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的医德思想
《黄帝内经》是我国最早的医学巨著，不仅是中医理论的基础，也是医德思想的基础。《黄帝内经》认为，医者以治病救人为己任，必须怀有神圣的使命感，立志于医，精研于医，济世救人；作为“精光之道，大圣之业”，必须择人而授，不可“漫泄天宝”；觅到所授之人后，要求其达到“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的境界，不可“快于耳而不解于心”；医者不可互滋偏见，各逞己能，致沉疴成膏肓之变，滞固绝振起之望，而要情绪安定。精神专一，留心研究，做到防患于未然。
《黄帝内经》是我国最早阐述医德的典籍，《素问》中的《疏五过论》《征四失论》主要是论述医德思想。
（一）精光之道，非其人勿教
医道博大而精深的，《素问·疏五过论》云：“若视深渊，迎浮云。视深渊尚可测，迎浮云莫知其际。”认为“至道在微，变化无穷”的“精光之道，大圣之业”（《灵兰秘典论》），不是随便能掌握的，正如《逆顺肥瘦篇》云：“圣人之为道也，明于日月，微于毫厘，其非夫子，孰能道之也。”只有做到“非其人勿教，得其人乃传”，才是爱护和珍视这门学问的正确态度，“得其人不教是谓失道，传非其人，漫泄天宝”（《气交变大论》）。这些思想对当代医学生的医德教育仍具有重要价值，应要求医者不仅要有高超的医术，而且要有高尚的医德；必须以治病救人为己任，以仁爱救人为准则来指导自己的医疗实践活动；治病时不分贵贱、不择贫富，专以救人为先；专以施救为志，反对“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的不良风气，以及瞻前顾后、见病不救的“含灵巨贼”。
（二）笃志勤学，不可一知半解
医学“大则无小外，小则无内。大小无极，高下无度”，这门博大精深的学问只“快于耳而不解于心”是根本不可能达到“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著至教论》）境界的，更不能成为“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无病”的良医。故要求医者要结合天时的变化、体质的强弱、年龄的大小、性情的勇怯及生活环境、经济状况、思想情绪等方面的变化，并注意了解脏腑关系，分析脉象变化，注意正气盛衰等，只有这样才能取得良好效果，否则就“受术不通，人事不明”（《疏五过论》），“治不乏天之纪，不用地之理，则灾害至矣”（《阴阳应象大论》）。《素问》严肃批评了那些不虚心好学、学业不精便自以为是的人，指出他们虽学道于千里之外，却不明白尺寸之理；诊治疾病不能参考人事，更不知“诊病之道应以能比类从容为最宝贵”的道理。这实际上是不懂医道远大、精微深奥的缘故，特别是那些“受师不卒，妄作杂术，缪言为道，更名自功”（《征四失论》）的行为，更是医生的严重过失。中医教育历来主张全面学习，强调由博返约，要求广泛学习、汲取中华文化精华，先通做人之道理，再学救人之本领。要求医者必须谦虚谨慎，刻苦好学，不断提高自己的水平，做到广博多识，不但要精通医道医术，还要了解天文地理，人情世故，做到无不通晓。
（三）人命至重，不可粗枝大叶
《宝命全形》指出：“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命之贵，一失不可再得，医生在诊治中必须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绝不可粗枝大叶或敷衍塞责。
《素问》指出，病各不同行形，各有所宜。“不知是者，不足以言诊”（《至真要大论》），要求医生在诊断施治中不但要正确熟练地掌握四诊方法，而且必须情绪安定，精神专一，丢掉各种主观成见，以“虚静为保”（《脉要精微论》），否则会造成失误。正如《征四失论》所述，医生之“所以十不全者，精神不专，志意不理，外内相关，故时疑殆。诊不知阴阳逆从之理，此治之一失也；受师不卒，妄作杂术，缪言为道，更名自功，妄用砭石。后遗身咎，此治之二失也；不失贫富贵贱之居，坐之厚薄，形之寒温，不适饮食之宜，不别人之勇怯，不知比类，足以自乱。不足为自明，此治之三失也；诊病不问其始……卒持寸口。何病能中，妄言作名，为粗所穷，此治之四失也……”可见，种种失误都是由于学识浅薄、医术不精而又喜欢谋功的不良品德和草率的行为造成的。这种“粗工嘻嘻，以为可知”（《至真要大论》）的现象会造成“言热未已，寒病复始”的不良后果，影响疾病的及时治疗。(https://www.daowen.com)
为了避免失误，诊疗过程中医者必须诊察患者五脏六腑之盈虚、血脉经络之通塞，以求辨证准确，做到至精至微。如果临证以至粗至浅之思，必然会贻误治疗，甚至危及患者生命。因此，医者省疾问病要志意深心，详查形侯，纤毫勿失，处判汤药，无得参差。遇到急症要临时不惑，不得于性命之上草率从事，致沉疴成膏肓之变，滞固绝振起之望，严重影响医疗质量。
（四）见微知著，不治已病治未病
《四气调神大论》云：“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要切实做到防患于未然，医生必须能见微知著。正如《八正神明论》所云：“上工救其萌芽，必先见三部九候之气尽调不败而救之，故曰上工；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败，救其已成者，言不知三部九候之相失，因病而败之也。”《逆顺篇》又云：“上工，刺其未生者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其次，刺其已衰者也。下工，刺其方袭者也，与其形之盛者也，与其病之与脉相逆者也……故曰：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此之谓也。”《灵枢·根结》指出：“上工平气，中工乱脉，下工绝气危生。”故又曰：“下工不可不慎也。”这些均要求医者临证要不治已病治未病。
众所周知，任何疾病的发生都是从未病到已病，从未成形到已成形，从非器质性病变到器质性病变。在疾病开始阶段治疗是较容易的，后期、晚期已发展到正气虚不可支、邪气牢不可破的阶段，治疗就比较棘手了。因此，预防疾病不仅是正确的医学思想原则，也是正确的医学道德原则，医学院校必须重视培养学生见微知著“治未病”的素质。
（五）坚信科学，反对迷信鬼神
春秋战国时期，巫术盛行。《论语》云：“孔子有疾，子路请祷。”说明当时孔圣人的门人也信鬼神，《素问·宝命全形论》明确指出：“道无鬼神，独往独来。”要求医者要有科学知识、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这三种科学认识和行为，才真正符合重视人的价值的人道主义要求。科学知识方面，要求医生要有三知，即“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科学精神方面，要求医生有三不，即“不拘鬼神，不恶针石，不忌疾讳医”。因为“拘其鬼神者，不可以言至德，恶于针石者，不可以言至巧。病不许治者，病必不治。治之无功矣”（《五脏别论》）。所以，我们要提倡“忌浮言，知真医”，不吹嘘，承认有无力治愈之症，反对迷信。
（六）《黄帝内经》医学人道主义思想对后世的影响
医德思想是医家的灵魂，不仅存在于医书之中，还存在于医家的医疗实践之中。西汉淳于意，东汉张仲景、华佗等杰出医学家，不仅有高超的医术，还有高尚的医德思想。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自序》中所讲的“爱人知人”精神就是“仁爱救人”思想的体现，他反对“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的不良作风。魏晋时期的医疗活动继承了《黄帝内经》和仲景学术，形成了与辨证治疗相适应的医疗行为规范，如“审证精微”“用药审慎”“治学勤奋”等，这些内容在《脉经》《甲乙经》等著作中均有论述，《褚氏遗书》对这几方面的论述全面而集中。隋唐时期，由于医疗队伍不纯，医疗活动中出现种种弊端，针对这些情况，孙思邈《千金要方》中的《大医习业》《大医精诚》等篇提出了内容比较全面的医德规范。两宋时期，医学分科精细，名医辈出，医家不仅医术精湛，而且医德高尚，堪为师表，为后世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如沈括在《梦溪笔谈》中云：“医之为术，苟非得之于心，而恃书以为，未见能臻其妙。”这充分体现了他的求实精神。金元四大家热心、济世救人，敢于革新，又各具特色。李杲说“要使天下之人不致夭折”，“以惠天下后世”，这很值得效仿。至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不仅学术价值高，道德价值也高；陈实功在《外科正宗》中提出医德守则“五戒十要”。清代广大医家在医德规范的探索与实践方面，既继承了前人医德思想的精华，又有新的进步，如喻昌的《医门法律》可以说是一部临床伦理学，把医德在诊断和治疗中的作用加以科学论述，给医生确立了诊断和治疗中的医德规范、是非标准，摆脱了空洞的医德说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