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隋文帝开皇二年（582）六月，以左仆射高颎为总裁，由太子左庶子宇文恺创制，在将作大匠刘龙、工部尚书钜鹿郡公贺娄子干、太府少卿尚龙义等人的监督指挥下，开始创修大兴城。唐太宗贞观八年（634）以来增筑大明宫（蓬莱宫），同时分割翊善、永昌二坊之地，增设光宅、来廷二坊。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将原来的五王子宅改为兴庆宫，兴庆坊随之消失。开元十四年（726）及二十年（732）两次开拓兴庆宫，使胜业、安兴、永嘉、政道四坊及东市面积缩小。此外，开元十六年（728）一月后还增筑了夹城。上述情况虽使唐都长安有所变迁，但其宫城、皇城和外郭城等主体部分的规模制度，大体上皆因袭隋代之旧。
在中国历代都城乃至中国历代的大都市中，唐都长安从各方面来看都是值得关注的。其一，从都市规划方面来看，西晋首都洛阳城、北宋东京开封府城、元大都燕京城以及明清首都北京城，都是按照《周礼·冬官考工记》匠人条和《礼记》礼器图朝市廛里条的有关记载，采用中国传统的理想都市计划，即所谓前朝后市、左祖右社、中央宫阙、左右民廛。而唐都长安城的中央部分位于都城的北部，东西两市左右相对，分别位于宫阙东南和西南的郭城之内。这实际上是违背前朝后市之制的。其二，唐都长安坊里、街道的区划规模壮大豁达，这对于都市居民实际生活的便利是自不待言的。无论如何，都市计划规模雄壮浑厚，不仅实现了自古以来中国有识之士所追求的理想的首都设计方案，而且成为世界上的壮观。其三，唐都长安是东方诸国都市规划的楷模。东洋诸国首都，特别是我们日本奈良的平城京和京都的平安京就是模仿这种规划的结果。长安城的都市行政、警察制度和市场贸易的实际状况，以及廛铺样式等一切都市生活内容，酝酿了日本王朝时代的都市生活。唐风促进了我国上代文化的发达。所以研究日本平城京和平安京，考察日本王朝时代的士民生活，可以以此作为比较的基准。其四，从东汉开始，流传影响于中国的外国文化日益显著，遂与隋唐尤其是唐代中国固有的文化浑然融合。这种文化的精华在唐长安城朝野人士的生活中有明显的反映。通观中国文化发展史，长安作为划时代的文化舞台，其意义确实是很重大的。其五，作为日本遣唐使和留学生等人的逗留地，长安城内外的风华景物，为日本国民所熟知并得以彻底模仿。其凤阙龙楼之馺娑、道观佛刹之轮奂、金姿宝颜之色相、南郊祭天之典礼等等，或传载于我国的典籍，或摹写于我国的宫观，或残留于我国的遗迹遗物之中。探讨其层楼、閟殿、荒冢、残碑的缘由与现状，研究其人民、城郭、风土及食货轻重等方面的往事，仿佛一一发生在眼前。这在日本人看来是很有趣的事。同时，以此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固有重要的价值，这是不言而喻的。
唐都长安自天复四年（904）正月朱全忠挟持唐昭宗东迁后，即遭到人为的破坏。其宫殿、百司、民屋的木材，被从渭水经黄水浮运到洛阳。此事酷似日本平氏福原迁都的情景，是一出令人悲哀的历史剧。同年三月，在长安城修建作为佑国军节度使治所的奉元城时，仅以盛唐时期的皇城为中心，只不过是在其北面和东面略有扩展而已。此后一千多年间，其规模几乎没有变更。直至今日，西安府城仍然是沿袭其旧。因此，说唐都长安在天复四年以后已奄奄沦为废墟，绝不是夸大之词。
由于上述原因，憧憬隋唐盛况而考核其疆域坊制、调查其故迹旧址并试图复原作图的学者不乏其人。如北宋宋敏求撰《长安志》二十卷，元代李好文撰《长安志图》三卷，清代徐松撰《唐两京城坊考》五卷，陆耀遹、董祐诚编嘉庆《重修咸宁县志》二十六卷，张聪贤、董曾臣等编《长安县志》三十六卷，程鸿诏撰《唐两京城坊考校补记》。这些研究成果均已付梓。此外，唐人韦述的《两京新记》逸文、宋人张礼的《游城南记》、明人赵崡的《游城南记》[1]等，亦互为表里，足资研究之用。其中，徐松的著作以宋敏求所著为蓝本，较之更为精细。《咸宁县志》的研究注重对文物古迹的考证，进一步追求准确。以上两书都堪称是上乘之作，但其实地测量的数据，则不能说极为精确已完全符合实际。在西方学者中，法国人亨利·夏鸣雷虽在《西安府景教碑考》第2卷1895年版中论及此事，但大体上只是祖述《咸宁县志》的研究。其《唐代的长安》一节中的《近代西安府》与《古代长安》二图，也不过是转载《咸宁县志》中的《唐京城总图》与《今城唐城合图》罢了。
本书著者足立喜六先生是静冈县磐田郡袖浦村字冈人，明治三十一年（1898）毕业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明治三十九年（1906）春，应清政府招聘，出任陕西省西安府的陕西高等学堂教习，至明治四十三年（1910）春，始返回日本。侨居该地期间，利用讲课之余，调查西安附近史迹。明治四十年（1907）秋，遇桑原骘藏博士偕宇野哲人博士来游陕西。因得到博士指导，深受感动，决心完成研究长安史迹的夙愿，应用他在数学、物理学方面的知识，致力于遗址的测量，并草拟成了初稿。任满归国后，在担任爱知县立第一高等女子学校及一宫高等女子学校教职期间，为完成研究更加努力。到昭和元年（1926），终于定稿。昭和三年（1928）请求桑原博士校阅此稿，并请博士代为斡旋刊行之事。
著者此项研究的目的，主要是从对遗址进行实地调查的角度出发，复原唐都长安的城坊范围，并与文献记载和今人的研究成果相对照，从而订正前人的谬误，使研究的结果更加精确。书中详细记述了长安县、咸宁县、咸阳县、三原县、高陵县、临潼县、泾阳县、鄠县、盩厔县、兴平县、醴泉县等县及乾州历代史迹的现状，以追溯符合历史原貌的情景。关于前者，一方面以《咸宁县志》为据，实地勘察测量今日池底村（唐代鱼藻池遗址）、午门址（唐代大明宫南墙遗址）、含元殿（唐代含元殿遗址）、孙家湾（唐代太液池遗址）、西五台（唐代宫城南墙西部遗址）、东门大街（唐代景风门大街遗址）、南门大街（唐代安上门大街遗址）、广济大街（唐代承天门街遗址）、西门大街（唐代顺义门大街遗址）、华藏寺（唐代翊善坊保寿寺遗址）、金花落（唐代兴庆宫东侧金花落遗址）、景龙池坊龙王庙（唐代兴庆宫沉香亭遗址）、景龙池坊洼地（唐代兴庆宫九龙池及龙首渠遗址）、元兴门（唐代延兴门遗址）、石佛寺（唐代新昌坊青龙寺遗址）、曲江村（唐代曲江遗址）、大雁塔（唐代进昌坊大慈恩寺塔遗址）、小雁塔（唐代安仁坊荐福寺塔遗址）、兴善寺（唐代靖善坊大兴善寺遗址）、三门口（唐代安化门遗址）、木塔寺寨（唐代永阳坊大庄严寺塔遗址）、崇圣寺（唐代义宁坊波斯胡寺遗址）、玄都观（唐代崇业坊玄都观遗址）等旧迹，努力确定其位置和范围。另一方面，研究唐代尺度里程的实际长度，与文献所载长安城的广袤数据进行考证比较，通过这两方面的互审，获得实测研究的结果，再参酌文献研究的结果，以考定城坊的区域范围。关于后者，则详细论述汉代长安城遗址、汉唐诸帝陵墓及功臣墓葬的形制与现状，以及碑林等关中名胜古迹。其中著者对唐代尺度里程实际长度的研究，曾倾其全力为之。所得出的结论虽不能说是定论，尚有研究的余地，但大体说来，论旨稳健，论证扎实，与文献上记载的数字相差甚微，可以称为一家之言。前人目测的结果都说含元殿与大雁塔在南北一条直线上，著者则认为，站在含元殿测量，大雁塔位于偏西一度的地方。凡此种种对学术界都是大有裨益的。况且书中插入文物古迹照片甚多，与沙畹的《考古队》及西加林等人编的《中国南部考古》互有出入，往往是罕见图片，可资学者参考者不在少数。(https://www.daowen.com)
本书的草稿原来分为五大册：第一册由序说至汉唐尺度里程考，第二册由秦以前的遗迹迄至逍遥园条，第三册由隋唐长安城至于马嵬驿条，第四册由著名的道观至于对祆教的论述，第五册由唐代的陵墓至于结尾。当初桑原博士在允诺校阅本稿时说，既冠其名，当行其实，希望做好此事。若仅用片言只语，则不如不阅。故计划先通览全书，然后遂册增删订正，最后用一年时间进行严密的校阅。故从第一册起，引文皆与原书进行对照，正谬误、补不足、增短缺，以至于添削的红色笔迹遍于每页，几乎没有空白之处。这是我奉博士之命，在协助他进行第二次校阅时亲眼看到的。博士的努力为本书的面貌与价值增色不少。著者对于这种真挚的校阅，亦表示衷心的感谢。博士完成对第一、第二、第四、第五各分册的第三次终校之后，正当着手校阅第三册时，于昭和四年（1929）八月二十四日偶以过劳抱病，不能执笔。书中讨论唐长安城研究中所必须参考的《咸宁县志》有价值的地方，就是博士的搁笔之处。博士命我完成第三册的第三次终校及第五册的第四次校补工作。我本来是不能胜任此业的，但因恩师严命，加之事不可避，只得勉为其难，续成此事，聊以安慰抱病的恩师，希望他早日康复，这也许就是报恩的一种方式吧。出于这种考虑，遂不揣浅陋，利用讲课之暇，精心校阅，于同年十二月末完成这一重任。当时，桑原博士正在静养之中，我不能直接仰承校阅方面的指导，又不敢请益，害怕妨碍他的保养。虽然第三册的最后校阅与第五册的补遗工作是我做的，但实际上博士在第二次校阅时，添削已极周密。所以，说是博士校完了全部书稿，一点也不过分。
从昭和五年（1930）到昭和六年（1931）春，博士病情加剧，最后未能撰写原来答应著者的序文而谢世。我感到事情不可回避，且呵不文之笔，把校阅本书的经过写下来。在此首先钦佩著者研究的苦心、名誉以及对学术界的贡献，衷心祝贺此书的刊行。同时，追怀笔者不得不草写这篇序文的背景，不禁悲痛系之。相信著者的心中，也会有同样的感受。
那波利贞
昭和六年七月二十日
【注释】
[1]译者按：赵崡所撰《游城南》凡五千字。此处“记”字当为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