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资源
包雪如（Ester Boserup）提出的中美洲文明和中国文明之间的比较，则更具启发性。包雪如因其反马尔萨斯主义的论点而闻名，她主张，人口密度的增大往往会促进技术发展，使农业生产效率提高，而不会导致大规模饥荒。[7]她指出，在公元900年左右，中美洲和中国两地的人口密度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要高得异常。因此，在玛雅文明的鼎盛时期和中国宋朝开国时期，两地都发展出了非常高产的农业模式，这一现象并不是偶然。
现代观察者们很容易将宋朝的农业系统认定为“高产农业”（productive agriculture）：尽管这种农业模式要用到大量的人力劳动（包括每年好几轮繁重的锄地、除草以及插秧工作），但宋朝的农民还是会使用铁制工具，并利用牲畜来耕田和拉磨。而玛雅人在米尔帕农业中没有使用铁制工具和役畜，玉米地每次只耕种几年，外人很难分辨农田和森林的分界线。在西班牙征服者和现代农学家的眼中，米尔帕农业显然是原始的［这种判断被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W.Crosby）批评为“生态帝国主义”］。[8]如果以包雪如的“技术水平”概念来衡量，即从工具使用和能量来源的角度看，这是一种低水平的技术：玛雅人没有选择的余地，无法用机器、牲畜或改良工具来替代沉重的劳动；同时，没有家畜也就意味着他们缺乏粪肥和畜力。[9]不过，他们已有生物性的手段来抵消繁重的劳动作业。在美洲种植的几种主食作物——包括玉米、树薯（木薯）、甘薯和马铃薯（两者在植物学里是没有关联的物种）——每公顷的产量都高于亚洲的各类作物（某些种类的水稻除外），特别是在台田（raised fields）和米尔帕种植区的多样栽培式森林种植园中。在美洲的热带地区，树薯、玉米和落花生（花生）都是关键作物，而在秘鲁高原，主要的粮食作物则是马铃薯。因此，虽然当地缺乏节省劳力的设备设施，但这些高产作物还是促进了人口密度的提高，也没有给农民带来多到无法完成的工作负担。
但是，如果到此就认为已经解决了所有复杂文明发展所要面对的问题，那就大错特错了。在玛雅境内，公元900或950年之后的某个时刻曾有一次巨幅的人口下降。大片土地退耕为森林和灌木丛，而一段时间里，幸存下来的少量人口转向集约程度更低的米尔帕耕作来维持生计。但是，他们还保留着在森林条件下密集种植作物的技术，虽然西班牙入侵带来了动荡和进一步人口数量下跌，尤卡坦半岛（Yucatan Peninsula）的古代玛雅人后裔仍继续着这种惊人的、可持续的耕作模式。[10]
1200年左右在秘鲁高原建立的印加帝国，则有着非常不同的特点。1438年至1493年期间，印加统治者将其统治范围扩大到安第斯山脉的大部分地区和南美洲的西海岸。印加人没有我们理解中的那种文字，而是用打结的绳子（khipu或quipu）来记事。[11]他们的行政管理效率很高，有一个由信使们组成的通信网络，他们穿梭于首都库斯科（Cuzco，此地林立着非凡的石质建筑）向南北延伸数百千米的道路网中。美洲驼在当地经济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其他任何的美洲家畜都要重要，它能产肉、产毛，还能搬运货物。当地矿产有铜、金、锡和银，而且安第斯山脉地区的冶金技术和这些金属的用途都相当独特。与欧亚大陆不同，在这里金属很少用于制造武器或工具，但它们在宗教和政治方面则占据着重要地位。在印加人的宇宙观中，黄金是“太阳的汗水”，白银是“月亮的眼泪”，两种金属的混合代表了王权的本质。这种本质展现在以金、银、铜合金制成的精巧物品上，其中合金还包括通巴加（tumbaga），一种几乎和青铜一样坚硬的金铜合金。西班牙人完全不了解这些合金背后的价值体系，他们只是将这些合金熔化以获得纯金或银块，并仅以重量来衡量其价值。[12]西班牙人也同样对安第斯土著纺织品的非凡技术和复杂象征意义视而不见。[13]
欧洲人于1513年抵达中美洲大陆，并从1519年开始长期驻留，这导致了一场各大文明史中都前所未见的巨大灾难。军事征服和流行病并行，使当地陷入空前的灾难，更何况当地居民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天花（1520年出现于墨西哥）或麻疹（1530—1531年），也就对这两种疾病缺乏自然免疫力。天花第一次暴发于一支阿兹特克部队中，他们刚刚将西班牙人从特诺奇蒂特兰击退。这次疫病使当地部队再也无力抵抗西班牙的侵扰。当时，此病致死率奇高，而且对这种疾病的超自然解释也让士气变得低迷不振。据说，许多人因此失去了生存的意志，一些人选择自杀，而另一些人则放弃照顾新生婴儿。据悉，墨西哥在1500年时还有2500万至3000万人口；而到1568年，那里只剩下约300万人，而且这一数字还在不断减少。[14]
这种灾难性的人口下跌，进一步削弱了当地人在文化和军事上的抵抗能力：西班牙语言和宗教迅速占据主流；西班牙统治者引进了西班牙的耕作、采矿、纺织和制陶技术，将本土技术排挤到社会的边缘；当地许多老练的工匠在战争和流行病中死亡。不过，各种技艺还是在村庄一级幸存下来，包括独特而精巧的安第斯编织技术，人们用看似简易的背带式织机（backstrap loom，如图4.1所示）制作复杂的图案，或是整套的无须剪裁的服装。尽管这些技术的发展总是笼罩在殖民主义的阴影下，但它一直都与本土文化特色紧密相连，不曾断绝。[15](https://www.daowen.com)
在欧洲人尚未大举进入的更向北的地区，美洲各部原住民纷纷采用、改造了从欧洲传来的技术，包括马、铁制工具和火器，以夯实自己的权力基础。科曼奇帝国（Comanche Empire，约1680—1870年）是当时的主要政权之一，崛起于今天美国西南部这片区域。它的存在生动地向人们展示，即使未曾直接接触过另一文明，技术对话也是可能存在的：“虽然他们接受了西班牙的种种创新发明，但科曼奇人与西班牙人本身还是保持着距离。”[16]
由于缺少铁制工具和轮子，美洲土著技术基本上很难向世界其他地区转移。但是，美洲本土农户种植的植物，却大大启发了欧洲、亚洲和非洲，推动了一个又一个国家的农业革命，并加速了17世纪以来世界人口的增长。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的，“美洲土著对未来的贡献”并不在于已被征服者摧毁的技术能力或社会制度，而在于“原始耕作者那些少有人知、无人记录的发现”，他们展示了如何利用玉米和马铃薯等作物（的前身）。“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为世界资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7]尽管这一评论相当居高临下，但它还是点出，生物创新（以及其涉及的同等重要的观察和操作技术）与机械发明一样，是促进现代世界形成的不可或缺的因素。[18]
图4.1 印加妇女在一架典型的安第斯背带式织机上织布。请注意织机带和妇女腰带上丰富的编织图案。这幅画出自一份1615年左右的图文并茂的手写本，作者是秘鲁原住民费利佩·瓜曼·波马·德·阿亚拉（Felipe Guamán Poma de Ayala）。他将此书寄给了西班牙国王费利佩三世（King Philip Ⅲ），这既是对安第斯山脉在被西班牙占据前的历史记载，也是对西班牙政府造成的问题的批评（摘自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Nueva_coronica.jpg）
除了如落花生、树薯（木薯）、向日葵、辣椒、西红柿、玉米以及甘薯和马铃薯等粮食作物之外，美洲传给世人的还包括药用植物、可可和烟草。被欧洲医生采用的物质包括洋菝葜（sarsaparilla），这是一种来自墨西哥和秘鲁的根类作物，欧洲人从16世纪70年代开始用它制作滋补药品；还有来自安第斯山脉的金鸡纳树皮（cinchona bark），从17世纪开始被用于治疗疟疾，最终发展为奎宁（quinine）的源头。还有一些植物在后来会被用于工业。洋苏木（logwood）制成的染料在17世纪被开发利用，但新世界的各类棉花和橡胶却直到很晚才获得了重视。[19]
许多美洲的粮食作物优势巨大，因而传播得非常快。例如，1593年，明朝的福建布政司正面临作物歉收和粮食短缺危机，于是派人到菲律宾（吕宋）寻找能在歉收年增加粮食产量的植物。他们于1594年带回了一种新的块茎作物——甘薯。哥伦布本人将这种植物从美洲带到了西班牙，而西班牙人将其引入了菲律宾。它在福建长势非常好，很快就成为华南地区最重要的块茎作物，并迅速传播到中国台湾地区（1605年后不久）和日本（1698年）。经过缓慢的起步，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被称为爱尔兰马铃薯的马铃薯在北欧发挥了类似的作用，推动了人口增长和工业化进程。[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