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移植的伦理道德
随着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社会伦理问题也越来越多，如供移植器官的商业化问题日趋严重，个人买卖器官屡禁不止、器官移植技术与社会目标的道德矛盾等。对这些伦理问题进行探讨分析，确立医务人员从事这种新技术的道德原则，保障实现器官移植真正造福于人民的崇高目标，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一）器官移植的伦理问题
1.关于供体选择的伦理问题
造成器官移植数量少的主要原因是供体器官来源不足，虽然这是全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但亚洲尤其是中国表现更为突出。可供摘取器官的供体有活体供体和尸体供体两类，无论从尸体上还是从活体供体上摘取器官，都存在伦理问题。
（1）普通活体器官
活体供体是从活的供体身上摘取某成双器官中的一个，或某一器官的一部分。除血液和骨髓移植，供者可通过机体的代偿得到补充恢复外，供体器官被摘除以后是不能再生的，自身的健康会在一定程度上受损，如活体供肾者切除一个肾后会出现严重的并发症。健康人提供器官，要做出自我牺牲，要冒出现并发症和危及生命的风险。供体舍己救人的精神值得赞扬，但必须考虑其基本的健康利益不受侵犯。因此，医生在选择活体供体时，应维护供者的利益。活体供体的另一个伦理问题是器官的商业化。移植技术的提高，使器官愈加供不应求，供体器官选择成为器官移植的关键性问题。采用何种方式进行器官采集？哪一种收集方式更符合伦理道德和法律呢？是自愿捐献、推定同意，还是商业化交易？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医学界，已经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个别国家有器官贸易中心或肾脏贸易市场，有钱人可以买到活体器官。印度、新加坡、巴西及欧洲多国都立法禁止买卖器官。1994年，世界人体器官移植协会再次呼吁禁止人体器官买卖，希望人们在临死时捐献出自己的器官拯救那些需要进行器官移植的患者，使他们能继续活下去。2003年深圳颁布的《人体器官捐赠移植条例》规定：“任何方式买卖人体器官的，将没收其非法所得，同时处违法所得（购）1至2倍罚款。”
（2）普通死者器官
尸体供体是目前移植器官的主要供体。尸体供体虽然不存在损害健康的问题，但同样存在复杂的伦理问题。尸体供体的伦理问题主要是旧的习俗、传统伦理观念的影响和死亡的判断问题。其一是观念上的障碍。在我国，由于受封建传统观念影响，“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在很多地方，尤其在农村地区，谈论身后之事均被认为是不吉利的，捐献死者器官是不孝不义之举，因此死后愿意捐献遗体（或器官）的人和同意捐献亲人遗体或器官的人还是很少的。其二是确定供体死亡时间的问题。供体器官必须是活器官，这是器官移植的前提，为了提高移植后的成活率，要求供给器官越新鲜越好，那么什么时候可以从“尸体”中拿出器官，成为器官移植的首要问题。随着高科技维持生命技术、器械的发明及使用，传统的死亡标准——心肺功能的停止，受到了冲击。1968年，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死亡定义审查特别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首先提出了脑死亡这一概念。近年来，一些发达国家已接受脑死亡这一新的概念，极大促进了器官移植的发展。而我国等一些亚洲国家仍沿用传统的死亡标准，脑死亡标准尚未确定。在死亡的判定上，究竟按什么标准，在临床上至今未能有一个明确的规定，以至于医生无法确定摘取器官的确切时间。如果大脑死亡，但仍有心跳呼吸，此时摘取器官可能会遭到家属的反对，认为医生没有尽到责任，是见死不救。如果心跳呼吸停止，大脑尚没有死亡，医生为摘取新鲜器官而忽视对病人生命的抢救，这是医学道德以及法律所不容的；而如果病人确已死亡却还认为他活着，迟迟不作死亡诊断，那么最后摘取的器官又很难移植成功。
（3）利用死囚器官的问题
器官移植的供体器官还涉及死囚，这也极易引起伦理之争。供体器官的供不应求使得人们把眼光转向了另一类器官来源——利用死囚的器官。我国对就能否利用死刑犯的器官进行移植的问题进行了一系列讨论，赞同者认为，利用死囚的器官不仅可以解决供体器官不足的问题，而且也是给予死囚一个机会，让他们死后为社会奉献一份爱心以赎回他们的罪行。反对者则认为，死刑犯处于弱势地位，很难知情同意表示愿意死后捐献器官，还可能造成道德滑坡。另一方面，对于受者来说，有些人使用囚犯的器官会产生一种心理负担，担心自己会变得像犯人那样易冲动和容易犯罪。器官移植已经有过这样的先例，某些人移植了他人的器官尤其是心脏后，性格发生了明显变化，过去内向的人变得外向，而过去外向的人则变得内向。虽然这是一个较小的问题，但也是影响器官移植的一个因素。尽管利用囚犯的器官供移植有伦理之争，仍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利用囚犯的器官供移植。若今后要大量利用死囚的器官供移植，有关的伦理和法律问题必须解决，否则就会引起社会问题。
2.关于受体选择的伦理问题
受体选择虽然没有供体选择那么复杂，但亦存在诸多的道德问题。有人提出，只有用保守疗法无法医治的肾衰、心衰、肝衰竭和呼吸衰竭的患者，才能考虑器官移植术。这是不是唯一标准？是否还应同时考虑受体医学心理、社会、经济等因素？对康复潜力很小的病人实施脏器移植术是否适合？在供体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优先给谁移植，是按先后排队，还是按出钱的多少，或是按病情的严重程度，等等，都是受体选择面临的伦理学难题。以什么样的标准来选择接受器官移植的受体呢？现行的做法首先考虑医学标准，其次是综合社会标准。
（1）医学标准
医学标准是指根据病人的病情和医疗技术筛选受体，主要从移植的必要性、迫切性，成功的可能性，预期寿命的长短来考虑。它取决于医学科学和医务人员的技术所能达到的水平，目前主要是久治未愈的器官衰竭。按理说，所有器官衰竭的病人应该有同等机会接受器官移植，可是在实践中却因供不应求等原因办不到。
（2）社会标准
社会标准是指根据病人的社会价值、应付能力等社会因素筛选器官移植的受体。社会价值主要是看病人过去或未来对社会贡献的大小，但有时社会价值的评价是困难的。应付能力主要指病人配合治疗的能力、社会应付能力、经济支付能力等。病人配合治疗的能力在一定条件下是医务人员选择可否进行器官移植的重要标准，但这又不能绝对化，因为病人配合治疗能力水平与医患间的沟通，病人对疾病的理解等因素有关。至于经济问题，在我国目前条件下，确实是一个应该考虑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出现有钱人买健康，没钱人坐以待毙，这显然不符合医德。受体选择的标准是多方面的，它主要取决于国家或社会通行的道德规范和价值，目前大多数国家的移植中心对这些标准是综合应用，并视供体和受体的具体情况而定。
3.器官移植技术与社会目标的道德矛盾(https://www.daowen.com)
器官移植的治疗价值是肯定的。医学科技手段，可以使一些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尽可能延长生命，减少痛苦，可是直接决定患者是否能接受治疗的前提是患者对医疗费用的承担能力。我国目前还属于卫生资源有限的发展中国家，在基本的卫生保健费和预防水平还不高的情况下，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到器官移植上是否合适，如果器官移植技术所用的资源在卫生事业活动经费中所占的比重过大，势必会影响其他更有效、更需要的预防医疗项目的开展；但如果太少，又会影响器官移植技术的开展，不能满足病人的需要。所以，一方面不能否定这种技术，另一方面又不能把有限的卫生资源大部分用于这种昂贵的治疗上而置大多数人于不顾，这就形成了使用器官移植技术中的伦理道德矛盾，应保持公正、公平原则，注意卫生资源的分配问题。
（二）器官移植的伦理原则
器官移植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是医学科学发展的需要，更是人类健康利益的需要，在开展这项技术时，医务人员要遵循一定的道德原则，以保证器官移植技术真正造福于人民。根据以上对器官移植伦理问题的分析，对器官移植的道德原则可作如下概述。
1.知情同意的原则
应与供者和受者双方或其亲属或法定代理人充分讨论器官移植的程序，客观地说明已知的危险和可能发生的危害，让病人对器官移植有充分的理解，并尊重病人自主做出的决定。
2.保护供受体双方利益的原则
器官移植要充分考虑供体和受体的利益，尽最大努力将损伤降到最小程度，将风险减少到最低限度。医务人员有责任帮助那些器官衰竭、面临死亡的人重新获得生命，对供体的健康和生命同样负有保护责任，不能因为受体的需要，而放弃对供体生命的救治或健康的维护。同时要严格选择受体，必须使其受移植后“利大于弊”。
3.公平的原则
在器官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公平、公正地分配这些器官，确定谁有获得有限器官的优先权，应制定相应的医学和社会标准来分配器官，并设立伦理委员会来做出分配的决定。尽可能使需要移植器官的病人得到移植，避免仅考虑有无购买力和职务高低。
4.保密的原则
在器官移植手术中，必须保守受者与供者双方的秘密。医生对从供体摘除的器官的去向保密，供体一般不能知道受体的情况，更不能对受体的筛选有决定权。
5.严禁器官买卖或变相买卖
基于对人类生命尊严的尊重和商业化后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禁止将人类的器官和组织作为商品买卖，违者应追究其法律责任。
鉴于目前我国器官移植的现状，一方面要对公众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工作，帮助人们摒弃旧的传统观念，鼓励人们死后捐献遗体或脏器，树立新的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伦理观念。另一方面要制定有关政策和法规，使器官移植合法化、规范化，以法律手段解决器官移植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从而推动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