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校长就职演讲

一　哈佛大学校长就职演讲

哈佛大学校长就职演讲

（1869年10月19日）

语言、哲学、数学或科学是否提供了最好的心智训练？通识教育是否应该主要是人文的或科学的？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上争论不休对我们今天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这所大学并不认为在人文和科学之间存在真正的对立，也不赞成如数学或古典课程、科学或形而上学这般狭窄的课程选择。我们应该提供包括全部学科的，并且是最好的教育。敏锐的观察、合理的推理、生动的想象与清晰而强有力的表达同样重要。发展其中的某一项官能，亦不必抑制和阻碍其他的能力。在由通识教育转向专业教育之前，大学不会密切关注知识的应用。诗歌、哲学和科学的确能共同促进人类的物质进步，但是科学并不能保证其比诗歌更实用。真理和正义在所有思想和行动领域都高于功用价值。

有人建议对任意学科的教学量应该比现在它在美国大学所被教授的量还要少，这是一个辛辣的讽刺。今天我们的大学管理唯一可能的目标是在所有知识领域拓展、深化和振兴美国的教育。美国最优秀的教育机构发展至足以承受精简，还需要几代人的时间。清教徒移民的后代对知识带来的馈赠仍然心存感激。

最近关于教育领域主要问题的讨论，并没有为这个世界贡献多少智慧。今天还有谁会像路德那样鼓吹学习语言？两个世纪以来，除了弥尔顿对无利可图的语言学习方式的描述，相关话题几乎再无人提及。任何美国年轻人想要学习如何从旅行这种起初显得笨拙但其结果对教育大有好处的方式中获益，定然找不到比培根所言的更好的建议。在教育问题上，英国和美国的实践落后于伟大思想家的箴言数百年。今天对英语语言系统学习的普遍忽视或许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洛克的这些话在今天不幸成真：“如果我们中的任何人比一般人对母语更有天赋、运用得更为纯正，这要归功于机遇、他的天赋或其他事情，而非他所受的教育或他的教师的管教。”

这场持续了很久的关于主要学科的相对教育价值的论争，其最好的结果是使我们坚信，如果采用正确的教学方法，一个合理的课程方案可以涵盖全部学科。18岁的男孩进入大学，除了懂点拉丁语、希腊语以及数学原理之外，其他什么也没掌握，这并非因为能力的限制。究其原因，不是先天的，而是从小学至大学的非理性教育体制应该对许多大学毕业生没有足够的科学观察、推理和论证的意识负责。年轻人是有可能获得所有主要思想方法的实际经验的。语言有语言的思维方法，数学、物理以及信仰都有各自的方法。有了明智的引导，即使是孩子也会跃跃欲试。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教什么，而是如何教。在其他劳动领域所完成的重大变革给教师们上了一课。新英格兰不能再用镰刀收割它的干草，西部不能再用镰刀收割它的小麦。当需要供养的人由之前的几十人变成现在的数百万人时，应该用渔网取代单根鱼线，用蒸汽机取代人的肩膀，用快速奔跑的货车取代木排路上的木制运货马车。在教育事业中，有大量的人嗷嗷待哺。在奥维多的大井，螺旋路上成队驴子的痛苦带来了木桶中水的甘甜，这在当时是令人钦佩的工程。现在，我们在室内安装了自来水龙头。但是奥维多井让人联想起的教育方式如今尚未绝迹。有了好的教育方法，我们就有信心传授给20至25岁的年轻人所有关乎人类福祉的重要学科的正确知识，包括每人可能选择作为终身职业的学科的详尽全面的知识。如果谁认为这不可能，那是对人类的绝望。因为除非绝大多数人都能够全面掌握多方面的知识（目前为止进展良好），否则就不可能有明智的公众意见。在现代社会，明智的公众意见是社会进步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

刚刚所述的课程教学方法的改革已经名义上被美国课程体系认可，它不仅适用于大学，而且适用于从预科学校到小学的所有学校。美国大学有责任充实美国基础教育学校。无论何种基础教育的缺失，大学都必须弥补。近些年，美国基础教育学校的进步，使得大学有可能提高它的教学水平，并且采用适合男性而非男孩的教学方法。大学的进步又反过来促进基础教育学校的发展。这种作用和反作用将持续下去。大学不是建立在空中，而是建立在前几代人积累留传下来的社会和文化基础之上的。如果整体结构需要重建的话，就必须从基础开始重建。因而，突如其来的重建对我们的高等教育而言是不可能的。正如大学能够充实和拓展预科学校的课程，大学最近决定提供这种激励。对拉丁语和希腊语语法的课业要求，将会是要求学生全面掌握其形式结构和基本原理：常规标准的经典学习书目会增加，要求掌握自然地理课程，建议增加基础力学的学习，奖励大声朗读课文和对英文作品段落进行批判性分析等行为。与此同时，大学应该牢记它所给予别人的这些忠告。

对于任何学科，大学都要通过尝试和反思找到最好的教学方法。大学赞成对语言的全面学习。它主张学习所有的语言：东方的语言、希腊语、拉丁语、德语，尤其是母语。将它们视为一种制度、一种历史、一种训练方式和一个知识门类。在语言教学中，这一代美国人需要创新，或接受来自国外的比过去更好的方法。要去发明，或从欧洲移植比现在流行的更快捷、更全面的方法。要付出更有智慧的劳动，目的是迅速而切实地获取这种培养工作的最好成果和其他收获。

大学承认自然科学和物理科学是教育中不可缺少的分支，并且长期以来一直据此行动。但是，它本应以一种合理的方式来教学，应该手拿物体和仪器，用眼睛看和动手做，而不是仅仅靠书本和大致的记忆。一些舞文弄墨的科学嘲讽者不妨扪心自问，自己的教学方式是否合理。总体而言，在世界各地，科学学科的教学方法都不如语言学科的教学方法明智。这所大学将在学校、学院（college）[1]和专业学院进行科学教学，发展和训练那些心智能力，科学正是通过这些心智能力被创造出来，并每日从中汲取营养。它们包括观察能力、归纳能力、冷静的想象力、诚实和适当的判断力。一名学生在学习基础原理时，即使有一本好的教材，尽管确实掌握了它，也得不到这种训练，听很多令人称赞的讲座也一样。

在教育方面如果有什么学科的地位看起来比较固定的话，那就是数学。在过去15年中，大学里没有哪个学科像数学那样在教学方法和设施上做过如此轰轰烈烈的实验。如果小学在改进乘法教学的可能性上有这种信心，那就好了。

历史、精神、道德和政治哲学在任何广泛的教育计划中都应该占有重要地位，这一点是公认的。但是，没有人比在这些学科领域教得最好的那些人更清楚地知道，被普遍采用的教学方法有多粗糙。它们不能仅被通过书本来教授，而应该由活跃、全面、审慎的教师生动地举例说明。死记硬背一个日期清单不是学习历史。爱默生先生说，历史就是传记。从深层次上看，这是正确的。当然，将历史事实传授给年轻人的最好方法就是快速地培养他们对伟大历史场景或时代缩影中的男男女女的兴趣。以此为中心，他们的兴趣可以延伸到更广阔的领域。尤其是对年轻人而言，最好是怀着强烈的同情进入历史的伟大时刻，而不是为了乏味岁月里的方方面面而分散注意力。

哲学课程永远不应该用权威来教授。它们不是既定的科学，而是充满了有争议的、开放的问题和深不见底的臆测。教师的职责不是为学生解决哲学和政治争议，甚至也不是向他们推荐任何一套比较好的观点。教师的职责是阐述而非强加观点，是使学生了解这些争议的各个方面以及每个体系的要点，向他们说明什么制度仍然有效，或什么哲学已经过时，现在流行的新东西是什么。“教育”这个词是永远反对教条主义教学的。教育在于权威地灌输教师认为正确的东西，这种观念在修道院或培养牧师的神学院可能是合乎逻辑和适当的，但在大学或公立学校（从小学到专业学院）是不能被容忍的。学术文化的价值在于打造开放的头脑，培养缜密的思维，接受哲学研究方法的指导，广泛了解过去世代积累的思想，并在其中渗入谦卑的心态。我们今天的大学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服务于基督和教会的。

大学入学考试内容、范围和全面性的不断增加可能会让一些观察家感到沮丧。实际要求的增加每一年都难以察觉，但回顾过去的10至20年，变化就很显著，而且都朝着同一个方向。考试的尊严和重要性在稳步提升，这种提升标志着预科学校的进步。当美国学校的逐渐进步使它们达到德国高中的水平时，我们可能就有望看到美国大学比现在更接近德国的哲学学院。实际入学考试最好与法国大学的第一次考试相比较。这项考试通常是在法国男孩学校生活结束时进行，为的是授予文学学士或理学学士学位。这个学位授予那些刚从学校毕业，从未上过大学的年轻人。大部分被授予学位的人永远都不会进入大学。来参加我们大学入学考试的年轻人比法国文学学士的平均年龄要大。考试不仅考核考生的能力，而且考核他们学校的教学质量。在他们的生活中，这是一件大事，尽管不像在法国那样以授予任何学位为标志。考试由与接受考试的人从来没有任何关系的学院教授和导师组织进行。如果随后所有的学院考试，都能出资聘请学院以外可以胜任的考官不偏不倚地来组织进行，这将大有裨益。当教师考核他自己的班级时，不可能有实际有效的考试。如果科学、神学、医学和牙科学位的考试由权威和有影响力的专业机构任命一个独立的考官委员会负责，那么这些学位的意义将大大提升。法律学士学位的情形与此相同，这并不是说目前这个学位是只靠出勤，而不是依据出勤和考试的综合考量获得的。美国允许教师群体主持学位考试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教师以外专业人员的不足造成的，这些人需要对考试科目完全熟悉，而且精通教学，知道对学生和教师的期望是什么。这个困难现在可以得到克服。然而，这种做法存在的主要原因是，当学位的取得需要成功完成一系列未经严格考查的规定课程并无过错地完成一定的住宿期限时，教师是唯一能够明智地授予学位的群体。公正地说，大学学位获得方式的改变，应该促成一个与教师群体截然不同的考试组织的建立。就大学本身而言，监事会在过去的一年里已经在朝着这个方向迈进。

严格的入学考试在整个大学学习过程中有一个好的效果：它防止了把教学资源浪费在不合格的人身上。入学标准低、毕业标准高的学校，如西点军校，在中途被迫开除很大一部分学生。这样做，一方面，不仅个人痛苦，于公于私也是资源的巨大浪费。但是，另一方面，绝不能认为每个进入哈佛学院的学生都必然能毕业，他们必须通过严格的年度考试。超过四分之一的进入该学院的学生无法获得学位。

仅在几年前，所有从这所学院毕业的学生学习的是一套统一的课程。每个人都以同样的比例[2]学习同样的课程，而不考虑他的自然天赋或爱好。学生没有选择课程和教师的自由。这一制度现在仍盛行于美国的学院，并且不乏坚定的捍卫者。它有其简单的优点。我们的祖辈上的学校所用的也是这套方法——对所有的儿童都用一本启蒙读物，一套教义答疑，一根棍棒。总体来说，对大多数美国人而言，一个经过很好的选择以满足一般需要的共同课程是非常合适和自然的事情，甚至对成年人来说也是如此。

作为一个民族，我们没有将劳动分工的原则应用于精神活动。对高度专业人员的特殊训练，我们有一种犹豫的信念。现代美国人那种自认为可以用手创造一切的粗俗的自负，不知不觉被我们提升到了荒谬的高度。我们已经习惯于看到人们从农场或商店飞跃至法庭或讲坛。我们多半相信常人也可以安全地穿上天才们的七里格长靴[3]（seven-league boots）。我们习惯性地要求我们的立法者需要多少知识和经验？我们通常认为外交家需要什么样的特殊训练？——虽然在紧急情况下，这个国家已经知道该转向何方。唯有经历多年的惨痛经验之后，我们才相信士兵的专业训练在战争中是有价值的。缺乏这种对自然天赋所预示的能力和围绕某一目标集中训练的价值的信任，等于国家的危险。

在教育中，不同思想的个体特征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在男孩子的整个少年时期，学校的学习应该具有代表性。所有主要的知识领域都应该纳入其中。但是，19—20岁的青年男子应该知道什么是他最喜欢和最适合的。如果之前的训练足够广泛，这个时候他应该知道自己是否适合语言、哲学、科学或数学。如果他什么都不喜欢，至少也有感到讨厌的。在这个年龄，对于口算不出某个数的孩子，教师可能会明智地放弃只是简单给个零分的做法。当一个青年男子显现出自己特殊的兴趣和能力时，让他虔诚地欢迎它，感谢上帝，并拿出勇气。从此以后，他知道了通往快乐、热情工作的道路以及引导天赋和成功的上帝旨意。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可以从其使用工具的多样性来推断。石斧和机械工厂之间有几千年的人类发展历史。随着工具的增多，每个工具都得到更加巧妙的改变以适应它独有的用途。构成一个国家的人同样如此。对个人而言，专注和自身独特能力的最大程度发展，是唯一的谨慎之举。但是对国家而言，需要的是多样化而非统一的智力产品。

这些原则证明了这所学院过去40年中逐步发展起来的选修课制度的合理性。现在，只有大一学生所学的是为所有人规定的固定课程。其他三年中，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学院都允许学生从课程清单中自由选择所学课程，包括大二6门、大三9门和大四11门课程。尽管它有一些明显缺点，但选修课的范围十分广泛。选课的自由度很大，但也有一些严格的限制。学生的学习必须完成某种体系结构，其中有一半左右的课程是规定好的。提供给学生的，并不是在自由学习、专业学习或实用学习之间的选择。所有向他开放的课程都是自由和训练性的，而非狭隘或专业性的。在这种制度下，学院的确无须要求每个文科第一学位的申请人学习一套恒定的课程。但是，这一学位的要求很高，没有弹性，学生需要用不少于四年的时间来专注于自由文化的学习。

据称，选修制必然会削弱班级成员之间的联系纽带。事实的确如此。但是，考虑到另一个降低班级亲密关系的更大原因，这一点不是很重要。大学班级规模的扩大不可避免地造成这方面的巨大变化。150个年轻人不可能像过去的50个人之间那么亲密。这种扩大是渐进式的。考虑到学生平均年龄的增长，如果没有更好的动机来进行这种改变，它将迫使大学采取不同于过去的教学方法。选修制促进了学问的进步，因为它可以自由发挥自然偏好和天赋能力，让对选定的课程充满热情成为可能，把教授及其忠实追随者从一群要被迫完成不喜欢的学习任务的学生中解脱出来，通过向充满活力的小班级提供多样化的课程，取代向人数众多的班级提供少而重复性的课程，从而扩充了教学。因此，这所大学建议坚持不懈地努力去建立、完善并扩充选修制。管理上的困难起初似乎令人生畏，但在有了短暂的经验之后即告消失。

关于讲授和诵读的优点比较有很多讨论。两者都有用，讲授知识是为了激励、引导和系统综合，只有对整个知识领域有全面了解的人才可以正确地运用它们。诵读，是为了确保和检验学生对文章或作者意思的全面掌握，是为了开展交流式的评论与扩充[4]、模仿[5]与竞争。单纯的诵读容易沦为枯燥的重复，而单纯的讲授也常常是人力物力的浪费。讲授者好似费力地给筛子注水，水可能有益，但它流走了。心智必须通过练习才能得到发展。然而，正如可以相信学生不必经常进行提问和重复也能掌握和理解作者的意思一样，诵读也有可能被弃之不用。因此，在学院学习的后面几年，一个确定的趋势是诵读次数的减少，学生的学习效果通过定期考试来检验。如果谨慎控制，这种趋势是正确的。

关于讲授和诵读的讨论引发了一些针对教科书及其用途的强烈意见。教师和学生很自然地都对教科书和教学手册感到无法忍受。这些书在很大程度上确实非常不完善，经常需要博学的教师不断修正。在目前尚未完善的情况下，刻板印象是造成它们那最令人恼火的缺陷的部分原因。要使“金属板”（这里喻指书本）跟上知识的进步，代价是昂贵的。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教科书的明显缺陷而过分笼统地指责对它的使用。在自身学科能够超越所有教学手册的教师绝无仅有。一般来说，科学的教学手册比语言、文学和哲学的情况还要糟糕很多。可是，过去20年，我们国家医学教育的主要进步是在系统背诵教科书的基础上增加了讲授作为理论教学的主要方式。医学学生的训练固然不足，但为我们主要的科学教育的方法和成果提供了一个最好的例证。好的医学院的普通学生在三年中的转变充分证明了他所受训练的效果。

人们对于笼统意义上的学院和对这所学院存在一些常见的误解，对此，我想花片刻时间说说我的看法。首先，尽管这一时期的学生经常面临道德危机，但从男孩子的少年时代至成年的关键阶段，没有什么地方比一所良好的学院更为安全。学院共同体的安全主要归功于它的各种充满活力的活动。公众对它的看法，虽然很可能不够准确，但总体评价仍然很高。它的学术品位与习性，热切的友谊和瞬时的仇恨，激烈的争辩，对知名人物以及深奥的政治和哲学问题的坦率讨论，都在防范懒散、粗俗和堕落。它的社交和独处一样，都富有教育意义。它对虚伪、自负和装腔作势毫不留情，对夸夸其谈和多愁善感只有嘲讽。在这所学院里，对真实情感的压抑确实是太过分了。缄默比任何无鉴别的交流都更值得尊敬。但是，美国人的羞怯和英国人的内敛一样，都不值得称赞。这一点特别能打动你们——还是本科生的年轻人。当你真的敬佩一位教师时、对工作充满热情时和一些精彩的话让你兴奋不已时，请表达出来。不要为这些情感感到羞愧。你热爱那些激发你更大潜能的教师，请珍惜这种自然情感。为知识的主人服务是一种极大的乐趣。我们美国人很容易失去这种幸福。德国和法国学生得到了它。如果你在以后的岁月里，回忆起你年轻时曾经付出的崇敬之情，相信我，你将眼含泪水。

许多优秀的人在任何一个学院排名系统中都感受到巨大的冒犯。但是，为什么我们对年轻人的期望要比对他们的长辈高呢？有多少男人和女人仅凭最高动机履行他们的日常工作——彰显造物主的荣耀和改善人类的境况[6]？大部分人只是为了面包而工作，少数人是为了蛋糕。大学排名强化了更高动机。在名誉之战中，没有什么援助会被拒绝。在藐视敌人之外，拒绝盟友也是危险的。然而，设计一个适当的方法评估大学生的忠诚和学业成就，这个问题讨论了很长时间还是没有得到圆满的解决。排名作为一种激励，最糟糕的地方是让有抱负的人自我参照。简而言之，对于心智培养、智力进步和自己所处的位置，年轻人考虑得越少越好。

学院的烦琐纪律引起了支持者和反对者太多的关注。应该记住的是，无论为塑造这所学院的特征而保持高水准的行为和举止是何等必要，关于礼仪的规定还是要被公正地描述为琐碎。从技术上说，一个毫无波澜的学期不能被视为大学成功的顶点。这种成功不是用大学惩罚的频率或罕见程度来衡量的。在学术的高地，成功或失败的标准，不是极少数男孩子的恶作剧，也不是罕见的毁灭性恶行。每一年的成果都必须通过增加的教学机会、普遍的学习热情、丰富的文化和提升的品格来衡量。让学生习得廉耻心的最好方法是培养其学识和男子气概。没有什么主要力量比道德更能提升一个社群的行为举止。这所大学的章程中有关犯罪和过错的章节，需要做些修正和缩减。但是，让我们向我们的父亲表达我们作为儿子所需要的公正。对现今的我们来说显得过分详尽或细致的礼仪，在当时无疑是明智和恰当的。星期天穿黑色衣服的规定，是为了向人们灌输一种虔诚的态度并出于对神圣事物的适当考虑。但黑色并不是当今唯一庄重的服饰颜色。当然，在终止这种特殊礼貌方式的过程中，我们似乎不应该轻视那些只是外在标志而非实质发生改变的温和的教养方式。

哈佛学院一直在吸引且现在仍在吸引生活条件各异的学生。从可能不太关心他们的儿子在坎布里奇要花多少钱的城市商人或专业人士，到觉得很早就让他们的儿子为上大学做准备是一种很大的牺牲的农民或手工业者，所有人无论背景条件如何，都希望并且一直希望将他们的儿子送到这里。对这所大学里的很多年轻人而言，他们在这里花费的每一美元都是挣的或借的。每一年，许多年轻人没有任何生活来源就进入这所学院。如果他们能够证明自己是有能力和品格的男人，就从来不会因为缺钱而离开。现今，每年有超过20000美元用于资助家境不宽裕的学生完成他们的学业，此外还有学费减免和许多的私人捐赠。后者更是源源不绝。这些源源不断的用于资助贫困学生的基金，使得董事会能够说，没有任何优秀的学生会仅仅因为贫穷而来不了坎布里奇或离学院而去。然而，这种资助有一项统一条件：受资助者必须具备能力和最优秀的品格。大学不必将优质教育提供给所有人，而只需提供给精英——即那些有能力，同时通过努力学习证明自己具备必要的恒心和毅力的人。在贫困引发的困境中为进入学院做准备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有价值且必要的考验。此时此刻，单从经济来说，这个国家没有任何一所学院比哈佛更适合贫困学生。奖学金主要是表彰这些优秀人才过去15年的成果，而他们自会打理好自己的未来。可以预见，这一代从基金中获益并且日后取得成功的人，将会为他们的后继者提供成倍的捐赠。他们所欠的不是大学的，而是天堂里那些他们无法道谢的捐赠者的。奖学金的设立毫不奇怪。有什么是比向有前途的年轻人提供智力成长和自由亟需的财富更大的恩惠呢？天堂里的天使都会嫉妒凡人这种美好的奢侈。获得奖学金的幸福感，不限于获得者一人，还会投射给他的家庭，使一颗颗焦急的心灵感到愉悦。奖学金所带来的好处不只是他自己的，而是会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每一代都会成倍增加。得益于世代传承的慈善奥秘，没有任何其他资本可以赢得像个人文化这种利益。最贫穷和最富有的学生，在这里同样受欢迎，因为这里看重的特质无关贫穷或富有，而是他们具备的能力、抱负和纯洁的品格。在这个追逐金钱的国度，学者的贫困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它保持了美德和荣誉的真正标准。是贫穷的修士而不是主教挽救了教会。贫困的学者和负责的牧师帮助现代社会抵御了物质繁荣。奢侈和学术互为天敌。然而，这所学院的独特品质，很大一部分有赖于那些从富有教养的家庭带来的斯文举止、高雅品位和男子柔情，加之以积极开放的大脑、知识志趣和公共责任感。来到这些学术殿堂，在有教养的人和知识分子中占有一席之地，对富人和穷人的儿子来说，都是一项至高的荣耀。对学院而言，失去那些从小就享受家庭和社会财富优势的人同失去穷人的儿子一样，都是一个重大打击。在这个方面，大学和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当富人无知而没有教养时，国家会遭受重创。当与文化相脱离时，继承的财富则是十足的祸端。哈佛学院有时被指责带有贵族色彩。如果贵族指的是一个基于财富、出身、欧洲方式的矫揉造作的愚蠢而狂妄的阶层，那么没有什么比这更荒谬的指责了。这所学院有着强烈的美国感情和强烈的民主心态。但是，哈佛的孩子属于，并且我们希望他们永远向往属于这样一种贵族——他们擅长男子运动，拥有学术专业的荣誉和奖项，在智力劳动和战斗的所有领域表现优异。这种贵族，在和平时坚定地维护公共的荣誉和名望，在战争时第一个冲向战场。(https://www.daowen.com)

本大学需要对当下流行的有关教育与女性就业问题讨论的态度做个简单说明。美国是这些争论的自然舞台，因为这里的女性的状况在过去和现代都比其他地方要好。美国人通常仇恨所有缺陷，无论是宗教、政治还是社会的。性别平等，无一方有特权或受压迫，是美国家庭的良好习惯。在这场伟大的争论持续期间，大学的责任是保持审慎和观望的态度。董事会不会接纳女性进入哈佛学院，也不会接受她们进入任何依纪律要求她们住在学院附近的任何专业学院。困难在于数百个个性不成熟、到了适婚年龄的年轻男女共同住宿所隐含的问题非常严重。制定必要政策法规的工作极其繁重。然而，董事会在做出这一决定时，没有受到任何对女性先天能力粗俗看法的影响。关于女性的自然心智能力，世人几乎一无所知。只有经过数代的公民自由和社会平等之后，才可能获得足以讨论女性自然天赋、兴趣和能力的必要数据。另外，董事会认为没有必要在女性是否适合专业追求这一问题上取悦一种乐观的看法。解决这一争议不是大学的工作。这个国家的大学不会承担起保护社会免受不称职的律师、牧师或医生之苦的责任，社会必须通过拒绝任用这样的人来保护自己。实际而非理论的考虑决定着大学的政策。在有的问题上，偏见根深蒂固，态度易被激怒，人们又缺少真实认知，对待这样的问题，在重大的利益攸关的关键时刻，只有一种做法是稳健或合理的——那就是小心谨慎地进行实验。实际的课题是设计一个安全、充满希望和有启发意义的实验。董事会已经计划为有能力的女性开设全新的大学课程来开展这种实验。通过这些课程，大学为那些已经受过多年良好教育的年轻女性提供她们所希望的自由文化的学习，可以肯定的是，它们没有直接的专业价值，但是能够丰富和充实智力与个性。大学希望借此促进女性的思想解放。女性在教学这一学术性职业领域已经明确地占有一席之地，学校希望以比原有程度更高的方式为这一职业培养部分女性。学校希望，通过提供这种高等教育，能够对女子学校产生投射性的影响，抵制肤浅，并且从整体上促进教育的发展。

大学的管理者是教师、监事会和董事会。大学作为一个研究和教学场所，在任何时候，都是由教师群体构成的。大学的教授、讲师、导师是知识和热情的鲜活源泉，是他们使教学成为可能。他们组合成不同的群体，包括学术教师和专业教师，每个群体实际上决定了他们自身的程序和规则。教学方法的讨论是这些群体的首要事务。实际上，大学的进步主要源于教师。在过去15至20年中，学术性教师和医学教师的情况就是典型例证。本科生通常认为学术教师的时间主要是用于进行琐碎的训练，事实远非如此。在和大学的联系上，学术教师是最活跃、警觉和忠实的群体。的确，他们经常被迫去讨论一些在没有经验的观察者看来微不足道的细节，但在教育中，技术细节作用重大。把德语作为大三学生每周一次的额外学习还是每周两次的选修课程，看似无关紧要，但是20年后，它产生的影响就是造就懂德语的一代或不懂德语的一代毕业生。通过不断地聘用辅导教师和助理教授，教师群体比大学中其他任何组织都能更快更好地“新陈代谢”。两种人可以成为好老师——年轻人和永远不会变老的人。关于学术教师的即时讨论产生大量成果，它让我们见证了自沃克就任校长以来大学的变革。人们从未厌倦这种讨论。新人继续旧的辩论，每一年的进步都不逊于前面一年。教师们的分歧从不会以新老来划分阵营，任何时候都有年长的激进者和年轻的保守者。

医学院的教师为我们提供了同一原则的另一例证——大学的真正进步取决于教师群体。今天的医学院，其实力几乎是15年前的3倍。教学力量得到了极大提升，教学方法也有了很大改进。这个进步是医学院教师工作的成果。

既然教师如此重要，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保持和提高教师群体的质量。大学很难找到称职的教授，很少有能力卓越的美国人能被吸引到教师这一职业群体中来。薪水太低，而且不能像其他学术职业一样通过付出单调繁重的劳动而使薪水有望逐渐提升。供求法则，或者说商品的质量与价格通过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自然竞争得到了最好调控的商业原则，在高等教育领域从来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尽管一些人极力倡导，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所谓的法则在大学中从来不起作用。原因在于父母和董事会这一方对一流教师的需求是一种天真的需求，而接受过高度教育的教师的人数如此有限，使得“消费者”没有充足的机会了解他所需求的真正质量。这个原本就很糟糕的判断，对他来说，将一直是个糟糕的判断，原因在于没有足够充分和多样的供给可以让他增长见识。况且，需要并不必然是需求。每个人都知道，即使在市场上商品供应充足且购买者非常了解的情况下，这条法则在防范短斤少两和掺假方面也非常不完善。即使是最明智的社会群体，他们在买衣服和杂货时也可能防范不足。在对知识、感召力和个人影响力的雇用上，供求规律完全失效。我们不能像管理一条铁路或一个棉纱厂那样来管理一所大学。

但是，学院教授的状况在两个方面的改进是切实可行的，并将产生不错的效果。他们的定期津贴必须也必然会提高，现在困扰他们的重复劳动数量必须减少。选修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通过缩小班额、专业细分以及增加课程种类，让教授们的工作量变得适度。

经验告诉我们，能力最强和最忠诚的教授在增进知识方面会有所贡献。或者，如果他们自己的创造很少，也会捍卫、解释或传播他人的贡献。然而，这一代美国学者的主要工作是定时且刻苦的课堂教学。除了捐赠的天文台之外，大学没有用于确保学者闲暇和从事原创研究的财富。

监事会的组织和职能，值得所有对美国那种通过私人组织机构向社会提供高等教育的方式感兴趣的人认真关注。自1866年以来，监事会成员均由校友选举。每年选出5位，任期6年。因此，这一机构有很多明智的支持者，并且更新很快。在任何一年，提名人数都两倍于实际席位数，这种新颖独特的方式作为一种可能应用于政治的手段值得认真研究。监事会真正的功能在于激励和监督校长和大学成员。没有监事会，校长和大学成员将成为一个自我维持和自我控制的私立董事会。由于有两个管理委员会，大学享受了所有美国政府拥有的那种重要保障——法理、权力和特权基础不同的两种机构的天然对立。在与董事会共同关心最深层意义的大学的福祉和学问的进步的同时，监事会成员应当永远对董事会保持警惕怀疑的态度。他们应当永远对董事会施压和监视。监事会所行使的公共监督职能的重要性很难被夸大。经验表明，我们对大学功能的持久维系和不断扩大的期望，必须依赖这一双重的组织方式。英国那种建立单一的私立董事会组织，根据某个或某些创建者的个人指导经营大学或慈善机构的方法，无疑已经被证明是非常糟糕的。如果我们用几代人来算的话，以这种方式建立的机构已经被证明寿命不长。如果没有监事会的存在，导致英国捐赠学校（endowed schools）衰落的同样原因，也会威胁到大学的生命。这些学校通常通过封闭的法人团体来管理，自我选举，自我控制，缺乏活动动力，完全没有外部的刺激和帮助。这种机构对人来说太没有责任感约束了。通常到了在这种机构供职的人生阶段，休息才是愉快的。最容易的活法往往就是最好的活法。碌碌无为虽然实际要承担更大的责任，但看起来要比有为轻松。这些机构经常因为创建者的遗嘱，以及既没有办法执行，又阻碍系统改进的法律条文而受到束缚。目前对此类机构还没有全面的督导和公开的报告。我们不能洋洋自得，觉得在同样的条件下我们总是可以安全地防范这种危险。被令人震惊的辱骂激怒后，英国一些教育界的友人甚至宣称应该毁掉所有这些对学校的捐赠，将来也没有可能建立这种信托机构。法国的法律则实际禁止私人创建这种信托机构。

与监事会成员对大学的监督和对其状况公开报告的权力紧密联系的，是他们在提供建议和督促改进方面的重要职能。一所规模庞大的大学的惰性是十分可怕的。如果好的过去使我们满足现状，不为未来做准备的话，这无疑是危险的。我们的监事会目前的章程，已经激励新英格兰的其他几所学院的校友，并要求对拥有学校所有权的迄今为止作为唯一权威来源的董事会具有类似的控制。

我们现在来谈谈大学的核心——董事会。这一机构掌握基金、负责任命和制定薪酬，是大学组织法律所有变革的推动者。这个执行机构必须小才能高效。它必须包括在财政上有着良好判断力的人，且以文学和学术为业的人士在成员中的占比应该得到充分体现。董事会的成员应该缓慢进行更换，因为对大学而言，管理机构有稳定的目标以及独立于个体和代际传承的主流精神是至关重要的。这种精神应该是什么呢？第一，它应该是一种兼容并包的精神。大学必须是本土的，必须富有，但是首先它必须自由。自由之风必须吹遍大学的所有地方，就像飓风卷起麦浪。学术自由的氛围是文学和科学的原生空气。这所大学有志于通过培养具备学术诚信和思想独立的人为国家服务。董事会要求它所有的教师庄重、虔敬和高尚，但给予他们与学生同等的自由。大学不是由某个教派创建的，而是由国家创建的。

第二，大学的推动精神必须是一种忠诚的精神——忠诚于数百无论贫穷或富有，都怀着为地球带来永恒福祉的美好愿望而为校长和哈佛大学教师提供资金的人们的委托和信赖，董事会一直在尽最大努力使这些愿望变成现实。199年前，威廉·彭诺耶（William Pennoyer）将英格兰诺福克郡的一些土地的租金捐出，用于这所学院“永久教育、培养和保持两名成员和两名学者”。这一捐赠的收入从未落空。今天，四项“彭诺耶”奖学金的其中一项是威廉·彭诺耶的弟弟罗伯特的直系后裔在维持。同样，丹弗斯总督（Governor Danforth）的一位直系后裔受益于丹弗斯1699年给这所学院的捐赠。董事会无论事大事小，都同样竭尽忠诚。他们在一个方面受到极大的祝福：董事会的整个生命周期历经七代人，其中无人因为管理或服务的疏忽造成损失。对所有委托的严格忠诚是董事会最宝贵的财富。有了这一点，学院就算失去所有一切也能生存。这一点如果丧失且无法修复，大学将时日无多。立遗嘱的人在处理他们的捐赠资金时，首先看的就是机构的可信度和持久度。董事会感激所有可能增进知识的捐赠，但是，他们相信，如果捐赠应用的领域不被限制得太窄，大学的福祉可以得到最有效的提升。无论何时捐赠者提出请求，董事会都会同意将每位捐赠者的资金单独放到捐赠者的名下，全程确保这笔资金用于捐赠者指定的目的。但是，通过这种特殊投资，将特殊捐赠吸纳进普通基金的保障措施消失了。独立设立的基金，可能因为设立中的一个错误判断而受损甚至丧失。在一代中，这种损失很小，但是数个世纪累积起来它就很可怕了。一般性的指定，如薪水、书籍、宿舍、公共建筑、本科生和研究生奖学金、科学收藏、实验室花费，都有持久的意义和作用；同时经验表明，在资金使用上的规定如果太具体琐碎，往往会由于数代人之间不断变化的需要和习惯而无法执行。

此外，董事会还应该充满进取精神。一个如这所学院的机构，当满足于所获捐赠而裹足不前时，它就会走向衰老。在基金投资上，委员会应该一直致力于寻求如何安全地再赚0.25%——0.25%意味着一个新的教席。它应该不断寻求更多的教席，更好的教授，更多的土地和建筑，更好的仪器设备。它应该保持热切、不眠不休和不知疲倦，从不浪费时间去计算已经赢得的荣誉，随时欢迎和应用社会的慷慨捐赠，在学问和公众美德事业上，心系于需要克服的困难和需要完成的工作，而非展望前景如何。

先生们，你们已经看到了我所描绘的这所学院董事会的真正精神。我已经描绘了新英格兰特征的高贵精髓——这一特征使我们成为自由智慧的人民。上帝保佑，这一特征也将为提升人类福祉做出重大贡献。

除了肩负的责任，董事会的实际工作比人们想象的要繁重得多。在过去20年中，大学事务的数量和复杂性已经大大增加和提高。依赖董事会每位成员的时间和思想完成的任务确实繁重。在这些日子里，董事会的工作得到了高度赞誉。

大学校长主要是一名执行官。但是，作为两个管理机构和所有院系的一员，在辩论中，这或多或少会影响他与大学的完美密切关系，他的个人影响力的大小可能碰巧使他有资格这么做。一个事必躬亲的管理者，做得其实很少，而且很少的这部分也做不好。校长的首要职责是监督。他应该了解每位工作人员和雇员的工作是什么，以及各人是如何完成工作的。但是，要求校长决定一切——从购买门垫到任命一位教授——的时代过去了。政府、工厂、巨型公司所通用的，使一个现代军队的运转成为可能的责任分割和下放原则，必须运用于大学。校长应该有能力辨明复杂而旷日持久的讨论的本质。他必须知道理论中哪些看似有前景的部分应该经过实验来检验，必须确定有哪些可取的事情同时也是可实现的，必须明白在很多项目和方案中哪一个是最成熟且可以实施的。他必须把握一切可以赢得资金的机会，寻找杰出的教师和学者，影响公众的观念去增进知识。他应该具有前瞻性，预见公众对教育问题的舆论波动、供养大学的机构的进步、大学提供的职业变化状况、新兴职业的兴起、社会和宗教习惯的逐渐改变等因素对大学的影响。大学必须及时调整自己以适应其所赖以生存的民众特征的显著变化。任何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都是一面忠实反映其民族历史和特征的镜子。在这个流动性较强的国家，大学与社会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总体上比僵化的国家更敏锐和快速。因此，校长不需要在理解建造一所房子的计划之前先看到房子的建造过程。他可以通过与各种各样的人进行广泛的交流，并通过对教育、立法和社会学的每一次真正的讨论来获益。

大学校长最重要的职责是在教师任命上为董事会提供意见，特别是对于那些暂无时间和机会向大众证明自己的年轻人的任命。校长正是通过履行这一职责掌控着大学的未来。除非他有洞察力，除非他能够（有时透过表面）辨别出真正的绅士和天生的教师，否则他不可能做好这项工作。这是校长的一项沉重责任：与之相比较，其他所有的职责都要轻松些。每天看到一项错误的任命带来的恶果，必然会是一种最残酷的折磨。幸运的是，一项明智的任命所带来的益处也是不可估量的，而且这里和别的地方一样，善比恶更具渗透力和扩散性。

现在，为了使较轻的职责不会排挤较重要的职责，至关重要的是规定校长职责的法规必须重新修订，学院的风俗习惯应有所改变。但是，无论校长的职责多么重要，千万不要忘了他是一位坚定的大学章程执行者。重要的是他的个性和判断，而不是他的观点。他是一个审议机构的执行官，主持讨论之后通过投票结果做出决定。这些决定约束着他，他不能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任何人。大学是这个世界上最容不得独裁者的地方。学术界永远是一个共和国。这里可以有偶像，但不能有主宰者。

社会可以为大学做什么呢？它可以热爱、尊敬和珍惜大学。热爱它、尊敬它吧！大学是依靠公众的感情和尊重来维系的。在它的孩子们对它的忠诚中，它找到力量和勇气。董事会、监事会和一些教师群体需要感觉到，公众舆论的领导者，尤其是学院的“儿子们”站在他们身后，随时准备给予他们慷慨和明智的支持。因此，我们欢迎州的最高长官、参议员、法官和本州其他政要出席这个古老典礼，见证马萨诸塞州从它这所最古老的大学所感受到的荣耀。因此，我们为今天出席典礼的广大校友感到高兴，这证明了他们对学院的热爱，这里尽管一切都变了，但依然是他们的家，请珍惜它。这所大学，尽管在美国学院中还算富有，但与欧洲伟大的大学相比依然十分贫穷。美国社会的需求已经远远超出了大学所能提供给它们的范围。我们必须尽力同时满足少数精英和多数普通人的需求。我们不能忽视艺术。除了军营之外，我们同样需要森林和草地。在这个急剧扩张的城市里，不久之后我们将没有机会得到这些。但是，首先，我们需要教授、书籍和仪器以加强教学和学术研究。

那么，大学会为社会做什么呢？首先，它将以知识、诗歌和虔敬作为丰厚回报。其次，它将培养公共责任感——这一成就共和国的伟大美德。哈佛学院的建立是践行公共精神的一次英雄之举。一个多世纪以来，这个州的公共精神以及个人捐赠维系了它的生命。过去50年中，大学友人的公共精神已使捐赠基金达到了以前的四倍。那么，接下来几代在这里接受教育的年轻人如何回报创建者们的虔诚关照呢？他们崇尚自由和热爱自己的国家吗？作为回应，我们应该为国家提供优秀的服务，为参议院、内阁、外交部门、陆空军和海军培养人才。在座的各位尊敬的先生，向世界展示了这所学院毕业生的公共素质。他们的服务并非为了利益。其他的劳动领域更吸引他们，而且会更好地回报他们。但是，他们内心充满了共和国应有的崇高理想。最近，一直有人质疑，文化是否是无私的，品位高雅的人是否真的热爱自由和准备为此忍受苦难？简言之，这个世纪的绅士是否像过去忠诚于国王一样，忠诚于崇高的理想？那边的旧操场，是纪念这里所培养的男子气概的合适地点，在那里不久将建立一座雄伟的纪念馆，世世代代向这些肤浅的质疑提供令人信服的答案，因为在纪念馆的门口处将写着“纪念为国献身的哈佛的儿子们”。这所大学的未来将无愧于它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