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而治之”的惯用伎俩
“……如果俄罗斯在任何将来的时刻对苏丹陛下在亚洲的领土进行进一步占有的尝试，根据签署的和平条约，英国将与苏丹陛下一同通过武力抵御其侵扰。
“作为回报，苏丹陛下向英国承诺引入必要的变革……为使得英国能为履行其承诺而做出必要的准备，苏丹陛下进一步同意将塞浦路斯岛交由英国占领并管理。”
——1878年6月4日，英国与土耳其签署的《大英帝国与土耳其防御同盟公约》条款[1]
塞浦路斯号称“地中海不沉的航母”，但这艘航母的控制权却不全然在塞浦路斯人的手中，而是随着大国的博弈、周边帝国的起落浮沉辗转于他人之手。19世纪中后期，昔日奥斯曼帝国的强大光环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黯淡，俄罗斯帝国野心勃勃地向西南方向扩张，填补由奥斯曼帝国衰败造成的权力真空地带，剑指地中海温暖的入海口——君士坦丁堡和达达尼尔海峡。俄罗斯的不断扩张使得奥斯曼疲于应付，对塞浦路斯的控制力日渐减弱。特别是1877年，奥斯曼帝国惨败于俄罗斯之手，不得不向英法德等欧洲列强寻求合作，塞浦路斯成了谈判的筹码之一。
1878年柏林会议期间，英国与奥斯曼帝国秘密签署《大英帝国与土耳其防御同盟公约》，奥斯曼土耳其将塞浦路斯租借给英国。作为回报，英国将在俄土争端中支持土耳其，并且需要向土耳其支付一定的租借费用。英国在塞浦路斯80余年的殖民统治由此开始。英国凭借着塞浦路斯岛的军事战略地位，弥补了英国与印度海运路径中缺失的一环，增强其对苏伊士运河的防御能力，扩大在东地中海的影响力，抵御俄罗斯的军事扩张。[2]
与300多年前奥斯曼帝国的血腥占领相比，英国对塞浦路斯管辖权的接收显得格外和平。1878年7月22日，当英国统帅沃尔西登岛时，当时的基体翁主教发表了热情的欢迎词，表达了希望英国能促进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进程的期盼。为了摆脱土耳其的统治，塞浦路斯人最初对英国的殖民统治抱有很大的期望，希望强大的英国能为塞浦路斯带来政治、经济层面的变革，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更重要的是能帮助他们实现与希腊合并的愿望。毕竟英国之前将爱奥尼亚群岛割让给希腊，这一先例给予了塞浦路斯希族人莫大的希望。
历史车轮证实，塞浦路斯希族人的期盼最终沦为水中月、镜中花。1914年，奥斯曼帝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站在英国的对立面，英国趁机吞并塞浦路斯。后来，同盟国战败，奥斯曼帝国解体。1923年签订的《洛桑条约》中，土耳其放弃对塞浦路斯的一切权利，英国正式兼并塞浦路斯。1925年，塞浦路斯成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虽然英国对塞浦路斯的管辖权逐渐扩大，但英国政府并没有促成意诺西斯的打算，反而采用分而治之的殖民手法使得岛内局势更加复杂纷乱。
英国延续奥斯曼帝国时期的种族与宗教人口划分方式，由英国官员、东正教与穆斯林三方代表组成立法委员会，以英国官员和穆斯林代表来平衡与制约东正教代表的权益，当然最后决定性的一票仍归属于英国高级专员。这样的决策制度确实给予塞浦路斯更大的自治权，但有时很容易惹恼希族人，毕竟他们的诉求会因岛内18%的少数人口和英方代表被驳回。
英国接管塞浦路斯岛的军事目的远大于其经济目的。最初英国打算将塞浦路斯打造成驻军基地，但岛内缺乏住宿条件，并且因为气候炎热，疟疾肆虐，最后只能放弃大批驻军的打算。英国国内对接管塞浦路斯也存有争议。部分人认为，塞浦路斯可作为与希腊结盟的筹码，反对者则质疑塞浦路斯并没有适合海军停泊的大型港口。这些疑虑都阻挠着英国对塞浦路斯建设进行投资。
虽然英国对奥斯曼帝国旧有的税收制度进行了改革，如进行人口和土地普查，以此作为征税基础，废除农业税，但塞浦路斯人渐渐发现，奥斯曼时期的高赋税境况并没有改善多少，因为他们成了奥斯曼帝国债务的实际偿还者。[3]英国在塞浦路斯收取赋税，这笔钱名义上用于支付奥斯曼帝国的租金（92799英镑/年），实际上被用来偿还奥斯曼帝国1855年对英国的债务。因此，这笔岁贡最后还是落入了英国国库。而且更为可笑的是，虽然1923年新生的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奥斯曼帝国已经瓦解，债务解除，但塞浦路斯一直缴纳这笔岁贡到1927年。[4]背负的沉重债务使得本就捉襟见肘的塞浦路斯民众生活更为窘迫。
当时的塞浦路斯经济非常落后，主要以农业为主。75%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但由于生产工具落后，仍以农耕时代的工具为主要耕种手段，机械化水平低，生产效率低下。因此，虽然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众多，其产出却无法满足岛内民众自给自足的需要，需要依赖进口。但由于英国施行的关税制度，进口的谷物价格昂贵，面包等食品价格疯涨，岛内民众生活贫困不堪。
此外，殖民者通过高额贷款利率榨取农民的收益。当时在塞浦路斯运营的银行多有英国背景，通过长期贷款将劳作工具以及化肥等生产物资借贷给农民，然后从中收取高额的利息以获利。虽然英国政府不鼓励高利贷，但也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遏制其发展，相当于默许了这种畸形的农业发展方式。根据岛内法律，殖民初期12%的贷款利率都在合理范围内，直到1940年，方调整至6%以内。
更糟糕的是，“二战”后，塞浦路斯被推至冷战交锋的前端，大量肥沃的土地被征用为军事基地，用以修建军火库及飞机场等设施。截至1955年，殖民政府共占据352平方千米的土地。[5]在土地面积不断缩减的同时，岛内人口数量却在不断增加，这进一步恶化了岛内民众的生存环境。
除农业外，岛内也存在少量的本土工业，但英国殖民者并未采取有效措施促进或保护本土工业的发展，相反兴建外资工厂、维护外商投资利益是殖民政府坚持的施政方向。19世纪末期，英国抛弃了自由贸易的政策，通过加征关税的方式来发展本国工业，使自己成为所在殖民地最大的投资商、银行家和贸易商。英国通过增强与殖民地的经济联系，为本国的产品寻找独家的销售市场。于是，在高额的原材料进口税与低额的成品进口税等关税制度的挤压下，塞浦路斯本土工业发展极为缓慢，甚至很多加工企业在面对低廉的英国商品涌入时，无力抵挡，纷纷破产倒闭。例如，果酱厂因为蔗糖高额的进口税而不得不关门，火柴厂的产品无法与低廉的进口火柴竞争导致工厂倒闭。
纵观塞浦路斯的历史，岛上盛产木材与铜矿，农林业与矿产资源丰富，这些物资都是周边国家发展所需要的，更是战争时期的热销品，为何岛内民众生活会贫困至此？这便不得不提英国霸道的帝国主义殖民统治。
在英国统治期间，塞浦路斯主要的出口产品为矿产品。20世纪初期，在战争利益的驱动下，各国对矿产资源的需求日益高涨，迫使政府加大采矿业的投资，但利益都收归国有。并且，由于出口利率低下，英国统治者限定出口对象和出口价格，控制塞浦路斯矿业发展，塞浦路斯只能从中获取极少的利润，无法产生公共资产效应。而且矿产资源的大量出口也导致本土工业发展缺少原材料，进一步制约了本土的工业化发展。
英国政府直到“二战”后才腾出手来发展塞浦路斯经济。1946年，殖民大臣阿瑟·克里奇-琼斯发布塞浦路斯10年发展计划，宣称未来10年将为塞浦路斯筹集1200万英镑以发展经济，其中600万英镑来自英国政府。但实际数据显示塞浦路斯只收到175万英镑的经费。
总而言之，英国统治期间通过投资、贸易等方式夺走了塞浦路斯大部分的财富，只有少量的财富用于塞浦路斯本国建设。例如，英国在岛内修建公路、大坝、桥梁、铁路和医院等基础设施。
但必须认识到，其中很大的驱动因素仍是英国的利益。以铁路建设为例，作为老牌工业强国，铁路建设是英国工业化的象征。为了将开采的矿产资源运送到法马古斯塔港口，英国在岛上修建了尼科西亚到法马古斯塔的铁路。再如法马古斯塔港口。港口修建于13世纪，在殖民统治初期并没有得到修缮，原因在于殖民当局认为没有必要，即便扩建港口，也无法带来很好的经济效益。但在殖民后期，由于对塞浦路斯定位的转变，1957年英国当局开始扩建港口，增加其吞吐量。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英国当局转变对塞浦路斯的定位呢？这就不得不从世界局势的变化说起。在1950年之前，英国对塞浦路斯的态度一直在“防御的关键所在和重要的战略堡垒”与“令人头疼的麻烦”之间摇摆不定。因为“一战”“二战”期间，塞浦路斯基本处于战场外围地带。但到了冷战时期，塞浦路斯的地理位置重要性便日益突显，成为大国博弈的前沿阵地。
冷战期间，塞浦路斯位于北约南部侧翼，距离中东石油产区和苏伊士运河非常近，同时地中海沿岸罗马尼亚及苏联巴库地区的油田产区亦在其轰炸机的航程范围之内。因此，英国当局决定将塞浦路斯作为其在东地中海的空军基地。1949年，美国政府亦在尼科西亚附近建立了通信站。
但是当英国意识到塞浦路斯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从“一战”和“二战”风云中抽身着手建设塞浦路斯时，塞浦路斯社会已不复从前的平静与温顺，民族主义伴随着政党的形成和城乡政治运动的兴起而席卷全岛，意诺西斯（enosis，即争取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与分裂主义的对立使得两族民众分歧日益增大，暴力冲突不断。希腊、土耳其参与到塞浦路斯问题之中，使得塞浦路斯问题更为棘手，英国不得不权衡各方利益，促成《苏黎世—伦敦协议》的签订，保障自己在岛内最核心的军事战略利益。
1830年，当希腊摆脱奥斯曼帝国统治实现独立时，周边以希腊人为主的各个岛屿普遍存在与希腊合并的想法，其中也包括塞浦路斯。[6]自英国登岛后，希族人便不断以各种形式向英国政府表达这一诉求，但一直未能得到肯定回复。在1914年英国吞并塞浦路斯之前，英国政府拒绝的理由甚为巧妙：英国只是代替奥斯曼帝国占领和管理塞浦路斯，塞浦路斯仍然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英国只能遵守与奥斯曼帝国的协议。奥斯曼帝国成为英国拒绝意诺西斯的挡箭牌。
意诺西斯的第一丝希望出现在1914年，当奥斯曼帝国宣布与德国结盟并加入“一战”战场之时。英国吞并塞浦路斯，废除与奥斯曼帝国的协议，同时为了让希腊加入协约国，向其抛出橄榄枝，只要后者加入协约国阵营，英国就将塞浦路斯赠予希腊。但可惜，希腊当时在评估形势后没有立即做出回应。3年后，当希腊决定加入协约国作战时，英国已收回了该项提议。
1923年签订的《洛桑条约》中，土耳其共和国正式将塞浦路斯割让给英国，放弃对塞浦路斯的一切权利，英国正式兼并塞浦路斯，标志着英国占领的合法化，也从国际法上终止了土耳其对塞浦路斯的宗主权关系。1925年，英国宣布塞浦路斯为直辖殖民地，改由总督来管辖塞浦路斯。至此，希族人意识到，从前的奥斯曼帝国只是英国的挡箭牌，英国真正的目的是长期占有塞浦路斯。英国同意意诺西斯的希望渺茫，希族人与英国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开始紧张。
相较于克里特而言，塞浦路斯无疑是命途多舛的。同为地中海岛国，克里特在1897年加入协约国，巴尔干战争后便归入希腊。爱奥尼亚群岛以及克里特岛的成功案例不断刺激着希族人，同处地中海的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的诉求日益高涨。特别是克里特岛的合并案例，岛内的穆斯林群体通过国际协议迁回土耳其，此项先例令希族人备受鼓舞，希族人的期望值越来越高。但是《洛桑条约》同时限制了希腊的进一步扩大，新成立的希腊韦尼泽洛斯政府对英、土的友好合作态度，使得意诺西斯运动转为地下。可以说，直到此时，希族人表达诉求的方式仍非常和平与克制，都是通过提案、请愿以及辞职抗议等和平手段进行。
彼时的大英帝国仍处于巅峰时期，国力强大，对殖民地的统治大多带有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即便与岛内精英阶层对话也显得十分傲慢，认为他们的殖民统治是为了启蒙未开化的民族，改善殖民地的社会和经济环境。因此，当时的英国总督罗纳德·斯托尔斯对希族人在强大的英国殖民统治下不安分，反而期望与贫穷落后的希腊合并感到怒不可遏。他觉得都是塞浦路斯的教育和过于民主的体制惹的祸。[7]于是，他对岛内的教育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限制塞浦路斯人的民主自由，禁止教师向学生讲述希腊及土耳其历史。
但当和平手段无法满足诉求，民族自由受到限制时，希族人开始逐步转向激烈和暴力的表达方式。加上20世纪20年代末的世界经济危机波及塞浦路斯，塞浦路斯的矿产出口量锐减，导致数千劳工被解雇，失业人口激增，政府收入缩减，经济形势恶化。在人民生活如此窘迫之时，总督斯托尔斯却在1931年无视塞浦路斯代表的反对意见，强行推行增税法案，于是希族人游行示威。最后，游行队伍与警察爆发冲突，火烧总督大楼。
起义很快被镇压，随之而来的是更严格、残酷的殖民控制措施。总督开始在塞浦路斯实行独裁统治，实行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立法委员会被解散，宪法被废除。1935年起，所有的教师由政府教师培训部聘用，归为政府公务员，受政府管理。希族学校不得从希腊引进教科书，希腊历史再不是其本国历史，而是外国历史。学校禁止张贴希腊旗帜与宣传希腊英雄等。渐渐地，教师需要通过英语测试方能得到政府聘用或雇用。但游行使希族人开始觉醒，意识到只有进行斗争，才能实现其政治诉求，一味依赖帝国主义的宽容与民主是行不通的。
意诺西斯的第二丝希望出现于“二战”期间。为了争取希腊加入同盟，1941年，英国再次以割让塞浦路斯为筹码，邀请希腊对保加利亚宣战，但是此提议再次被希腊拒绝。当意大利进攻希腊时，英国当局号召希族人“为自由和希腊而战”，3000多名希族青壮年积极响应，加入盟军军队作战，不少人壮烈牺牲。
“二战”后，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希族人的意诺西斯运动也出现新高潮。1947年，当多德卡尼斯群岛并入希腊以及英国宣布从巴勒斯坦和印度撤军时，岛内意诺西斯的呐喊声更为强烈。1950年1月15日，在塞浦路斯大主教的主持下，塞浦路斯对意诺西斯的提议进行全民公投，95.7%的希族人投赞同票，但此结果并未得到英国人的认可。[8]自奥斯曼时代起，东正教会领袖便不仅仅是单纯的宗教领袖，而是岛内希族群体的利益代言人。同年10月，马卡里奥斯三世当选为塞浦路斯大主教，成为岛内反殖民主义的政治领袖。(https://www.daowen.com)
同时，希族人在希腊积极宣传，争取同宗同源的希腊人的支持和同情。希腊政府迫于国内舆论压力，就塞浦路斯问题向英国政府提出交涉，但当时的英国外长艾登拒绝就塞浦路斯独立问题与希腊协商。1954年，希腊政府将塞浦路斯民族自决的提案提交联合国安理会。
但英国以塞浦路斯是大英帝国属地、塞浦路斯问题属于英国内政为由反对联合国讨论该问题，同时美国和土耳其也表示强烈反对，最后联合国否决了关于塞浦路斯的提案。塞浦路斯争取在联合国获得民族自决支持的出路被堵死。
至此，希族人对英国殖民政府彻底失望，对和平实现意诺西斯不再抱有任何幻想。当联合国否决了塞浦路斯的提案后，希族人极度失望，反抗英美的示威游行活动不断，不时爆发流血冲突。英国政府极力压制意诺西斯运动，颁布《反煽动法》，肆意限制新闻自由。为打破政治僵局，在希族人对意诺西斯的期盼以及塞浦路斯教会的支持下，埃奥卡（EOKA，塞浦路斯全国斗争组织）应运而生，成为岛内反殖民主义的主要民族解放力量，岛内紧张局势和暴力抗争逐渐升级。
埃奥卡的军事首领是出生于塞浦路斯的希腊籍军官乔治·格里瓦斯。在雅典访问期间，马卡里奥斯遇见了这位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格里瓦斯出生于法马古斯塔附近的小镇，长大后赴希腊求学，加入希腊国籍，曾参与希土战争与“二战”，具有丰富的武装斗争经验。两人一拍即合，格里瓦斯决定回国帮助希族人建立反抗英国的武装，促成意诺西斯。1955年4月起，埃奥卡陆续策划了一系列针对英国官员、政府机构的炸弹袭击事件，标志着埃奥卡4年争取民族自决武装斗争的开始。[9]
话分两头，对于意诺西斯，岛内土族人一直是持反对意见的。他们担忧与希腊合并后，土族作为少数群体，利益将得不到保障。为对抗意诺西斯运动，土族人衍生出塔克辛运动，主张分裂主义，将塞浦路斯一分为二，分别归入希腊和土耳其；争取到土耳其的支持，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成立准军事性质的土耳其防御组织“火山”（TMT）以支持并控制塞浦路斯土族活动，支持岛内的分裂主义运动。
为应对意诺西斯运动和埃奥卡游击斗争，英国政府秘密与土族人和土耳其政府合作，壮大土族人的声势，并有意让土族人组成的警察队伍去驱散支持意诺西斯的示威者，拘捕埃奥卡同情者。这加剧了希族与土族的矛盾冲突，使岛内局势更为复杂。
随着事件越演越烈，为不受联合国干预，1955年，英国政府决定组织英国、希腊与土耳其三方会议，讨论包括塞浦路斯问题在内的东地中海政治与防御问题。讽刺的是，这次会议主要讨论的就是塞浦路斯问题，却没有邀请塞方代表参加；并且邀请土耳其加入塞浦路斯问题讨论，有悖《洛桑条约》的规定。相较于希腊的犹豫不决，土耳其方面很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希腊最终怀抱着土耳其方仅作为观察员参会的想法出席会议。
但英国引入土耳其加入会议的本意就是分裂希族人与土族人，并没有促成会议成功达成协议的意愿，如此英国便能继续掌控塞浦路斯。可以想见，谈判很快破裂。之后，土耳其驻希腊萨洛尼卡领事馆发生神秘爆炸，而土耳其国内也爆发了反希腊游行。1930年以来，希土两国辛苦维系的和平冷静的国家关系被画上了句号。
为缓和局势，英国与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商讨了多种方案，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麦克米伦计划，该计划支持希族与土族分裂，由英国、希腊和土耳其联合行使主权。显然，该方案只迎合了土族人的意愿，希族人是无法接受的。
1956年3月，迫于埃奥卡斗争的压力，英国将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囚禁于塞舌尔岛。1年后，在美国的施压下，马卡里奥斯大主教才得以释放，但仍不被允许返回塞浦路斯。促使美国出面的缘由则是其担忧同为北约同盟国的希土两国的关系恶化，影响到北约，于是敦促英国、希腊与土耳其三方尽快走出僵局。
随着岛内暴力冲突和流血事件导致的伤亡人数不断增加，在美国的施压下，英国、希腊与土耳其终于决定心平气和地尽快解决塞浦路斯问题。但三方会谈的鼎立局面已表明，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的意诺西斯提案是不可能被通过的。希腊与土耳其各自都有维护其族人的意愿，意诺西斯和塔克辛的争论注定是不可协调的矛盾，而且英国已多次表明支持塞浦路斯独立，成为主权国家。最终，马卡里奥斯在多方权衡下，转变了一直以来的战斗目的，从意诺西斯转为支持塞浦路斯独立，以摆脱殖民地地位为要务，埃奥卡宣布放弃武装斗争。不论是屈服于形势，还是主动转变观念，马卡里奥斯的这次转变最后成功促成了塞浦路斯的独立，暂时避开了希族与土族之间的矛盾，但也为之后岛内种族争端埋下了伏笔。同样，因为此次决定，原先两位并肩作战的好友——马卡里奥斯和格里瓦斯，逐步转向对立面。
1959年2月，希腊外长康斯坦丁·卡拉曼利斯与土耳其外长阿德南·门德列斯在苏黎世会晤，就塞浦路斯独立形成初步方案。之后，英国、希腊与土耳其三国政府代表齐聚伦敦会晤，形成最终方案。据说，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在会上据理力争，将英方要求的主权基地面积从430平方千米削减到256平方千米，相当于岛屿面积的3%。英国至今仍在塞浦路斯保有两处主权军事基地。
《苏黎世—伦敦协议》由《保证国条约》《同盟条约》以及《独立条约》组成。《独立条约》基本确立了塞浦路斯共和国宪法大纲，明确塞浦路斯只能成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禁止主张将塞浦路斯划归给希腊或土耳其；根据种族和血统将塞浦路斯人分为希族和土族；根据人口比例，塞浦路斯总统从希族人中选出，副总统从土族人中选出，总统和副总统拥有一票否决权，但需由众议院和部长会议来做最终决定；10名政府部长也是按人口比例划分的，由3名土族部长和7名希族部长组成；众议院无权修改任何基本条款，一切法律条款的修改和增减都要在两个种族中拥有2/3的通过率后才能进行。但其中很多篇幅却用以规定英国的主权军事基地及其相关权益。《同盟条约》为希腊、土耳其与塞浦路斯之间的合作设定了框架，包括训练一支塞浦路斯军队，以及分别在岛内驻扎950名希腊士兵与650名土耳其士兵。此驻军比例约为60∶40，与岛内两族实际人口比例82∶18不相符合。《保证国条约》则约定塞浦路斯不与任何国家联合，也不进行分裂，同时英国、希腊与土耳其三国作为保证国，对塞浦路斯的独立、主权与安全负责。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塞浦路斯希族或土族人却不能对协议起草发表意见，对于这些事关其切身利益的协议签署，塞浦路斯公民亦并没有机会投票表决。
塞浦路斯后殖民时代各项安排的复杂性恰恰反映了外部利益斗争的结果。首先，继续维持英美在塞浦路斯岛军事部署的利益。自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后，英国便逐步将针对中东的电子窃听设备转移到塞浦路斯。其次，即使塞浦路斯不是北约成员国，也要将其捆绑在北约利益的一侧。最后，维护希腊与土耳其在塞浦路斯的权益。[10]
1959年，塞浦路斯举行大选。1959年12月，希族大主教马卡里奥斯三世当选为共和国的首位总统，土族法兹尔·库丘克当选为副总统。1960年，塞浦路斯共和国正式成立，反殖民主义抗争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塞浦路斯得到了短暂的宁静，当年即加入了联合国，成为其第九十九个会员国。塞浦路斯两族人民似乎正在拥抱属于他们的崭新未来。
但独立并没能化解两族之间的矛盾，两族的关系微妙，复杂的国家认同感、不同的战略倾向以及那些看似公平却难以实行的宪法规章在一开始便为新生的塞浦路斯共和国套上了沉重的枷锁。《苏黎世—伦敦协议》并未对如何组建未来基层政府的行政机构达成指导意见，这为两族后续的争端埋下了隐患。
总而言之，塞浦路斯的国土面积只有9000多平方千米，还没有中国首都北京市的土地面积大，但就是这样一座“小”岛，却因为地处欧亚的咽喉要道而成为世界强国的必争之地。虽然“一战”与“二战”的战火并未波及塞浦路斯，但身处世界变局中的小国是无法独善其身的。“一战”使得塞浦路斯在摆脱奥斯曼帝国控制的同时，也完全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彼时的塞浦路斯人满怀欣喜，一度希望能像其他曾被英国“拯救”的岛屿一样，被送还给他们的母国希腊。但是塞浦路斯重要的战略位置注定“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英国统治者根本就没有放弃此咽喉要道的打算。“二战”以后，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感染了塞浦路斯，英国不仅一再拖延或拒绝塞浦路斯民族自决，导致岛内埃奥卡运动的兴起，还与土族以及土耳其政府秘密合作，将土耳其拉入讨论塞浦路斯归属的政治问题当中，激化了希族与土族之间的矛盾。最后在冷战风云中，塞浦路斯迎来了久违的独立，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
话分两头，虽然英国掌控塞浦路斯的时间不长，其文化却在塞浦路斯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如英语的普及。虽然英语不是塞浦路斯的官方语言，但塞浦路斯是欧洲非英语为母语国家中英语普及率较高的国家之一，并且塞浦路斯政府有意维持这一优势，以吸引更多的留学资源与外商投资。
其中最重要的还是其对英式法律体系的沿袭与保留。现行的塞浦路斯法律系统是建立在英国法律体系基础之上的，缘由便是在英国统治期间，所有的律师必须通过英国司法系统学习及考试方能获得律师执照。因此，虽然塞浦路斯在文化上与希腊同宗同源，但其沿袭的法律体系是不相同的。在塞浦路斯独立后，大部分英式法律制度仍被保留下来，可以说塞浦路斯法律制度是建立在英式普通法和平等的原则基础上的，直至今日，若塞浦路斯本国法律无例可循，仍会借鉴英国的判例。虽然2004年之后，为适应欧盟相关规章，塞浦路斯对其宪法进行了修正，规定欧洲法的地位凌驾于宪法和国家立法之上，但英国的法律体系仍对塞浦路斯留有深远的影响，特别是案例法原则。
【注释】
[1]Baker，S.W.Cyprus，as I Saw it in 1879.Salt Lake：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2003：Introduction.
[2]Mallinson，W.Cyprus：A Historical Overview.Nicosia：Press and Information Office，2011，p.21.
[3]何志龙：《塞浦路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2页。
[4]Argriou，S.“The imperialistic foundations of British Colonial Rule in Cyprus”.The Cyprus Review，2018，30（1），p.299.
[5]Argriou，S.“The imperialistic foundations of British Colonial Rule in Cyprus”.The Cyprus Review，2018，30（1），p.303.
[6]何志龙：《塞浦路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2页。
[7]何志龙：《塞浦路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8页。
[8]Cyprus Tourism Organization.Cyprus：10000 years of history and civilisation.Nicosia：R.P.M LITHOGRAPHICA LTD，2012，p.15.
[9]何志龙：《塞浦路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4页。
[10]Mallinson，W.Cyprus：A Historical Overview.Nicosia：Press and Information Office，2011，p.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