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质进口商品的挑战
推动英国纺织业发展的另一个因素，是自印度进口的布匹带来的挑战。英国制造商们既无法做出像孟加拉平纹细布那样精细的织物，也无法像印度人那样印染出绚丽的色彩和美妙的图案——经过洗涤后，欧洲织物上的印花往往会褪色，但印度的印花却依旧鲜艳如初。在英国纺出的棉纱，即使是用阿克赖特的机器，也不够细、不够结实，无法织出平纹细布。英国的纺纱业者并没有仔细探询他们的印度同行是如何产出如此高质量的产品的，而要是他们询问了，结果可能也会让他们大感失望，因为这样的精细活儿主要是通过艰苦和费力的手工纺纱实现的。因此，纺纱技术并未得到转移，但它们之间切实存在着一种技术对话，即印度的产品向欧洲人展示了高水准产品能高到什么程度，并激励创新者们不断前进。这种激励的效果，表现在塞缪尔·克朗普顿（Samuel Crompton）在18世纪末发明的走锭细纱机上，英国终于有了能与印度比肩乃至超越印度的高质量纺织品。
公元1700年之前（在英国和法国限制印度织物进口之前），在欧洲销售的那些色彩最丰富、图案最吸引人的印度布匹，往往产自南亚次大陆的东海岸，尤其是本地治里（Pondicherry）附近。在这里，布匹通常用染料或媒染剂手工上色，染色流程也包含了许多个复杂的工厂。[12]而当欧洲纺织生产商们试图复制这些高质量的纺织品时，他们立即认定这个过程太慢，需要更快速的生产方法。为了复刻本地治里布上的华丽图案，欧洲制造商选择借鉴的不是手工绘画之类的费力技术，而是基于印刷术的快速印染方法，他们使用“波斯”木版印刷模具或与之相似的古吉拉特邦的木版印刷方法（图7.3）。然而，他们仍然保留了印度技术的许多细节方法，包括与茜草红一起使用的媒染剂和马靛蓝染色相关的蜡染法。
欧洲人小规模地在布料上使用木版印染已有几个世纪。而这次的新颖之处则在于，人们改进了这种技术用上了印度和波斯的鲜艳色彩和不褪色染料等技术。17世纪70年代，英国、荷兰、法国和瑞士几乎同时（首次）成功地仿制了来自印度的进口产品。其中一家影响深远的早期印刷厂属于威廉·舍温（William Sherwin），坐落于伦敦利河河畔（River Lea）。到了18世纪40年代，欧洲已经积累了如此多的经验，以至于瑞士巴塞尔（Basel）一家印刷厂的老板在回答关于印度染色技术的问题时说，印度大部分技术已经在当地使用，好像亚洲的技术他们都已经学尽了似的。18世纪50年代，法国政府放宽了对印度式印花布的禁令（最开始是为了减少昂贵的亚洲进口产品），在此基础上好几家新的本地工厂发展了起来。其中最大的一家在奥朗日（Orange），1762年那里印染了17400多套布。所有这些工厂都使用了与印度技术相似的工艺，但为了节省劳动力，工艺都经过了调整；欧洲工艺依然不够好，终究没法复刻印度布匹上那鲜艳靓丽的红色。[13]
图7.3 印度的两块用于印布的木版，透视图和印刷面视图。尺寸单位为毫米。上图是一个刻有波斯文字母的木版，横向反转（插图来自东印度公司1800年后收集的样例，现存于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https://www.daowen.com)
土耳其的染色方法与印度的染色方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可以产出人们想要的那种红色。因此，来自曼彻斯特的染色师约翰·威尔逊（John Wilson）派了一个年轻人去土耳其的伊兹密尔（士麦那）以便“取得……土耳其红（Turkey red）染色的秘方”。这个年轻人在士麦那待了很长的时间来学习语言，而威尔逊也在这个项目上花费了相当多的钱。最终，在1753年，他“应聘进入了他们的染坊，并得到了内部人员的指导”，但这个染色过程似乎太过漫长，而且属于劳动密集型，这种方法在当时的英国并不能带来盈利。[14]威尔逊（和其他英国染工）接下来去找了法国生产高质量染布的生产商，但发现他们最好的染色法也同样源自土耳其，多来自亚美尼亚的花布染工在18世纪40年代移民到法国，在马赛和鲁昂等纺织中心建立了印染作坊。
与此同时，新的布匹印花技术也得到了发展，包括用铜版在印刷机里印花，这样人们就能复刻木版印花实现不了更加精美复杂的图案了。伦敦和巴黎附近的茹伊（Jouy）有采用这种工艺的顶尖工坊，其中法国使用的一些设备是在18世纪70年代从英国进口的。另一项创新是用滚筒或圆筒来印花，这大大加快了整个印染过程。瑞士和英国都是这种技术的发源地，它也成为欧洲大陆（在法国米卢斯）大规模印刷廉价纺织品的技术基石；而在英国，从1785年起，兰开夏郡纺织区也在用它了。
英国、法国和瑞士的染工和印花工之间的这些频繁交流，说明一场活跃的技术对话正在展开。但是，尽管种种创新由此诞生，但英国染工们仍然无法掌握印染鲜红色的秘密。最终，当几个法国人在一个土耳其裔染工的陪同下搬到曼彻斯特地区，其中一个人在1781年建立了一个土耳其红染色厂时，他们得到了答案。1785年，理查德·阿克赖特的一位苏格兰合伙人也说服了一位名叫帕皮永（Papillon）的法国染工在格拉斯哥附近开办了一家土耳其红印染企业。
这一系列的进展之所以在此时发生，都与英国印花棉布（calico）的快速增产有关。calico这个词来自南印度港口卡利卡特（Calicut）的名字，指的是一种没有平纹细布（muslin）那么精细的布。要生产这种印花棉布，阿克赖特工厂的机器纺出的纱线正合适。阿克赖特一直在游说政府，说服政府降低对英国制造的花布的消费税。1775年，即减税后的第一年，英国进口了193万米的印花棉布，其中大部分来自印度，只有5.2万米花布是英国制造的。到1783年，进口量下降了三分之二，而英国的产量则急剧上升。随着需要染色的棉布数量的大大增加，自然而然，印染厂也在兰开夏郡和苏格兰生产花布的地区附近遍地开花。
这个行业的另一个创新来源是科学研究。几位法国化学家曾尝试推演出一些大致的染色理论，其中一个小发现是钙矿物质在茜草红染色工艺中的作用，这在第六章中提到过。这些化学家中最突出的是克劳德-路易·贝托莱（Claude-Louis Berthollet），他在18世纪80年代开发了氯气漂白工艺。也有一些历史学家对科学在工业革命中的作用持怀疑态度，他们指出，当时化学的发展还处于十分初级的阶级，氯气漂白是其唯一的真正贡献。但是，科学家们记录实验结果的习惯，加之他们通过提出理论将过程概念化的行为偏好（无论这些科学过程有多少不足之处），都引出了新的方法，让人们能积累更多、更有用的实践真知。也正因如此，在印度、波斯和土耳其使用了几个世纪的工艺才得以被迅速推广，同时孕育出许多新的应用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