亚人和埃及马穆鲁克的侵袭，兼之在位者软弱无能，频繁更迭，王朝控制权逐步被威尼斯人削弱。
13—14世纪繁忙的地中海贸易使得意大利两大商贸团体势力威尼斯人与热那亚人逐步强大。他们凭借精明的个性、圆滑老练的周旋技能与娴熟精干的商贸船队成员在地中海崭露头角。塞浦路斯因其良好的地理位置、港口条件以及丰富的物产，成为两大势力不断争取的对象，同时两大势力因为利益关系互为竞争对手，时有纷争。
冲突在彼得二世（1369—1382年在位）的加冕典礼上爆发。威尼斯人与热那亚人因谁为彼得二世的坐骑持缰绳而起了争执，最后演变为流血冲突。随后，热那亚人进行了报复，派出舰队攻陷尼科西亚和法马古斯塔，掳获彼得二世。1377年，热那亚与塞浦路斯达成协议，鲁西格南王室支付大笔赎金，热那亚释放彼得二世，扣留摄政王詹姆斯，并占领法马古斯塔直至全额收到赎金。彼得二世去世后，摄政王詹姆斯（1383—1398年在位）成为塞浦路斯国王，作为释放条件，法马古斯塔被割让给热那亚人。塞浦路斯未从这次打击中恢复过来。
后继者雅努斯（1398—1432年在位）试图从热那亚手中夺回法马古斯塔，但在医院骑士团的周旋下，双方决定一致对外，共同抵御威胁。雅努斯率领舰队袭击埃及，此举为塞浦路斯，特别是鲁西格南王室带来了灭顶之灾。埃及马穆鲁克一直蓄意报亚历山大城沦陷之仇，率领埃及远征军攻破塞浦路斯首都尼科西亚，摧毁鲁西格南王宫，焚毁了整座城市，掳获国王雅努斯，杀死或擒获大量贵族。最后经斡旋，塞浦路斯被迫向马穆鲁克支付20万达克特[8]的赎金，并且同意每年向埃及上交5000达克特的岁贡，相当于承认埃及的宗主国地位。
热那亚的赎金已经使塞浦路斯的经济濒临崩溃，现在又需要向埃及缴纳赎金和岁贡，只能加重王朝的税赋。这使得本不富裕的塞浦路斯民众生活更为困苦，农民爆发起义，加速了鲁西格南王朝的衰落。此外，王室内部的钩心斗角进一步削弱了鲁西格南家族的执政地位。
为安抚岛内希族人，詹姆斯的儿子约翰二世续娶了出身拜占庭王族的海伦。海伦王后性格强势，维护东正教的地位，守护希族人的利益，深受岛内民众的爱戴，但引起了拉丁贵族的不满。
海伦王后只有一个独生女夏洛特，但是约翰二世还留有一名私生子詹姆斯，且深受其父亲喜爱。在海伦王后和约翰二世相继去世后，夏洛特女王与雄心勃勃的异母兄弟詹姆斯开启了夺权之争。在王室的支持下，詹姆斯阴谋败露，被流放埃及。没想到，1460年，在埃及马穆鲁克的支持下，詹姆斯卷土重来，迫使夏洛特不得不避守凯里尼亚城堡4年，最后逃往罗马。
詹姆斯二世（1460—1473年在位）虽然取得了塞浦路斯的实际控制权，但其王位并未得到罗马的承认，因此史书中一直留有“篡夺者詹姆斯二世”之名。其最大的功绩是在威尼斯的帮助下，从没落的热那亚人手中夺取了法马古斯塔。但詹姆斯也犯了一个致命错误，几乎终结鲁西格南王朝，拱手将其让与威尼斯共和国。为了争取威尼斯的支持，詹姆斯迎娶威尼斯贵族卡特琳娜·科纳罗为妻。威尼斯长期觊觎塞浦路斯的地理位置，詹姆斯的联姻提议正中其下怀，于是隆重地送卡特琳娜出嫁。
婚礼次年，詹姆斯便因一场小病逝世，彼时卡特琳娜正身怀六甲，继任为塞浦路斯女王，而卡特琳娜的儿子出生后不久便夭折。随着卡特琳娜上台掌权，威尼斯人已经成为岛上的实际掌权者。他们占据重要的政府职位，在岛上重要关卡和城堡布兵，驱逐反对势力。卡特琳娜仅成为名义上的女王。
但威尼斯还不满足于此，1489年，卡特琳娜女王禅位，将塞浦路斯交由威尼斯管理和统治，结束了鲁西格南王朝在塞浦路斯3个世纪的统治。
岛内主要城市的兴衰史似乎各自对应着塞浦路斯政权的更替，其中最能映照鲁西格南家族的城市便是法马古斯塔。阿克的沦陷意味着拉丁势力在近东地区的最后据点被抹除，也标志着西方商旅2个多世纪以来享受的商贸便利的丧失。此消彼长，塞浦路斯成为西方控制东地中海地区的政治与军事前线，为西方商旅在埃及和近东地区进行贸易提供了避风港，也顺势造就了港口城市法马古斯塔的辉煌。
法马古斯塔的崛起是突然的，在阿克沦陷前，它一直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港口，一如其古老的希腊名Ammochostos（意为“埋在沙子里的”），作为古城萨拉米斯的陪衬而存在。但就在13世纪末期，随着十字军被赶出叙利亚，意大利境内几个沿海公国的商人和银行家将原先散布在叙利亚沿岸的12个港口，聚集到黎凡特地区唯一安全的深水良港。[9]法马古斯塔成为地中海最重要的商贸中心，源源不断的朝圣者来塞浦路斯避难，并为其带来勃勃商机。法马古斯塔一夜暴富，接纳东方的商旅，然后将商品转口分销至西方各地。城内居民的暴发户行为，引发人们的广泛批评，特别是传教士的鄙视。为了消除这些负面评价，城内修建了很多的教堂。假如现在你有机会去法马古斯塔一游，仍可发现城内零星点缀着一些哥特式教堂，那正是这座城市在鲁西格南时期与拉丁天主教会紧密联系的体现。到14世纪中期，城内已经是教堂林立。富商们经常在出海前到教堂许愿，如果货物能平安抵达，便为圣人修一座教堂。[10]
鲁西格南时期，东正教与拉丁天主教的并立能从城中林立的教堂分布中窥见一斑。法马古斯塔东正教主教堂是希腊教会的圣乔治教堂，而拉丁天主教的主教堂则是圣尼古拉斯教堂。两座教堂比邻而立，圣乔治教堂体现的是浑厚壮丽的哥特式与拜占庭的混合风格；圣尼古拉斯教堂是在拜占庭时期教堂遗址上修缮的哥特式建筑，虽然后期经过伊斯兰教的改造，但仍能从中感触到鲁西格南时期两大教会势力的暗地角逐。
此外，法马古斯塔的天主教堂还承载着另一项使命。由于法马古斯塔靠近圣地，已经失去领地、有名无实的耶路撒冷诸王选择在此举行新王登基加冕典礼[11]，以延续其血统和地位的尊崇。乃至后期引发威尼斯与热那亚斗争的彼得二世加冕礼亦是在法马古斯塔举行的。由于热那亚人的报复，法马古斯塔一度陷入热那亚之手，被大肆掠夺，直到1464年重回鲁西格南治下，经济才慢慢得到恢复。(https://www.daowen.com)
法马古斯塔作为欧洲与近东商品贸易的中转站差不多持续了百年。直至威尼斯统治期间，法马古斯塔仍是其商贸路线的主要港口。因此，威尼斯花费大量精力加强法马古斯塔的防御力量，但是最后仍未能抵御奥斯曼帝国的进攻。到奥斯曼统治时期，法马古斯塔逐渐失去其亮丽的光芒。
追本溯源，不论“狮心王”理查、骑士团，还是鲁西格南家族，都是十字军东征的产物。法兰西、日耳曼文化在塞浦路斯犹如昙花一现，未留下过多痕迹，但要论十字军的遗产，除了高耸华丽的拉丁教堂外，绝对绕不过其修缮加固的城堡。
鲁西格南家族王室、贵族与骑士占据塞浦路斯大部分财富，生活奢靡。为了加强对整个岛屿的控制，也或许是出于少数族裔统治的不安全感，鲁西格南家族沉迷于在岛内建造与修葺城堡，这些城堡遍布尼科西亚、帕福斯、利马索尔、凯里尼亚等地，著名的有凯里尼亚城堡、圣希拉里翁城堡、呼风堡与坎塔拉城堡。
凯里尼亚城堡位于塞浦路斯北部沿海，守护着凯里尼亚港的重要出入口。中世纪，凭借着高耸的城墙，此城堡可谓固若金汤，多次为鲁西格南王族提供庇护。威尼斯与热那亚争斗期间，彼得一世的遗孀、太后埃莉诺曾避居凯里尼亚城堡，成功抵御住了热那亚人的进攻。雅努斯国王被掳埃及期间，其他王室成员也曾避居凯里尼亚城堡，等待埃及军队的撤退。夏洛特女王在与其异母兄弟夺权时，同样选择避居凯里尼亚城堡，在顽强抵抗中期盼着欧洲大陆援军的支持，最后因为守将的背叛，绝望而逃。
这座城堡的神奇魅力在于其从不曾被攻破，只经历过被围困、饥饿难耐之下的被迫弃守，或者直接投降。[12]威尼斯时期，为抵挡重火器的攻击，虽然内部基本维持十字军时期的建筑结构，但对外围堡垒和城墙做了大量的修复和加固，这也是现今城堡遗址呈现给大家的面貌。在奥斯曼帝国进攻之际，凯里尼亚守将不战而降，使其幸免于战火，成为保存最完好的威尼斯时期的堡垒。
圣希拉里翁城堡位于塞浦路斯北部凯里尼亚山区，壁垒高耸在山巅，俯瞰地中海和凯里尼亚平原，城墙蜿蜒地在峭壁游走。拜占庭时期，这里曾是抵御阿拉伯海盗攻击的北部防线堡垒之一。鲁西格南时期，城堡经过修葺完善，一度被用作王室的夏宫，染上了一股贪图享乐、纸醉金迷的气息。据说此处便是迪士尼动画《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中城堡的原型。威尼斯时期，统治者废弃了岛上一些无防御作用的城堡，但又担忧这些城堡会被暴民利用，于是摧毁了很多城堡的内部设施以及防御体系，圣希拉里翁城堡便是其中之一。[13]
继鲁西格南家族之后，威尼斯人登上了塞浦路斯的政治舞台。莎士比亚著名悲剧《奥赛罗》设置的场景便是这段时期的塞浦路斯。从形式上看，威尼斯在塞浦路斯的统治始于1489年，终于1571年。实际上，从1473年卡特琳娜女王上位后，塞浦路斯就已在威尼斯的控制之下。威尼斯虽然延续法兰西或拉丁式统治，但仍为塞浦路斯带来了不少的改变。
在社会结构上，塞浦路斯基本维持了鲁西格南的统治结构和社会管理模式，维护贵族和神职人员的地位和资产，维护拉丁天主教的控制地位，但也包容东正教的存在。为与威尼斯共和国的政治结构相适应，塞浦路斯对岛内统治结构进行了调整。王室、王室议会被共和议会所取代，岛内事务由威尼斯选派的总督和两名顾问组成的总督府治理，总督府仍驻扎在尼科西亚。总督任期为2年，其下另有收税官和军事长官。威尼斯对塞浦路斯的殖民统治非常严格，包括周期性地委派特别巡视官（Sindici）上岛视察，听取塞浦路斯民众的诉求，惩治贪腐。[14]
虽然威尼斯未改变前朝的社会结构，但是出于商人的本能，威尼斯将前朝王室的土地进行拍卖，其中多数土地流向富裕的低阶贵族。这极大地伤害了鲁西格南治下养尊处优的男爵后裔们的利益，但是他们又无可奈何。虽然威尼斯将其列为盟友，保留其社会地位，但并未赋予男爵实际的权力。渐渐地，法兰西贵族开始离开塞浦路斯。[15]而少量的塞浦路斯人开始进入贵族阶层，逐渐掌握更多的话语权。例如，尼科西亚子爵通常由拥有骑士资格的塞浦路斯贵族担任，承担首都尼科西亚的行政事务；尼科西亚大主教以及4个希腊主教辖区的事务也通常由地方的贵族担任。[16]塞浦路斯人也通过与威尼斯贵族之间的通婚来彰显对威尼斯的忠诚。
虽然塞浦路斯上层阶级，特别是商人和贵族的地位，在威尼斯时期有所改善，但占据岛内人口80%以上的农民处境并未有过多改变。佃农和农奴仍大量存在，他们长期受土地领主的剥削，承受繁重的劳动与重税。
在经济方面，塞浦路斯是威尼斯与黎凡特地区的贸易中心与中转站。塞浦路斯丰富的林业资源为威尼斯建造舰船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塞浦路斯产品依赖威尼斯帝国庞大的销售网络，亦能轻松赢得市场。盐、麦以及糖类等农副产品是塞浦路斯与黎凡特地区海上贸易的重要交易物资。拉纳卡便是因为该时期盐田的发掘而逐步发展成形的。
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后，土耳其已占据大部分希腊与巴尔干半岛，塞浦路斯被推到东地中海与土耳其对峙的前线。对于威尼斯而言，加强塞浦路斯防御力量，保护地中海航线的安全至关重要。随着14世纪火器在战争中的使用，中世纪修筑的城堡已不足以抵御当时的火炮攻击，因此威尼斯花了大量精力修缮或改建岛上的城堡和防御设施，如加强法马古斯塔的防务，包括修缮海边的城堡与城墙，在侧翼修建圆塔，在入口修建堡垒等。
在威尼斯统治初期，通过向奥斯曼帝国缴纳岁贡（因为埃及被奥斯曼占领，所以向埃及缴纳的岁贡转移至奥斯曼帝国），塞浦路斯赢得了短暂的和平。到了16世纪，随着奥斯曼帝国的逐步西扩，尤其是在其夺得罗德岛和希俄斯岛后，塞浦路斯岛上的战争气氛愈加浓厚。奥斯曼对塞浦路斯的吞并仅仅只是时间问题。
1566年，为加强首都尼科西亚的防御，城市规模被缩减至1/3，四周筑有城墙、护城河和11座堡垒，并摧毁所有城墙外的建筑。[17]为给城墙让路，大量房屋被推倒，甚至连埋葬有鲁西格南国王遗骨的多米尼加修道院也不能幸免。
1570年，奥斯曼帝国进攻的“靴子”终于落地，首战目标即是塞浦路斯首都尼科西亚。经过6周的惨烈围城战，尼科西亚沦陷，市民惨遭屠杀，财富被掠夺。当一切归于平静时，原先繁华的城池仅剩下一片废墟，徒留下高耸的主教堂圆顶俯瞰着惨烈的战争场景。随后，岛内城镇陆续投降于奥斯曼，奥斯曼军队几乎没遭遇什么阻碍即前进到港口重镇法马古斯塔。由于冬季来临，次年奥斯曼才对法马古斯塔发动围攻，战斗亦十分惨烈，结局悲壮（在下文中详述），最后法马古斯塔未能抵挡住奥斯曼的攻击。
尽管在威尼斯统治期间，赋税沉重，民众生活贫苦，但岛上人口仍实现了成倍增长。据说被奥斯曼帝国攻占前夕，岛上人口已达到19.5万，直到19世纪下半叶岛上人口总数才再次恢复至此峰值。[18]而且与法兰西统治相比，威尼斯统治时期似乎遗留了更多的文化遗产。例如，岛上的很多教堂建筑遗留下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特点。法语词汇几乎被塞浦路斯人所遗忘，但是塞浦路斯希腊语中融合了很多意大利语词汇。
从地中海局部形势的角度看，威尼斯统治覆灭的原因是奥斯曼帝国的崛起与西扩；但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威尼斯的没落更多归因于世界贸易中心的转移。1488年，葡萄牙探险家迪亚士发现了好望角，开辟了欧洲到亚洲的新航线。这条欧亚之间的新航线不仅节省了大宗货物的运输费用，还无须向叙利亚和埃及缴纳税款。世界贸易中心从地中海向大西洋转移，威尼斯失去了西方与东方贸易的垄断地位，同时在与土耳其的对抗中也失去了部分西欧领主的支持。塞浦路斯在其后的数百年间，也随着地中海贸易的沉寂而黯淡无光。
【注释】
[1]柯林·施伯龙著，黄芳田译：《爱神的国度：深入塞浦路斯》，黄山书社2012年版，第276—277页。
[2]Bozkurtoğlu，Ö.A Multi-lingual Island in the Middle Ages：Cyprus of the Lusignan Dynasty.Arda Arikan and Serhat Cem Bilgi.Eds.4th Language，Culture and Literature Symposium.Akdeniz University，2018，p.268.
[3]柯林·施伯龙著，黄芳田译：《爱神的国度：深入塞浦路斯》，黄山书社2012年版，第237页。
[4]Von Löher，F.Cyprus：Historical and Descriptive.London：W.H.ALLEN & CO.，1878，p.43.
[5]Coureas，N.S.The Lusignan Kingdon of Cyprus and the Sea，13th—15th Centuries.Michel Balbard.Ed.The Sea in History：The Medieval World.vol.3.Woodbridge：Boydell Press，2017，p.369-381.
[6]Coureas，N.S.The Lusignan Kingdon of Cyprus and the Sea，13th—15th Centuries.Michel Balbard.Ed.The Sea in History：The Medieval World.vol.3.Woodbridge：Boydell Press，2017，p.369-381.
[7]Parker，S.K.Peter I de Lusignan（1359—1369），the Crusade of 1365，and the Oriental Christians in Cyprus and the Mamluk Sultanate.Sabine Rogge，Michael Grünbart.Eds.Medieval Cyprus—A Place of Cultural Encounter.Münster：Waxmann，2015，p.53-71.
[8]达克特，是欧洲从中世纪后期至20世纪，作为流通货币使用的金币或银币。当时，威尼斯的金达克特获得了广泛的国际认可，地位等同于现代的英镑和美元。
[9]柯林·施伯龙著，黄芳田译：《爱神的国度：深入塞浦路斯》，黄山书社2012年版，第310页。
[10]澳大利亚Lonely Planet公司编，闵楠译：《塞浦路斯》，中国地图出版社2015年版，第184页。
[11]柯林·施伯龙著，黄芳田译：《爱神的国度：深入塞浦路斯》，黄山书社2012年版，第238—239页。
[12]柯林·施伯龙著，黄芳田译：《爱神的国度：深入塞浦路斯》，黄山书社2012年版，第253页。
[13]Von Löher，F.Cyprus：Historical and Descriptive.London：W.H.ALLEN & CO.，1878，p.61.
[14]Arbel，B.Cyprus under Venice：Continuity and Change.D.Papanikola-Bakirtzis and M.Iacovou.Eds.Byzantine Medieval Cyprus.Nicosia：Bank of Cyprus Cultural Foundation，1998，p.161-174.
[15]Von Löher，F.Cyprus：Historical and Descriptive.London：W.H.ALLEN & CO.，1878，p.62.
[16]Arbel，B.Cyprus under Venice：Continuity and Change.D.Papanikola-Bakirtzis and M.Iacovou.Eds.Byzantine Medieval Cyprus.Nicosia：Bank of Cyprus Cultural Foundation，1998，p.161-174.
[17]Von Löher，F.Cyprus：Historical and Descriptive.London：W.H.ALLEN & CO.，1878，p.39.
[18]Arbel，B.Cyprus under Venice：Continuity and Change.D.Papanikola-Bakirtzis and M.Iacovou.Eds.Byzantine Medieval Cyprus.Nicosia：Bank of Cyprus Cultural Foundation，1998，p.161-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