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抗”父亲是男孩成长的必修课
一、剧情回眸
比利是一个11岁的小男孩，生活在英格兰东北部的一个小镇，他的母亲早年去世，父亲杰奇和哥哥东尼都是矿工，而且都是工会组织的大罢工队伍中的活跃分子，家里还有一个患阿尔茨海默病的祖母。
尽管家里经济紧张，比利的父亲依然会凑钱在每周末送他去学拳击。有一次，比利在拳击练习场上意外摔倒时，被旁边的音乐声和女孩们的舞姿深深吸引，并为之沉醉，从此，他无可救药地爱上了芭蕾舞。
比利在街头遇见了芭蕾舞班的一个同学，她也是教芭蕾舞课老师的女儿，她邀请比利去学习芭蕾，而比利却担心会被人说成娘娘腔，该同学表示有很多男孩子也是跳芭蕾的，他们很强壮，并不是娘娘腔。
几经犹豫之后，比利依旧带着拳击套出门，却跑到隔壁班的芭蕾舞课学习芭蕾。老师给了他一双芭蕾舞鞋，并在下课后问他下周还来不来，比利说学习芭蕾后觉得自己是个娘娘腔，可是在老师问其要鞋子时却不愿归还，表示下次他还会来。
比利回到家后，担心被父亲发现，遂把芭蕾舞鞋藏在床垫下。接下来的几个月，比利每周都假装去学拳击而偷偷地去学芭蕾舞，他在家中也会偷偷练习。直到有一天，比利的父亲遇到拳击老师，老师问他生活中是否遇到了困难，为什么比利不来上课。比利的父亲很疑惑，于是，他跟踪比利，发现比利在学芭蕾舞后，大发雷霆，将比利带回了家，并表示女生可以学跳舞，男生不行，男生应该去学拳击或踢足球，要求比利不能再去了。而比利并不觉得学跳舞不对，两人开始激烈地争吵。
为了参加皇家芭蕾学院在纽加塞尔甄选学生的考试，比利跟着老师偷偷练习。促使比利做这个决定的则是去世的母亲留给他的一封信，母亲让他到18岁再拆开信，但比利提前拆开了。信的内容如下：亲爱的比利，我知道对你来说，我像是褪了色的记忆，这或许是件好事，因为你不再伤心。虽然我不能陪你长大，陪你哭，陪你笑，看你叫喊，更不能骂你，但我一直在你身边，和你一起度过一切，我以你为荣。永远忠于自己！
很遗憾，由于哥哥参与罢工，并与警察有冲突而被抓走了，比利和爸爸一起出庭去接哥哥而错过了考试的时间。老师来到比利的家里，向比利的父亲说明情况，并表示他错过了皇家芭蕾学院的面试。除了奶奶，其他家人都无法理解，当比利表示只想跳舞时，哥哥和爸爸严厉地责骂了他，还赶走了老师。
圣诞节时，比利在街上偶遇好友迈克（一个异装癖和同性恋者），迈克询问比利跳舞的事，比利把迈克带到了拳击馆，拿了芭蕾舞裙给他穿上，开始教他跳舞。比利的爸爸与同伴刚好经过，看见了比利，比利看着父亲，即兴跳了一段舞。
比利的父亲看着他的舞蹈，突然发现自己做了一件错误的事。他来到老师的家，询问考试的事，在得知需要交2000英镑的费用时，在感谢了老师的帮助和婉拒了老师提出的这笔钱可以由她支付后，他回到了家里。在一番纠结之后，比利的父亲停止了罢工，回到了矿场。比利的哥哥发现父亲回去后，追着父亲问为什么，父亲抱着东尼崩溃大哭：“我是为了比利，他可能真的是个天才。他才11岁，他还是个孩子。我们完蛋了，我们哪有什么办法，我们给他一个机会吧。”之后，比利的父亲典当了妻子的遗物，带着比利前往伦敦参加皇家舞蹈学院的考试。
他们来到伦敦后，面对宏伟高大的校门，比利胆怯了，想打退堂鼓，他的父亲将其推进了面试的教室，结果面试通过了。在送比利去伦敦上学后，比利哥哥也停止了罢工，回到了矿场继续工作。过了一段时间以后，父亲和哥哥都接到比利学校的邀请，他们一起来到伦敦，坐在家属席上，观看比利在皇家剧院舞台上的第一场演出。
二、剧情解读
这是电影《跳出我天地》里的故事。
影片中的小男孩比利正处于童年期向青少年期发展的过渡阶段。他所生活的小镇有一个不可改变的传统，那就是：所有的男孩都要被送去学习拳击，所有的女孩都被送去学习芭蕾。用我们的俗语说就是，“男有男相，女有女样”，力量是男性的象征，柔软是女性的象征。因此，尽管比利不是很喜欢拳击，在练习时显得心不在焉，但或许是没有发现自己的所长和真正的爱好，或者是出于对传统习俗的尊重，他依然会准时参加。
其实，比利的家庭是具有音乐和舞蹈基因的，不仅祖母和母亲喜欢，父亲和哥哥也会在家里无意识地跟着音乐节拍舞动，他们家还有一架钢琴，但要说去专业机构学习舞蹈，不仅比利的父亲和哥哥难以接受，比利自己也犹豫，毕竟学舞蹈在当时的小镇代表着女性行为，与“男子气”格格不入。
幸运的是，比利在内心另一种声音的召唤下，以及已故母亲的支持下，在老师母女俩的鼓励和帮助下，开始与家庭、与传统、与自我做了很艰难的抗争。在一次又一次和家庭的针锋相对和据理力争之后，父亲妥协了，哥哥也妥协了。当一直是强硬形象的父亲哭着说“他可能真的是一个天才”“我们应给他一个机会”的时候，当年迈的父亲坐在观众席中泪光盈盈的时候，当暴力、急躁的兄长站在长途车外说“我会想你”的时候，当哥哥缓缓地跟在车后面不愿离去的时候……比利踏上了自我追寻之路，用自己独特的方式阐释“男子气”，他是这样回答面试官关于“为什么喜欢芭蕾”的提问的：
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喜欢芭蕾，但就是喜欢。不知道跳舞的感觉是怎样，但就是觉得很好，有一点僵硬，但是只要一跳舞，就会忘记全部的事情。然后，好像不存在一样，感觉一切都消失了。我感觉到身体在改变，好像里面有一把火，剩下我在那里，像小鸟一样，在飞翔。像电流一样，对，就像电流一样……
用心理学的术语来说，比利所描述的跳舞状态是一种“高峰体验”或者“心流”的状态；用禅学的术语说，这是一种“禅悟”的状态；用通俗的话说，这是一种“忘我”的状态。
三、延伸与思考
（一）如何“对抗”父亲是男孩成长的必修课
维也纳心理分析学家埃尔斯·弗伦科尔-布伦斯维克在分析了几千位显赫有名的人物，其中包括作家、艺术家、企业家和政治家的传记之后，指出“我想要”支配着青春期，而“我应该”控制了成熟期。青春期的“我想要”包括了社会福利和对个人愿望的追求——利他主义事业及个人愿望。不论是哪一种，“我”字是中心。在人的后半生，对家庭、团体及社会的责任和奉献处于主导地位。弗伦科尔-布伦斯维克进一步补充道：“精神障碍者”则恰恰相反——患病的青年着眼于“我应该”而不是“我想要”，而年老的患者则追求“我想要”而远远不是“我应该”。
青少年男孩的一门必修课是如何“对抗”父亲。在深度心理学以及神话学中，“弑父”（当然是心理层面的而不是现实层面的）是青少年男孩心灵成长的必经环节。如果青少年男孩不会维护自己的利益，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得很世故，不去发展“个体我”，不会表达“我想要”，处处表现为“好孩子”或者像个“小大人”，那么他就会永远停滞于心理发展的“青春前期”。即使到了中老年，他们也不是“返璞归真”，而是活在“我想要”的“神经症”状态之中，依然像个“巨婴”或者说“老小孩”。
心理治疗的经验告诉我们，对青少年男孩来说，只要你开始真正的追求，“父亲们”往往会妥协的。影片中的比利父子即是如此，在发现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之后，比利开始在底下偷偷地做自己喜欢的事，然后公开地在父亲的面前展现，最后得到认同。与影片中比利与父亲和哥哥的关系一样，下面这位来访者的经历更是说明了适当“对抗”不仅不会让父子关系破裂，还可能会增进两者的“链接”。当然，这里所说的“对抗”绝不是任性、不是什么都与父母违抗，而是建立在对自身负责的基础上的自我独立的过程。
在我16岁时，有一次，我的父亲想揍我。这个行为在当时非常普遍，而我的父亲其实并不暴力，与同龄孩子相比，我算是比较少被打的。但那时当他生气的时候，并不是真的要打我，而且我确实是做了惹他生气的事情（我已记不起是什么事，但我相信应该是我当时与母亲发生了很大声的争论，而这至少对他而言是不能忍受的，因为连他自己都从来不曾大声地对我的母亲说过一句话）。反正，他对我非常不友好。那时我挺直了身体，挥动着手臂对他说：“如果你打我，我就还手！”当时我是认真的。我们站着面对面地直视了很久，然后他转身走了，没有说一句话。后来我们再也没有谈起过这件事。我的母亲终于松了口气，当时，她害怕我们会杀死对方或令对方严重受伤。他本来可以毫不费力地痛打我一顿的，而我当时也丝毫没有可能反抗他的机会。
今天，我从我自己儿子们的经验中知道，当时在父亲身上发生了什么：他在我身上看到了一个男人，并且他给予了这个男人尊重。我仍然是他的儿子，但从那一刻起我便不再是一个孩子了。每一个孩子都必须走向这一步，如果他想长大成人的话，就必须作为成年人来跨过父母这一关。我与父亲的关系并未受到那件事的伤害，从那以后，我们的关系反而好了许多。我总能感觉到被他尊重，同样地，我也给予他尊重。或许那时，我才第一次恍然大悟：原来他是真的爱我。
台湾影片制作人李安也有过与比利类似的经历。李安是在父亲殷切期望下长大的男孩，作为外省望族的第二代，父亲在为他取名时，就投射了自身国仇家恨及离乡背井的感伤。例如“安”这个字，既是江西老家德安，也是父亲避难来台湾搭乘的永安号。相比于声名显赫的父亲（校长、救国主委），童年时的李安长得瘦小，个性羞涩而低调，自小身体不好的他经常请假看病。有趣的是，据李安的夫人说，李安到美国之后还长高了两厘米。台湾心理咨询师王明智根据这个有趣的发现不禁联想到：李安长期活在父亲的压力之下，有志难伸，直到外放到美国，脱离了父亲的羁绊，才得以活出自我。
据李安自己回忆，在考上台南一中的那个暑假，他的父亲拿了一份大学志愿表回家，而李安当时就清楚自己不是念热门学科的料，于是对父亲说：“那些热门专业，我都不喜欢，我想当导演！”家人听后对这句话一笑了之，一直不当回事。在两次大学联考中，李安都因紧张得头痛、腹痛导致考试失败。显然，从心理卫生的角度说，这些功能性躯体症状是李安的潜意识在表达“父权”的期望所带来的压力，以及内心无言的抗议。
在李安转考“国立”艺专之后，他的生命才出现戏剧性的转折。与比利的感受相似，李安回忆起他第一次站上舞台时的感觉：
我一上舞台就清楚地感觉到，这辈子就是舞台。清楚了，原来就是这么回事。它擦亮我的双眼，呼唤、吸纳着我的精魄，我逐渐了解，所谓的升学主义、考大学，除了培训基础知识与纪律，对我毫无意义。遵循常规，我的一生可能庸庸碌碌；但学戏剧，走的可能就是一条很不平常的路……
到了艺专后，我才真正地面对另一种人生的开始。原来人生不是千篇一律的读书和升学，我从小到大所信守的方式并不是唯一的，其实每天可以不一样，我有一种灵魂出窍的感觉，很过瘾。
有心理分析经验的人都知道，为了在内心上成为成年人，与父母的分离（或如老师、领导一样的其他权威人物）是必要的。如果谁放弃了迈出这一步，他过的就不是自己的人生。我们精神卫生科不时遇到的案例是：一个男人殴打他的妻子，儿子卷入其中并捍卫母亲。有些人获得了帮助，如求助警察，有些人打了父亲，即使他没有能力可以跟他对抗，而当他长大了且足够强壮时，甚至会真的痛揍父亲一顿。这与儿子的年龄无关：在他反抗父亲的那一瞬间，便不再是孩子了，在那一刻，他成为男人了。
当然，我们也遇到过许多相反的案例，下面这位来访者即是如此，他被我们传统的“孝”文化所困，没有成功地“对抗”父亲，结果“赌掉了他的人生”：
朱先生，32岁，未婚，是一名医生。他的父亲好喝酒、讲义气，喝多了后可能会打母亲，起因于20年前母亲意外怀孕后，不想要孩子而私自把孩子打掉了。5年前，父亲有一次在酒后把母亲打得住院，母亲出现了精神障碍，服用抗抑郁药和抗精神病药治疗。朱先生那时坚决让母亲与父亲离婚，还准备到法院告父亲，让他坐牢，最后在周围邻居、亲戚的阻挠和劝说下，此事作罢。周围的人骂他“要被天打死的”“不孝子”。自此朱先生与母亲生活，拒绝找对象。
（二）对“孝”的强调不可过头(https://www.daowen.com)
“孝”是一个非常有中国特色的字。从家庭角度看，“孝”体现为孩子对父母绝对权威的顺从；从社会角度看，“孝”即下级对统治者的敬畏和基于敬畏的绝对服从。
俗语有云：“君子立身，孝字为本。”意思是说，如果你想在社会立身，就必须懂得“孝”。孔子曾经提出：“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意思是说，一个人能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却喜欢触犯上级，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不喜欢触犯上级，却喜欢造反的人从来没有。《孝经》开宗明义地提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忠于事君，终于立身。”
就这样，中国历代社会都把“孝”当成选拔官吏的重要条件之一。如汉代的“举孝廉”这个制度，我们现在学校所搞的“感恩教育”都与此有关。《二十四孝》中的例子个个都比较极端，例如：
亲尝汤药：前汉文帝，名恒，高祖第四子，初封代王。生母薄太后，帝奉养无怠。母常病，三年，帝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汤药非口亲尝弗进。仁孝闻天下。
埋儿奉母：汉郭巨，家贫。有子三岁，母尝减食与之。巨谓妻曰：“贫乏不能供母，子又分母之食，盍埋此子？儿可再有，母不可复得。”妻不敢违。巨遂掘坑三尺余，忽见黄金一釜，上云：“天赐孝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
卧冰求鲤：晋王祥，字休征。早丧母，继母朱氏不慈。父前数谮之，由是失爱于父母。尝欲食生鱼，时天寒冰冻，祥解衣，将剖冰求之。冰忽自解，双鲤跃出，持归供母。
不可否认，从社会学的角度说，强调“孝”非常有利于封建专制社会的统治。试想一下，如果百姓对朝廷绝对地“孝”，大臣对皇帝绝对地“孝”，孩子对父母绝对地“孝”，那么这个社会不就很太平吗？当然，这种太平是以牺牲个体的创造力为代价的。
其实，孔子在强调“孝”的同时也强调过“忍无可忍，不再忍”。例如，据《孔子家语》记载：
有一次，曾点（孔子的弟子）支使儿子曾参（也是孔子的弟子）去给瓜苗培土，曾参干活的时候，不小心弄断了瓜苗的根，曾点很愤怒，像所有脾气暴躁的父亲一样，拿着一根大杖子劈头盖脸地揍了曾参一顿，把他打得躺在地上晕了过去。
曾参苏醒过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跑到父亲面前，问候父亲道：“刚才儿子做了错事，惹您生气了，您费这么大力气揍了我一顿，我是罪有应得，您没事吧？”
问候完父亲，曾参忍着身上的剧痛，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走进书房，操起一把琴就弹了起来，故意声音很大，让父亲远远地就能够听见。
有人把这件事报告给了孔子。孔子听了大怒，对弟子们说：“曾参如果来听课，不要放他进门！”曾参听说老师竟然怪罪自己，心里很不服气，就托人向老师要一个说法。
孔子对来人说：“回去转告曾参：难道你没有学习过舜和父亲的故事吗？当年舜的父亲生气的时候，如果用短木棍教训舜，舜就老老实实地挨打，可是如果用大杖子教训舜，舜立马就逃得远远的。你曾参可好，明明知道父亲暴怒之下没轻没重，你还不逃走，硬生生地挨父亲的大杖子，如果你被打死了，那不是陷你父亲于不义吗？还有比这更大的不孝吗？你父亲难道不是天子的子民吗？设想一下，如果你父亲杀了人，该是多大的重罪？你死了，两腿一蹬，可你父亲还得承担杀人的后果呢！”
曾参一听，出了一身冷汗，赶紧登门向老师谢罪。
在这个故事中，孔子明确地告诉我们什么是“孝道”：要求儿子在父亲暴怒的时候赶紧逃跑。
因此，从心理卫生的角度说，谈“尊重”、谈“孝”不能抛开人格尊严而单独谈。上述案例中的曾参已经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充其量是个奴隶或机器，根本算不上“存在”意义上的“人”。
我曾经在精神卫生科临床接诊过一家三口人。其中男孩12岁，平时比较“听话”，能掌厨烧菜，也能帮家里人洗衣服，甚至还能踩缝纫机，学习也不错，深得老师和家长的喜爱，常被长辈们当成同龄人的榜样。有一次，该男孩与母亲闹矛盾，母亲出手打了他，男孩还手了。这时，父亲从楼上冲下来，不分青红皂白地给他两巴掌，说道：“你居然敢向你妈妈还手，连我都舍不得动她一根汗毛。”一周之内，男孩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陆续来教育他。他们这样做了之后还是不放心，于是父母把该男孩带到了精神卫生科就诊，让医生看看这孩子有没有心理问题。我问孩子：“你是如何看待这件事的呢？”他低头回答：“是我不好，不该向长辈还手，以后我再也不敢了。”我听后鼻子一酸，一下子语塞了。
这个男孩的遭遇是我们传统育儿文化的典型，从心理卫生的角度说，我们对“孝”的强调有些过头了，难怪我们的“男性”们缺乏“个体我”。我认为，如果把“孝”字换成“尊重”，可能更恰当，因为，“尊重”有两个前提条件：个体间人格独立；个体存在值得别人尊重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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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亮的风采
（一）内容介绍
年幼的大卫要参加钢琴比赛，赛前他一直默念“我会赢的，我会赢……”，他上台后却紧张得说不出话。当大卫开始弹琴时，评委们都很惊讶，小小年纪就能弹得这么好，大卫的父亲不禁自豪地向身边的人介绍这是他的儿子。然而，大卫正在弹的那架钢琴，因为年久而出现了一些问题，使得大卫后面无法真正展示自己的实力而输掉了比赛。他们本该坐在那里等颁奖仪式，但大卫的父亲却提前拉着大卫气愤地离开了。
回到家中，大卫的妹妹们看出了父亲的神色不对，知道大卫输了比赛，“现在我们可惨了”，父亲好比火药，随时都有可能爆炸。屋里，天真的大卫在和父亲下棋，轮到父亲时，大卫提醒他，而父亲终于按捺不住了……
不一会儿，刚才参加钢琴比赛的评审之一班·罗森先生上门拜访，他希望自己能带一下大卫，但马上被父亲拒绝，“他是我教的，没人能教过我，他不需要音乐老师”。第二天，父亲还是带着大卫去找了罗森。
在罗森的教导下，大卫赢得了许多冠军。一天，大卫收到一封来自美国的信件，他满心欢喜地分享给家人，却被父亲夺过去丢到了火炉里。
在卡弗琳的鼓励下，大卫冲破了父亲的竭力阻止，决定去皇家音乐大学就读。在塞西尔教授的熏陶下，大卫打开了自己的内心，结识了朋友，他们一起抽烟，泡酒吧。他变得疯狂，想要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弹奏世界上最难弹的曲子，连教授都觉得不可思议。在比赛那天，大卫发挥得淋漓尽致，手指跳跃在琴键上，两者似乎融为一体。当落下最后一个音符时，大卫似乎精力耗尽般地晕倒在地……
在出现精神异常之后，大卫流落街头，叼着烟，弓着背，着装邋遢，但他那灵动的手指依然能弹奏出美妙的曲子。最后，大卫遇到一位女士，她不顾世俗的眼光，决定在大卫身边协助他“重生”。在该女士的陪伴下，大卫在中年时举办了真正属于他自己的一场音乐会，从此，大卫的余生属于他自己了。
（二）精彩看点
在该影片中，大卫的父亲显得功利、自私，只在乎结果，哪怕他知道比赛中大卫的发挥受到了钢琴移动的影响，却还是说：“你本来可以赢，但你太紧张了。让我看看，让我看看……你输了，你输了……大卫，你一定要赢，一定要赢。当我跟你一样大的时候，买了一把小提琴，一把美丽的小提琴，花光了我的积蓄。你知道结果吗？没错，被砸烂了。大卫，你很幸运，我父亲从不让我学习音乐，你很幸运，说啊，非常幸运。”这时的大卫也跟着说了“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孩子”。
在父亲的心中，唯有“赢”才能证明自己的能力，当他听到大卫在弹曲子时（那是世上最难弹的曲子，大卫却通过听录音学了一些），他说道：“总有一天你会弹好的，我将会以你为荣，感到非常骄傲，大卫。那么，下次我们要怎么样？”大卫回答：“我们要赢，没错。”
当大卫想去美国时，父亲对孩子们说：“看什么看，他不会去美国，谁也不能毁掉这个家！”“大卫，我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因为我是你的父亲，而这是你的家！”看着大卫走出家门，父亲还是对家里其他人说道：“我知道什么对他最好，相信我。关门！”
总之，所有“中国式”的父母们都该看看影片《跳出我天地》和《闪亮的风采》。如果你们继续行使霸道的“父权”，不从孩子的角度去培养，那么你们在扼杀孩子的才能、扭曲孩子的人格之外，还可能会使孩子患上精神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