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关于接受问题的研究
接受理论研究的兴起与解释学尤其是哲学解释学的发展密切相关。接受问题与各学科结合，形成了哲学解释学的接受理论、传播学的受众理论、美学的接受理论、心理学的接受理论、教育学的接受理论、社会学的接受理论。比较典型的有H.R.姚斯、R.C.霍拉勃的《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沃尔夫冈·伊瑟尔的《阅读活动——审美反应理论》。这些理论把接受作为一种理解的活动看待，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源。
1.哲学解释学中的“接受”
哲学解释学是20世纪60年代，伽达默尔创立的一门研究理解与解释活动的哲学理论。[39]伽达默尔提出一种关于理解的观点，它把解释者对于历史的参与作为中心环节，“理解的本质仍然是把过去的意义置于当前情境的一种调解或翻译。”[40]理解的过程是一种调解的过程，是一种“显现”的过程。因此，伽达默尔提出了“理解本身不能仅仅视作一种主观性的活动，而应视为进入一种转换的活动，在这种活动中过去与现在不断地交互调解。这就是必须在解释学理论中生效的观点；然而解释学的理论却过度地受到关于过程、方法的理想的抑制”[41]。伽达默尔把理解的概念定义为一种“视域融合”（Horizontverschmelzung），“理解其实总是这样一些被误认为是独自存在的视域的融合过程”[42]。伽达默尔的哲学中的“理解”与接受有着同等的含义，理解的“视域融合”的过程也就是接受的过程。
哲学解释学接受理论中的“理解”的观点，对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接受模式和活动具有重要的启示：第一，教育的信息只有被理解、被解释、被发现才会有意义。正如一部作品，如果创作者自认为有意义而不被读者所认可，那么这部作品的实际价值也无法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其基本的思想和原理如果不被受教育者理解、被解释、被发现，那么理论的价值是无法实现的。理论本身是需要被别人学习、理解和接受，才能实现其价值和意义。第二，理解的过程是复杂的过程。受到理解者“前有”“前识”“前设”的制约。理解者原有的文化习惯、知识水平、思维方式对其理解事物产生重要影响。伽达默尔强调理解受理解者原有知识的制约，接受过程是作品和读者的“视域融合”的过程。海德格尔也认为，对文本的理解受到解释者的“前结构”的制约和引导。他们都强调理解的历史性，“正如所有的修复一样，鉴于我们存在的历史性，对原来事件的重建也是一项无效的工作。被重建的、从疏异唤回的生命，并不是原来的生命。”“被理解为对原本东西的重建的诠释学工作不外是对一种僵死的意义的表达。”[43]伽达默尔认为，“历史性构成”以一种先入为主的状态存在，是“合法的偏见”。这就要求我们在教育过程中要重视教育对象的“合法的偏见”，要去理解教育对象存在的社会历史因素；它的历史性构成，以及原有的价值观念。也就是说，要求教育者要注意观察和把握教育对象的成长规律，思想和行为的特点以及成长经历对其思想和行为造成的影响，分析这些特点，做到有针对性的教育，才能促进教育对象很好地接受。分析“合法偏见”产生的原因，不是要求我们去刻意消除偏见，而是要在理解的基础上“促成真正理解的积极因素，这是我们理解的前提，也是我们理解的动力，是激发我们‘生产性’的动力的努力”[44]，正如伽达默尔所感慨的，“偏见即我们向世界敞开的倾向性。”[45]第三，理解的过程是“视域融合”的过程，在理解的过程中“视域融合”达到最好状态应该是解释者和文本之间、解释者和传导者之间的一种真正的、平等的、积极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就好像人与人之间的轻松的对话或者轻快的游戏，是解释者或传导者之间的一种愉快的、全身心投入的“游戏”，而不是主体对客体的一种控制。
2.接受美学中的“接受”(https://www.daowen.com)
与解释学相近的文学研究中的接受学美学理论。该理论源于姚斯（Robert Jauss）和伊瑟尔（Wolfgang Lser）为代表的“接受理论与接受美学”。姚斯的接受美学吸收了伽达默尔的“视界交融”“效果历史”的观点，主张接受主体要在时代理解中改变自己的视界，只有将自己的视界与作者和作品的视界“交融”，才能把握作品的底蕴。在H.R.姚斯、R.C.霍拉勃的《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中，姚斯分析了作家、作品、读者三者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在接受过程中，读者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接受活动开始之前，读者就有自己的“期待视界”，就有着对某类作品的“前理解”，这种“前理解”决定了读者对作品的取舍标准，决定了他筛选的内容和选择的重点。当一部作品能够唤起读者的审美体验时，能够激发读者创造力的发挥，使其从创造力中获得愉悦，产生审美感觉，使其心灵得到解放和升华。当读者接受新作品时，实际上已经对原有的视界与意向进行了调整与改造，甚至进行了重新制作。
美学视角的接受要求我们要去唤醒接受主体的审美体验，激发其创造力的发挥。接受美学理论对于我们开展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接受活动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和借鉴，按照接受美学的理论，如果接受主体的审美体验能够很好地被唤醒，主体在美的体验和享受中能够对接受信息更快地反映，更好地、更全面地理解和接受，那么接受是有效的。譬如，对于爱国主义的教育，理想信念的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如果以文学作品、艺术作品、影视作品、微电影的方式展现在人们面前，以优美的画面和生动的语言，形象的表演冲击人们的视觉感受，调动人们的综合感官的反映，使人们在美的享受中去体验、愉悦、取舍、感动、选择，使其心灵得以解放和升华，也就成功地使教育达到了理想的状态。
3.传播学中的“受众”
西方传播学受众理论对大众传播过程中的接受活动进行了研究，先后提出了大众传播作用效果的“子弹论”“魔弹论”“有限效果论”等，这些理论都把受众看作是毫无防御能力的“靶子”，施拉姆曾经有过描述：“传播似乎把某些东西注入人的头脑，就像电流使电灯发出光亮一样直接了当”[46]，“子弹论”和“魔弹论”认为传播就是将思想、情感、知识和动机从一个头脑灌输到另外一个头脑中的过程。“子弹论”和“魔弹论”的局限性在于，他们没有看到影响受众接受的因素是复杂多样的，他们把受众对信息的反映看作是一个被动反映的过程，没有看到在传播过程中，大众传媒与受众之间是互动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传播学理论进一步发现，外部传播对受众的影响是有限的，大众传媒和受众的反映与多种要素相关性，经济、政治地位、职业、信仰、文化等因素会影响受众，造成信息反映的差异性，但同一受众类型的选择和反映基本一致。“有限效果论”使我们更能理解接受问题的复杂性，但这一理论仍然存在着缺陷，它只考察了具体传播活动的微观、短期的效果，忽略了宏观、长久的日常信息所产生的潜移默化的效果。
从国外研究现状来看，虽然国外没有单独的思想政治教育接受学或者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接受学这样的学科，但是，接受现象是人类早已有之并且普遍存在的现象。对于接受的研究，西方不同学科，包括心理学、教育学、哲学解释学、政治学、社会学、传播学等都从不同学科视角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研究，也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