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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我上了初中。在我们班级里，有几名同学互相较着劲儿地学习。我们无论在上课的内容上，还是业余的爱好上，都暗暗地盯着对方。你练习书法我也练习书法，你学习绘画我也学习绘画，你读小说我也不落后。赵书范借给我《悲惨世界》《红与黑》《巴黎圣母院》等；我借给他《一千零一夜》《鲁滨孙漂流记》《简·爱》《牛虻》等。这些世界名著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启迪了我们的心灵，也增强了我们对于文学的爱好。

每年放寒暑假的时候，我都要到姥姥家住些日子。到姥姥家就相当于进入书的海洋。她家有一个专门装书的木制小箱子，这是大舅早年自己制作的，书籍大都是他在吉林市师范学校读书时购买的。那里有很多小人书（我们称连环画为“小人书”），如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三国演义》。这些小人书后来大多数都成了我的“战利品”，每次从姥姥家回来时我都要带回几本，有了这些小人书，我就有了和同学们互相交换的资本。在这个小书箱里，我还看到了早年木版印刷的《三侠五义》，那是非常薄的黄色纸张，双层双面印制，竖版排列，由右向左竖着读，都是繁体汉字，当时读不懂，所以没有往家里拿。此外，在姥姥家我还听到了“薛礼征东”“岳母刺字”等评书段落，这些“评书”都是姥姥讲给我听的。姥姥是一位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村家庭妇女，但是记忆力非常惊人，有一些评书段子，她听一遍就能够讲得出来；她多才多艺，心灵手巧，农村的筐篓、土篮子、炕席等，她老人家都会编制，我家1968年的那片炕席就是她编制的。她个子不高，身体健康，笑容可掬，勤劳朴实，头上盘着疙瘩鬏，在疙瘩鬏上横插着一个银簪子，走起路来一阵风似的，好像总有着急的活计要干似的，一天从早到晚忙个不停。闲暇时，她端着长杆旱烟袋，前面的烟袋锅是铜制的，连接杆是乌木的，烟袋嘴是玛瑙的，长度大约六七十厘米，烟袋锅里装的是自己种植的旱烟。每天晚上，她忙完了一天的活计之后，就躺在土炕上，一边抽着旱烟，一边给我们讲评书。姥姥抽旱烟之后往外吐口水是一绝。每次嘴里裹着烟袋嘴，连续抽两口，就往外吐一口口水，她吐出的口水能像“汽枪”加气压似的喷出好远。晚上听故事是我每天的必修课，每个假期我都收获满满。

那时人们管长篇小说叫“大书”，管连环画叫“小人书”，简称“小书”。一些小人书，同学之间都互相传换着看，比如《水浒传》《青春之歌》等。

记得当时学校里没有图书馆，我所在的生产队有图书角。一个暑假里，我在那借过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

少年的我，对什么都好奇，借来书籍后就如饥似渴地阅读，一些作品只是囫囵吞枣地看，随着年龄增长、阅历增加才能够逐渐理解作品的内容，或者读的次数多了后，“书读百遍，其义自见”。

在那个时候，我先后练习了毛笔字、钢笔字、粉笔字，字体从楷书到隶书，从行书到草书，这陶冶了情操，锻炼了意志。当时，学习书法的书籍很少，我的一个同学送给我一本残缺不全的老版柳公权《玄秘塔碑》字帖，我如获至宝，并找来了一些废报纸，又买来墨块、砚台、毛笔等用具，从点、横、竖、撇、捺开始练习。(https://www.daowen.com)

为了练好楷书，我亲自跑到野外的“额勒登保”墓碑去临摹。

在距离我们家1公里远的一片野地里有两座坟墓，在坟墓的前面分别有两座高大的石碑，从家里出来远远地就能看得到。

石碑的底座分别是两只巨大的赑屃，我站在底座旁边与其背一样高。在赑屃背上竖立着巨大的汉白玉碑体，正面碑文石刻的是楷书，背面刻着满文。据吉林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研究员尹郁山老师介绍：这座墓的主人叫额勒登保。石碑上的字迹非常漂亮，于是我就拿着纸笔，把这碑文反复临摹。

经过不断努力，我的钢笔字和粉笔字都有了一定提高。我们几个同学每周末都要为学校出一期黑板报，每期板报从报头到插图及正文的书写都由我们几个来完成。

在每年新学期开学的时候，班级都要重新布置教室。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会在教室黑板上面的墙壁上用红色的广告粉，写上“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大字，再和几个有这种艺术天赋的同学一起把事先写好的名人名句贴在空着的墙壁上，目的是激发同学们的学习热情。

记得有一年的国庆节，我写了一首名为《伟大的祖国》的长诗，把学校黑板报的版面占了三分之一，那一次真的觉得风头出大了。我就是一个“电力”十足的人，没法不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