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绍光“高尚”而又平凡
《儒林外史》比照东汉严光来写庄绍光，写出了一个“不事王侯，高尚其志”的真隐士。
东汉严光是中国古代声誉卓著的隐士之一，本姓庄，避汉明帝讳改姓严。魏晋间人皇甫谧《高士传》记载：严光，字子陵，浙江余姚人。年轻时即负盛名。他有一位同学刘秀，字文叔，后来成为东汉的第一位皇帝——汉光武帝。自从刘秀做了皇帝，严光便改名换姓，隐居不出。光武帝思慕他的贤德，四处访求，后来齐国上书，说：“有一男子，披羊裘，钓泽中。”光武帝料想是严光，于是派使者带着礼物去聘请他。往返三次，严光才答应了，来到京城。大司徒侯霸与严光是老朋友，想邀严光过来聊聊天，遂派人带着书信去请。严光连站都不站起来，就坐在床上当着信使的面把侯霸调侃了一番，说他傻，理由是：“连皇帝我都不见，何况他这种人臣呢？”后来光武帝亲自上门，严光闭眼躺着，不回答他的话，过了好长时间才说：“士各有志，何至于相逼呢？”弄得光武帝只得叹息而去。光武帝任命严光为谏议大夫，严光坚辞，不久即归隐于富春山去了。后人将他钓鱼的地方名为严陵濑，又名严子陵钓台。至今仍是浙江桐庐境内的名胜。[19]
严光这样的隐士，究竟于世何补呢？似乎真是“无功可记，无事可论”[20]。南宋杨万里《读〈严子陵传〉》诗就说：
客星何补汉中兴？空有清风冷似冰。
早遣阿瞒移汉鼎，人间何处有严陵？[21]
杨万里的意思是：假如让曹操老早就篡夺了汉家天下，严子陵这样的人到哪里去找隐居的地方？而且，在那些把帝王的权威看得高于一切的人的眼里，隐士们“排斥皇王，陵轹将相”的“偏介之行”简直是可恶的。[22]明太祖朱元璋《严光论》就振振有词地指出：假如天下长期动乱，他严光在何处垂钓？严光之所以能够安宁地垂钓，那是皇上的恩德所致。照此说来，当时的罪人，最大的便是严光之流，忘记皇帝的恩德，始终不予报答，真是可恨至极。于是朱元璋制定了一条法律：天下的士大夫，“不为君用”者“充军”[23]。
隐士真的于世无补吗？其实不然。他们树立了精神独立的楷模，不慕于荣利，不屈于威势，对于社会风气的趋于淳厚具有良好的示范作用。《晋书·庾峻传》载庾峻上书，认为朝廷官员帮助皇帝治理天下，而山林隐逸的清高品行则有助于社会风气的改善，“节虽离世，而德合于主；行虽辞朝，而功同于政”[24]。所以，表面上相异的人生道路，所起的作用却是一致的。
后人之敬慕严光，亦据此立论。北宋黄庭坚有一首《题伯时画严子陵钓滩》诗：
平生久要刘文叔，不肯为渠作三公。(https://www.daowen.com)
能令汉家重九鼎，桐江波上一丝风。[25]
这诗的中心意思是：由于严光树立了高尚的道德风范，故东汉注重节操的士大夫非常之多；东汉政权之所以延续了那么长的时间，曹操一类的权臣之所以不敢轻易篡夺皇位，正是由于畏惧节操之士。因此，严光不愧为维护东汉政权的精神支柱。
吴敬梓塑造庄绍光这一形象，正是为了在势利熏心的环境中树立一个清高的典范。严光本姓庄，故庄绍光也姓庄；“绍”是继承的意思；“庄绍光”的字面意思即“继承庄（严）光”。他名“尚志”，取《周易》“不事王侯，高尚其志”[26]之意。皇帝赐予玄武湖，供庄绍光隐居著书，亦是仿严光隐居富春山而写。庄绍光拒绝做太保门生一节，则与严光调侃侯霸相近。
庄绍光与严光虽然风范相近，但也存在相异之处。他身上既没有严光那种狂放不羁的豪迈气象，又缺少治国安邦的特殊才能。他的隐逸风度多了一分平实。吴敬梓塑造这样一个平凡的隐士，自有他的考虑。
庄绍光与严光相比较，大体说来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差异。
第一，在汉光武帝面前，严光一向架子很大；庄绍光对皇帝却谦恭得很。“圣旨”召庄绍光赴京，他闻命即行。庄绍光自以为“与山林隐逸不同，既然奉旨召我，君臣之礼是傲不得的”。严光可以不顾君臣之礼，庄绍光为何就“傲不得”？原来，清朝雍正、乾隆的治下，是绝不允许汉族士大夫以高人自居的，在满族皇帝的心目中，天下士人统统都是奴才，不过有的是高级奴才，有的是低级奴才罢了。庄绍光要隐居，可以，但必须上一道“恳求恩赐还山”的本，得到“圣旨”的恩准，是隐士，但不是“山林隐逸”。“山林隐逸”认不得皇帝是谁，庄绍光却时刻记得皇帝的威风。《儒林外史》第三十五回，谈到名人文集，庄征君对卢信侯说：“国家禁令所在，也不可不知避忌。”这种明哲保身的态度，使人隐隐感到专制制度的淫威。
第二，我们不知道严光治理国家的能耐究竟如何，但《高士传》说他“少有高名”，刘秀做了皇帝，亦“思其贤”，推断起来当是非同寻常的。庄绍光则的确没有治理天下的特殊才能。《儒林外史》中有这样两个细节：一、在赴京途中，庄绍光曾不无先见之明地提醒萧昊轩：“国家承平日久，近来的地方官办事，件件都是虚应故事，像这盗贼横行，全不肯讲究一个弭盗安民的良法。听见前路响马甚多，我们须要小心防备。”次日果然遇贼。按说，早有心理准备的庄绍光，定会将这帮响马教训一顿，至少，他会沉着应敌。谁知不然：庄绍光坐在车里，半日说不出话来，也不晓得车外边这半会做的是些什么勾当。卧闲草堂评语调侃道：遇响马一段，“最妙在绍光才说‘有司无弭盗安民之法’，及乎亲身遇盗，几乎魄散魂飞，藏身无地，可见书生纸上空谈，未可认为经济”。二、庄绍光入朝晋见，皇上期望甚殷，他却一条良策也奏对不出。《儒林外史》为此设计了一个解嘲的理由：“庄征君正要奏对，不想头顶心里一点疼痛，着实难忍”，故没法条奏。到了下处，除下头巾，原来里面有个蝎子。遂立意归隐。
吴敬梓为何要把庄绍光写得并无奇才异能呢？原因有二：一、历史上出现过不少纯盗虚声的隐士，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招致了世人的厌恶，连诸葛亮也曾被人讥讽道：“当时诸葛成何事？只合终身作卧龙。”[27]《儒林外史》中的杨执中、权勿用，倘若作为普通人来看，其实并不讨厌，至少不是严贡生之类的下流货色；吴敬梓讽刺他们，只是因为“程、朱的学问，管、乐的经纶”，这种大口径的帽子与实际才能对不上号。写出一个平实的隐士，就无“盗虚声”之嫌。表面上是抑庄绍光，骨子里是抬高他。二、隐士之可贵并不在于他们一定才能过人，而在于他们自甘淡泊的德行。杜少卿说：“走出去干不出什么事业，徒惹高人一笑，所以宁可不出去的好。”这都表明一点：衡量隐士，只需看他们是否真有高风亮节，责备他们没有“管、乐的经纶”是不合情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