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的城市化

在本世纪六十年代的十年中，城市化过程对大城市的儿乎相似的地区性影响已开始发生惹人注目的变化。如表9.3所示，除曼谷外，大部分城市人口的年增长率都有显著的减少。然而，城市人口的增长率仍成倍于国家人口的增长率，仅新加坡是个例外。此外，还应指出，围绕中心市区的每个大城市复合体的实际人口可能非常之大。吉隆坡就是这种情况。人口普查表明，这个大城市实际建成区人口达755，000人，即年增长率大约为11%。西贡——堤岸也是这种情况，而雅加过、马尼拉和曼谷各大城市区更是如此。

尽管城市限界上的差别确可解释各个别城市增长率的不同，但是，它不是唯一的因素，因为人口的自然增长和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成分在各国也有很大不同。因此，虽然移入人口在城市的增长中继续起主要的作用（例如雅加达、曼谷和马尼拉即如此），但导致移动的因素在各个城市可能十分不同。在越南南方，虽然现在的情况已发生逆转，和平的环境已经建立，但过去的战争环境是迫使农村中的人们移入城市的重要因素。在印度尼西亚，农村缺乏经济机会，而城市某些经济机会又未必都能实现。另一方面，在新加坡，移入的人口在六十年代城市的人口增长中已不起主要作用，而且人口的自然增长率降低了，从而使增长速度变得十分缓慢。虽然数据有限，但它确也显示其它城市可能正在开始经历自然增长率下降的过程。

其它因素也引起六十年代这个地区大城市特征的变化：首先，东南亚的地缘政治状况的两极分化变得更为深刻。就在二次大战后，各国都争取创造一种独立的形象，这在1955年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上达到顶峰。但是，在六十年代末，这种景象完全改变了。今天，只有缅甸真正坚持这种脆弱的中立主义。目前的形势是地缘政治的作用使越南、柬埔寨、老挝等社会主义国家与这一地区的其余国家（缅甸在某种程度上除外）之间形成一条明显的界线。一边是实行计划经济，另一边则在与公有部门有牵连的各种混合中接受资本主义自由企业制度。

因此，这个时期本地区城市化有三个类型。在越南北方有社会主义城市。在老挝、柬埔寨和越南南方则处于国家刚开始重建过程中的情况。这个地区其余的大部分国家已同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有密切的关系，其与日本的关系显得很突出。这对城市形态有重要的影响。在经济中心地区，办公机构和银行等建筑物显著地增加。这种两极分化的另一个后果是在这些国家中外国投资的增加。日本在这方面是领先的，而美国和西德也表现得很突出。虽然这种投资有相当大的比重是在原料方面，但是工业投资对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和新加坡等国的工业发展起重要的作用。然而，一般说来，这些工业是资本密集型的，除新加坡外，它不能解决就业不充分和失业问题。当然，这并不否认工业生产已有相当大的增长。(https://www.daowen.com)

两极分化的第三个后果（特别与大城市有关）是旅游业的发展。在六十年代初，这个地区大部分的城市一年接待的游客不及10万人。在七十年代中期，一年接待的游客已达到50多万。这些游客的涌入对城市经济在创造就业条件和增加收入两方面的影响十分重要。新旅馆和旅游商店及娱乐综合企业的创建反映了旅游业的发展。

至此，对于东南亚地区的一级大都市来说，本文已扼要地讨论了城市化发展的影响。但是，这些发展变化对这个地区的二级城市也已有重要影响。马来西亚的情况就是很好的例证。在那里，不同的地区经济增长率加速了一些二级中心城市的发展，而限制了其他中心的发展。在经济落后地区，较早建立的二级中心城市，例如哥打巴鲁（Kota Bharu）和马六甲的发展不如怡保和柔佛巴鲁（Johore Bahru）来得快。造成这种发展不同的一个重要成分无疑是政府致力于为怡保和柔佛巴鲁这些后起的二级城市的经济活动和投资开辟了道路。

这些发展表明，在本世纪五十年代末东南亚城市比较相似的景象到1970年有了重大的变化，已出现一种五重的城市发展型式。首先，1965年，新加坡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出现，意味着一个城市国家已在这个地区首次产生。其次，如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较小的国家，它们保留了殖民地时期一级大都市所特有的型式，尽管第二级网络的发展加速了许多较小城市的发展。第三，如印度尼西亚等一些国家，在殖民地时期发展的城市化型式变化不大——农村人口向城市的高速迁移和缓慢的经济增长在继续。这意味着在许多方面城市是整体经济低水平的反映。第四，在印度支那出现的城市化型式，尤其是越南南方，还有老挝和柬埔寨在较小的范围也有出现，在那里，近二、三十年持续战争造成了大量波动不定的难民洪流，这些难民终于开始被送回农村地区。最后一点，这个地区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即越南，它发展了一种完全社会主义的城市化型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