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博士以“养家活口”为人生第一要务
吴敬梓偏爱隐士，是因为在世俗的权力面前，隐居有助于保持精神的独立。但《儒林外史》并没有把虞博士等人写成不食人间烟火的世外高人，相反，对于他们的世俗生活，尤其是一个人基本的生存能力，给予了格外关注。这是因为，虞博士等人，一方面是清高的，另一方面又是入世的，他们有着极强的社会责任感。换句话说，精神的独立以完成基本的人生责任为前提。
这一点在虞博士身上表现得尤为充分。
虞育德是《儒林外史》着力推崇的“真儒”。他令吴敬梓佩服的自然首先是“难进易退”“襟怀冲淡”，不把功名富贵放在心上的品行，而他“治生”的能力也受到作者的高度赞许。
我们注意到，在虞博士的人生历程中，“治生”一直是他首要的课题。虞博士的故乡常熟，是人文荟萃之地。当时有一位云晴川先生，古文诗词天下第一，虞博士到了十七八岁，就随着他学诗文。吟诗作文，自然是高雅的事情，但邻居祁太公却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出发，知道养家活口乃是一切高雅事情的前提，因此劝他说：“虞相公，你是个寒士，单学这些诗文无益。我少年时也知道地理（看风水），也知道算命，也知道选择（挑选吉日），我而今都教了你，留着以为救急之用。”虞博士接受了他的教诲。后来，虞博士又按照祁太公的建议，读了几本考卷，出去应考，成了秀才。何以要做秀才呢？用祁太公的话说：“进个学，馆也好坐些。”果然，进学的第二年，二十里外杨家村一个姓杨的就包了虞博士去教书，每年三十两银子，这笔收入足以养活全家数口。
吴敬梓写虞博士，与写王冕一样，正面立传，原原本本地交代其履历，这在《儒林外史》中属于特例。即使是写杜少卿，作者也未曾如此郑重。而详细铺叙虞育德的“治生”，又郑重表达了吴敬梓对人生的一个“看似寻常最奇崛”的见解：读书人首先必须具备基本的生存能力，否则精神的独立就是一句空话。
原始儒家对“治生”似乎比较忽视。孔子曾表扬颜渊吃的是一小筐饭，喝的是一瓢水，住的地方是僻陋的小巷子，别人受不了这种苦，颜回却不改变自己的快乐。（见《论语·雍也》）西汉韩婴在《韩诗外传》卷一中更以戏剧化的对比手法推出了两个人物。一个是孔子的弟子原宪，他住着茅草盖的房屋，蓬户瓮牖，上漏下湿。戴着楮皮做的帽子，拄着藜草茎做的手杖。正一正头上的冠，则缨带断；扯一扯衣襟，则肘部露出；提一提鞋子，则后跟断裂。够贫困的了！另一个是子贡，也是孔子的弟子，做生意赚了大把的钱，骑着骏马，穿着轻裘，“中绀而表素，轩车不容巷”，够豪华的了！子贡造访原宪，取笑他“病”到这步田地。原宪听了，非但不惭愧，反而高扬着头，豪迈地谈论贫与病的区别：没有财产叫作贫，学了而不能照着做才叫病；并嘲笑子贡迎合世俗，相互利用，学以为人，教以为己，不讲仁义，而一味注重车马的装饰，衣裘的华丽。结果，倒是子贡面有惭色，不辞而去，原宪于是缓步曳杖，高歌《商颂》，“声满于天地，如出金石”[13]。这真是一曲精神战胜物质的凯歌。
不过，原始儒家所标示的这种乐道安贫的境界并没有赢得后世的绝对认同。西晋的石崇就不满于原宪的艰难人生。他说：“士当令身名俱泰，何至以‘瓮牖’语人！”[14]明代的钟惺也说，读书人要想清高自许，首先得让衣食之需得到起码的满足，才能“无求于世”。如今一些人动辄摆出一副名士面孔，看见别人营治生计，就说这太俗了。等到自己穷困潦倒，有的甚至做起了乞丐，连一点操守都不要了。“其可耻又岂止于俗而已乎！”[15]清初小说《醒世姻缘传》第三十三回说得尤为畅快：
圣贤千言万语，叫那读书人安贫乐道……我想说这样话的圣贤，毕竟自己处的地位也还挨的过得日子，所以安得贫，乐得道。但多有连那一亩之宫，环堵之室，负郭之田半亩也没有的，这连稀粥汤也没得一口呷在肚里，那讨疏食箪瓢？这也只好挨到井边一瓢饮罢了，那里还有乐处？孔夫子在陈，刚绝得两三日粮，那从者也都病了，连这等一个刚毅不屈的仲由老官尚且努唇胀嘴，使性傍气，嘴舌先生。孔夫子虽然勉强说道：“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我想那时的光景一定也没有甚么乐处。倒还是后来的人说得平易，道是“学必先于治生”。[16](https://www.daowen.com)
《醒世姻缘传》所谓“后来的人”，指元儒许衡（号鲁斋）。“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17]，就是由他提出来的。其立论依据，说穿了至为浅显：读书人必须在经济上有基本的保证，才能完成赡养老人、抚养后代的起码的人生责任，才能维护个体的人格尊严和独立。否则，一切高论只是空谈。许衡的观点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如清人沈垚在《与许海樵》的信中就说：“若鲁斋治生之言则实儒者之急务，能躬耕者躬耕，不能躬耕则择一艺以为食力之计。宋儒复生于今，亦无以易斯言。”[18]吴敬梓看来接受了许衡等人的主张，他笔下的贤人立足现实，与那些故作清高的读书人相比，平实中更显厚重。
我们不能忽略吴敬梓笔下的寒儒倪霜峰的形象。倪共六个儿子，死了一个，其他五个，都因衣食欠缺，或卖在他州外府，或过继给“贱行”人家，连家庭完整也不能维持，哪里还顾得上“脸面”？他自己也只能靠修补乐器糊口。倪霜峰在追溯他穷困至此的原因时，辛酸地说：“我从二十岁上进学，到而今做了三十七年的秀才。就坏在读了这几句死书，拿不得轻，负不得重，一日穷似一日，儿女又多，只得借这手艺糊口，原是没奈何的事。”其实，在周进、范进发迹之前，他们也不比倪霜峰强多少。周进失掉薛家集的馆后，“在家日食艰难”，灰溜溜地去帮人记账。范进参加乡试归来，“家里已是饿了两三天”，竟抱着仅有的一只生蛋的母鸡，东张西望地在集镇上寻找买主。这一幅幅潦倒不堪的生活图景，是偶然的吗？周进的姐夫对他说：“人生世上，难得的是这碗现成饭。”周进、范进、倪霜峰所缺少的正是弄碗饭吃的本事。
倪、周、范是“老实”人，虽潦倒已极，仍不致堕落。但因潦倒而堕落的却也大有人在，从第二十回开始登场的牛浦郎便是这样一位后生。他娶亲后，牛老让他当家。过了一个多月，牛老把账盘一盘，本钱已是十去其七，气得眼睁睁说不出话来。到晚，牛浦回家，问着他，总归不出一个清账，口里只管“之乎者也”，胡扯一气。牛老气成一病，不过十天，便归天去了。
牛浦郎将来如何生活？如果他像倪霜峰一样循规蹈矩，便不免终生在饥寒交迫中挣扎；不过，他不是倪霜峰，他比倪霜峰“精明”。在小店尚未破产时，他见牛布衣的诗中有“呈相国某大人”“怀督学周大人”一类题目，便意识到：只要会作两句诗，并不要进学、中举，就可以同达官贵人们往来，于是打定了冒充牛布衣的主意。小店破产后，他果然“夹七夹八”地与“几个念书的人”来往起来，与“老爷”来往之后，不久竟撇下妻子，成了个江湖上以骗人为生的浑蛋。牛浦郎的堕落自与他性格的“精明”有关，而不善“治生”，则加快了他堕落的速度。
“治生尤切于读书”，从这一见解出发，尽管吴敬梓不喜欢八股文，不喜欢那些“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的举人、进士，却赞同虞育德学八股，取功名；因为有了功名，才好谋生。他也不信风水、算命之类的胡话，却并不反对虞育德从事这类行当；因为这不失为谋生的手段。虞博士对杜少卿说过一番既坦诚又朴实的话：
少卿，我不瞒你说，我本赤贫之士，在南京来做了六七年博士，每年积几两俸金，只挣了三十担米的一块田。我此番去，或是部郎，或是州县，我多则做三年，少则做两年，再积些俸银，添得两十担米，每年养着我夫妻两个不得饿死，就罢了。……现今小儿读书之余，我教他学个医，可以糊口，我要做这官怎的？
虞博士一再提到妻子和“小儿”，在他看来，养活妻、儿是最低限度的人生责任，只有在完成了这一责任的前提下，才谈得上行“道”。他丝毫不热衷于做官，但倘若只有做官才能保证家庭衣食所需，他也绝不会辞去五斗米。清高必须有清高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