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霆、残雷”——“戊戌六君子”谭嗣同的琴胆剑心
中国古代不乏剑胆琴心之士，很多名垂青史的将领同时也是一位饱读诗书的文臣。
他们“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有了他们的存在，
历史上很多重大变革的“铁”与“血”时刻，
平添了些许侠骨柔肠的动人故事，
使得历史更加丰满。
“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便是这样一位“剑胆琴心”的名士。
他用琴声与宝剑书写出自己短暂而又不平凡的一生。
“残雷”琴全形正面
湖湘子弟号复生
清同治四年（1865）三月十日，在户部任职的湖南浏阳人谭继洵（后任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家中，传来一阵婴儿的啼哭声， 谭家再添一丁，取名嗣同。嗣同少时坎坷，五岁染重病，昏死三日，竟得康复，故字复生。幼时丧母，长于父妾之下，孤悬大家庭中，虑渐深而智愈长。
十岁拜欧阳中鹄（欧阳予倩祖父）为师，喜读王夫之、龚自珍、魏源等先驱之书，好经世致用之学。长成后，好侠义、喜剑术、能文章、善操琴，有古君子之风！
二十岁携“七星剑”游历直隶、甘肃、新疆、陕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江苏、安徽、浙江、山东、山西等省。相传游历期间，得其生平最为敬佩之人文天祥旧物：蕉雨琴与凤矩剑，携琴背剑，察风访士，以文武会友，深悲时暗！
两剑三琴入庙堂
光绪二十一年（1895）《马关条约》的签订，东亚的传统政治格局被彻底撬动，再不警醒有亡国灭种之险。三十岁的谭嗣同积极投身于救亡图存的事业中。二十二年（1896）谭嗣同入京结交梁启超、翁同龢等维新派人士，二十三年（1896）完成维新派第一部哲学著作《仁学》。后在湖南兴办时务学堂，建立南学会，创办《湘报》，湖南风气焕然一新。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后，谭嗣同被征召入京，授四品军机章京，成为维新变法的主力。
谭嗣同自称：“余有双剑，一曰麟角，一曰凤矩”，而且说自己“弱娴技击，身手尚便；常弄弓矢，尤乐驰骋。”除善剑术外还善弹古琴，而且能亲手制琴。在家乡时常与友人于浏阳北城口的文庙击剑弹琴，品评时事。妻子李闰长于诗书之家，知书达理，能诗善文，常与谭嗣同弹琴相和，互诉衷肠。相传，入京参与变法前，谭嗣同还与夫人秉烛夜话，对弹亲制“崩霆”“残雷”二琴，后携带凤矩剑与此二琴入京，好友刘人熙载：
“谭知府嗣同自甘肃来京师，雅好音乐，善南北昆曲，能歌乐章。”
光绪七年（1881）夏，谭家院中两棵约六丈高梧桐树中的一棵被雷劈倒，光绪十六年（1890），谭嗣同以此树枝干制琴两张，命名为“崩霆”“残雷”。“崩霆”现收藏于谭嗣同的老家湖南省博物馆，“残雷”1952年由钱君宜先生捐赠，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也许是机缘巧合，两把琴收藏于两个与谭嗣同一生密切相关的两个地点。
“崩霆”琴，仲尼式，琴面、底分别为桐木、梓木，蚌徽，牙轸，牛角雁足，通体髹黑色漆，无断纹。
“残雷”琴正面、背面
琴背书鎏金琴名“崩霆”二字，下刻：“雷经其始，我竟其工，是皆有益于琴而无意于桐，谭嗣同作”腹款为：“浏阳谭嗣同复生甫监制，霹雳琴第一，光绪十六年庚寅仲秋。”附有红色丝琴穗、琴囊。
“崩霆”琴铭文（局部）[浙江省博物馆藏]
“残雷”琴，落霞式，面底皆桐木，髹退光漆，无断纹，蚌徽，牛角轸足，承露刻梅花样，焦尾刻灵芝样。
琴背楷书填绿“残雷”琴名，下书：“破天一声挥大斧，干断柯折皮骨腐，纵作良才遇已苦。遇已苦，呜咽哀鸣莽终古。谭嗣同作。”钤“壮飞”（谭嗣同自号壮飞）红印，腹款：“浏阳谭嗣同复生甫监制霹雳琴第二，光绪十六年。”
谭嗣同不但会弹琴，做琴，还收藏琴。他收藏中最为出名的是他最敬重的文天祥的“蕉雨”琴，在其《文信国日月星辰砚歌并叙》中载：
“余旧蓄信国蕉雨琴，亦旷代罕见，行将相质，而以诗以先焉。”该琴琴铭：“海沉沉，天寂寂，芭蕉雨，声何急，孤臣泪，不敢泣。”
“残雷”琴背面及款识[浙江省博物馆藏]
还曾送好友安徽贵池刘世珩古琴，以寄相思：
“顷走候未晤，怅惘殊甚！呈短琴一，留为他日相思之资，缘手边更无长物，故菲陋乃尔。”
湖南省博物馆还收藏有一架谭嗣同使用过的洒金工艺仲尼式七弦琴，不过琴名题款均已被人磨去且覆一层漆，不知与蕉雨琴是否有关系。
维新变法只持续了百余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捉拿维新派，此时康有为、梁启超等均已逃脱，而谭嗣同虽之前有友人提醒，并愿意提供帮助，却未逃脱，而是积极营救光绪帝，光绪二十四年（1898）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抓之后，大刀王五等江湖朋友来狱中相救，他以宝剑“凤矩”相赠，以继其志，却未跟随其出逃……
谭嗣同还写诗名志：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此时，他脑海中浮现的应是这番场景：宋祥兴二年（1279）崖山海战前夜，元军统帅张弘范与吞药自尽未成而被俘的文天祥在惨烈的海风中伫立，对面是南宋最后的堡垒。元军传令：“命文天祥写劝降书！”文天祥却挥笔写下：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崖山战败，宰相陆秀夫背负幼帝纵身一跃，诸臣随之投海，死溺者数万。当忽必烈汗亲自劝降并以元朝宰相相许时，文天祥答曰：“愿以一死足矣。”元至正十九年十二月初九日（公元1283年1月9日），文天祥在元大都（今北京）慷慨就义，时年四十七岁。
谭嗣同对这段历史应是烂熟于心，正如文天祥绝命词所云：“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这种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的精神鼓舞着他，终于写下：“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有之，请自嗣同始。”在北京菜市口刑场英勇就义时，谭嗣同面无惧色，视死如归，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中国古代历次变法，琴心剑胆的谭嗣同可能是主动为变法成功牺牲的第一人！
我们缅怀谭嗣同这位三十三岁便为“百日维新”变法献出宝贵生命，琴心剑胆的仁人君子，既是对谭嗣同个人崇高品格的敬仰，更是对先人在面临列强瓜分、民族危亡的乱世中，为谋求国家出路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努力的景仰。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改革不易，成功更难！因而，我们更应珍惜今天“改革开放”的成功局面，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贡献出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