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大学问题——霍尔校长在克拉克大学建校25周年庆典上的演讲
G.斯坦利·霍尔
在克拉克大学建校25周年的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我们与各位校友在此庆祝。在弗兰奇博士及其委员会鼓舞人心的带领下，克拉克大学已经在学术史上取得了一些其他学校无法比肩的成就。特别是在克拉克大学最初几年的年鉴记载中，我们看到了它比其他任何大学都更辉煌也更艰难的发展历程。当时我们的导师中有13人或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任过教，或在那里取得学位。众所周知，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曾为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掀开了新的篇章。我们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展的巅峰时期离开了那里，开始了在克拉克大学的工作。在不懈进取、追求卓越的理念鼓舞之下，这个创办克拉克大学的原始团队同心同德、锐意进取。该团队在其品质上，若非空前的，也是无比卓越的。建校时的董事会中的各位成员都已去世（虽然我们当时的教授队伍还都健在），据当时与克拉克先生关系最为紧密的执行委员会的三位重要委员——哈尔、德文斯和沃什伯恩估计，我们可控的资产将达到800万美元至1200万美元，可能还会更多。
25年前，我在欧洲进行了一次为期8个月的旅行，手中有一些推荐信，其中一封来自政府的推荐信使我有机会了解文化部、大学圈的工作方式，并接触到一些案卷，所以我将这次旅行视为一场前所未有的教育之旅。当我带着这独特的使命行走在欧洲时，我惊讶地发现欧洲的一些出色学者都对教育学问题深感兴趣，他们热情慷慨地花时间与我讨论，并给我建议。我有幸与凯尔文勋爵、巴斯德、赫尔姆霍尔茨、乔伊特等几十位重要的科学思想家会面；并受普鲁士教育大臣冯·戈斯拉尔的邀请，参观了德国的大学；而最让我感到局促不安的还是在特立帕诺夫将军的陪伴下，参观了两所圣彼得堡附近的俄罗斯军事学院，这两所学校都因我的造访安排了全天的军事表演；我还作为特邀嘉宾参加了瑞典大学的会议；等等。克拉克先生希望我能尽可能多地走访一些学校和机构，留意所见所闻，收集各种建校方案、财政预算案及各种管理方法，并为新建的克拉克大学物色一些优秀人选，暂不与任何人签订协议，只是为日后的合作做个准备。令我震惊的是，我所遇到的每个人都非常慷慨地给我建议，他们对大学都保有珍贵且周详的设计理念，其中的大部分人都对自己的学院有着十分美好的憧憬，不仅要与培根的所罗门宫相媲美，更要与想象中的科学圣殿一争高下。从我此次出行的大部头札记当中，能够整理出足够支持世界上的大学此后一个世纪发展的长远卓越的教育理念；若依照这些理念组建一所新的大学，花费1亿美元的资金也未必能完成。
在旅行和走访中，我有幸了解到一些大学的创建计划，其中包括：立刻要在维也纳动工的一所耗资400万美元的新大学的创建计划；巴黎的新索邦大学的创建计划；为了向刚刚被吞并的法国阿尔萨斯—洛林人展示日耳曼高等教育的风采，法国的对手俾斯麦在斯特拉斯堡创办的那所全新大学的计划；还有基尔大学的创建计划，通过此计划，德国人试图向其占领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显示其高等教育的水平，并意在与邻近的哥本哈根大学展开竞争，就如同他们恢复柯尼斯堡大学的招生是为了向其对手俄罗斯在多帕特的大学示威一样。由于特殊机缘，我还得到了一些大学的秘密文件及一些未付梓的（法律）文件，这些都使我感到窘迫不安，我原本对这些地方几乎并不知晓，只因这次独特的任务才有缘前往。我发现不论是年轻还是年长的教授，对于自己所在学院的发展都怀有梦想，但这些梦想都需要巨资才能够实现。我将所见所闻全部写下来，交给克拉克先生和我的同事们，心中期待着一所伟大学校的建成。带着所有的这些建议和启迪，我满载而归，怀着对于建成新大学的热切期待和脚踏实地去实现梦想的渴望。回想当年，当与欧洲学者谈起克拉克大学时，他们才从我口中第一次听说伍斯特这座城市的名字，那样的时刻常常使我们倍感尴尬。但看到那些我们曾经一起探讨的教育理想已在这片梦想的黄金土地上变为现实，我们当时的那种尴尬感觉就荡然无存了。
我们所有人都会有一些想要实现的理想愿望，我回国时正飘飘然于自己的学术理想之中，但是现实很快使我们冷静了下来。在这里，我不想再重述当时令人沮丧的细节，总之最终我们的教职员工当中有五分之三的人逃至芝加哥等地。如果历史上确实发生过学术悲剧，一群学者背负着十字架去往地狱，那便是发生在这里。这些年来的故事已经被详细记述了下来，其中除了如实的记载以外，当然也包括我们听说过的各种不同的故事版本。真实的记载会在档案馆中妥善保存，或许会在未来25年后出版面世。
不管这在当时是否受过质疑，在此后的第4年即1893—1894年度，在比期待值低很多的支持条件下，我们重新办校。此时每年可用经费只有原先创校时的四分之一。在随后的7年中，直至学校的创始人在1900年去世，我们只花费了60万美元收入中的四分之一以及用于图书馆建设的10万多美元，即不到30万美元。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可能被其他学校或机构高薪聘请过，但是总体说来，我相信没有人因选择了这里而后悔过。在当时窘迫困乏的日子里，我们的团队形成了两大特征：一大特征就是我们相处和睦，没有摩擦和钩心斗角。我们齐心协力，并肩工作，这对于一所规模不大的学校来说十分重要。在规模大的大学当中，不和谐的情况总有出现，但在这里，任何一个部门中出现不满和问题都会干扰整所学校，所以做好调解就成为必不可少的要素。另一特征则是整个团队兢兢业业，在科研与教学工作中专注投入。相比于我们的人员数量和收入水平，我们的生产率与成果数量已经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以至于我怀疑其他机构是否能够与此相比。那些当时与我们一同经历过这一切的校友会感到我们彼此之间内心的接近，这些经历对我们而言意义深远。在推动学校面向新世纪发展的过程中，校友们充当了领导者的角色，从那时起，校友就作为一种推动学校发展的强有力的因素被记入史册。校友们对于学校发展的有组织的支持及其对于科研的热情，都是对我们的鼓舞，今后将继续推动我们竭尽全力并且激励我们未来的发展。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在过去的8年中已经有51名学生在克拉克大学取得了学位。当然，除此以外，大学还有着其他重要的目标。这目标便是，作为克拉克大学的师生，我们是同胞，我们如伴侣，永远不分离。因此任何挑拨我们关系的人都是我们共同的敌人，任何一个帮助我们的人都是我们共同的朋友。在双方之间，任何侵占对方领地或者以牺牲对方利益为代价来获取自身好处的方式都会破坏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和谐关系。我们这个合二为一的双元整体独特而微妙，它意味着新的责任，并且为最高学术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启发和方案。我想说我们双方对彼此都是一种重要的刺激与激励。我们为这所学院感到自豪——我们的师生比是如此恰当，我们了解大学存在的问题、未来发展的抱负及已取得的成就。我们为伟大的第一任校长及其团队所做的工作感到骄傲，为这所学校的师生这些年来在知识与力量方面的增长感到自豪，他们为大学所做的一切犹如大学的一座活的纪念碑！同时，我们以今天绚丽五彩的装饰向第二任校长致以诚挚的敬意与祝愿！他不仅继承并在三年当中实践了非运动型公民心智培育的理想，并且推动了克拉克大学成为高等教育领域的领导者和灯塔。是否有某种大学通用的奖项可以颁给我们这两任校长之间独一无二的联结与合作？我们怎能不纪念这一刻，不在这一刻下定新的决心？在我们双方之间永远不会有紧张与不和谐，保障我们之间的互助关系的新政策即将出台。
在大量最近的大学文献中，有许多对于理想的大学教授应具有的个性特征的探讨，其中很多已成共识。如一名教授必须是一个好人、一个模范公民、一位绅士和一名学者，一个天生或后天培养成的教师，或者两者兼具；他必须机智，与学生关系亲近，渴望且能够教授学生在专业方面有能力学习的一切，具有好的品格且能够影响他人，适合与学生相处；他不只在为大学工作，也不只为了自己的专业生涯工作，更是在为追求某种更普遍的意义而努力，并投入其全部的力量。这些天生和后天培养的特质是如此高尚，而且这些特质能够组合在同一个人身上是何等罕见，比如说同时拥有严格的教导与父母般的关怀这两种特质。许多大学教授都不满足于教材所述，转而通过自身探求去丰富人类的知识储备。我们有幸看到我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在这方面取得了成就。
对于大学教授而言，科学研究是他的首要职责。他必须专注于自己专精的领域，不仅要对世界范围内自己研究领域中所有有创造性的思想随时获知，而且必须倾听并铭记其研究领域内的每一种有创见的思考。当然，最重要的是他必须向其领域中的同行讲解他的新想法。这对他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只有这样，他才可能与不在同一所机构工作的同行建立起紧密的联系。正是上述这些推动他不断进步，使他不懈地开拓、探索未知领域。当他不再有力或有意为此时，就意味着他已从神圣科学殿堂的护卫者中退出。就研究成果最丰硕的人生阶段这一问题对各个院系的研究者所做的研究表明，科学家群体是所有文化价值的创造者当中平均年龄最大的，但个体差异也非常明显，可以说科学家越过了年轻和年长这两条工作时限。保持高效高产的研究状态，这恐怕是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情之一。在做研究的过程中，有太多期刊、书籍需要阅读，有太多持续不断的改变与适应，需要提出各种深入本质的问题并为其寻找答案，研究的方法与设备变化之快，以致昨日刚出现的新事物到了明天就可能被废弃。如果我们坚持珍妮特所言的“现实职责”，则短暂的逃离也无法减少科学研究的压力。研究活动是艰辛的，这样的工作时常要面临险境，以致很多人甚至还没能发出一点告知外界的信号，就无声无息地离开了。即便如此，这项工作也有傲人的回报，我无法想象生命中还有哪些快乐比得过获得新发现时的喜悦和兴奋。
不仅仅是工作本身，研究工作的条件也十分复杂多变。直到目前，全世界科研领域的动荡与变化从未停止过，并且近期将要发生的巨大变化还会有很多。学术界也存在各种恶习、弊端，无论大小，都需要去设法整治，一些坏的倾向和风气亟须纠正。如果我邀请你一起去了解一下上述情况，请与我同去。
自1907年起，从日耳曼国家开始，助理教授和讲师建立了强大的多机构联合组织以反对教授与学术霸权的欺压。在奥伊伦贝格，各年级的助教获得了“学术后辈”之称。有统计数据显示，助理教授获得其职位的平均年龄为37岁，平均薪酬为523美元，其后在该职位上一直工作将近20年后，平均薪酬提升至大约1200美元，但是职位没有任何提升。在目前的德国大学中，讲师占到了机构总人数的一半，他们既没有席位也没有投票权，而且很少参与大学学者的共同生活。在法兰克福市今年秋季新开设的市立大学中，甚至准备采用美国式的教授制度，以保障助理教授免受教授的欺压。几年前在图宾根大学，去年在苏黎世大学，均已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古老的制度规则，以矫正这些弊端，并且正在规划中的汉堡大学会在此方面做进一步的努力。匈牙利的两所新建于普雷斯堡和德布勒森的大学及在中国香港地区建立的一所私立大学赋予了年轻教师以更多的自由，对其学术激情和创建给予了更多的尊重。德国大学生也感受到了这种变化的影响，即便未采取革命的方式，学生们也已建立一个强大的大学间组织，他们通过分发小册子来表达各种改革的要求，他们要求更好的教学方法，要求教授提供讲义的提纲，并认为导师授课就要讲授其已发表的研究内容。学生们还要求在学业方面有更多选择的自由：特别是课程论文选题的自由，他们希望能够选到具有研究价值但又不依附于教授研究领域的主题；他们希望自己的发现或研究成果能够属于自己；要求更高水准的入学考试，要求在选课之前有更多时间了解课程，要求更完备的习明纳研讨形式，要求开设更多具有实用性的课程，希望能更方便地使用图书馆以阅读各种书籍、期刊；学生们还要求从初入大学直到攻读博士学位的过程中，能多一点淘汰，这样才能保证个体的发展机会、住宿条件以及更多的与教授接触的时间；他们希望学校对于学生的个人自由少些限制，并改革学院建制、荣誉制度，清除学术藩篱等。上述要求改革的声音对于保守者来说不是好消息，但却是除旧革新、推进变革的重要动力。
在英国大学中最近也出现了许多动荡不安、要求变革的情形，这从1909年寇松勋爵要求变革直至去年蒂尔加德的改革中都可看到。在这里，新教徒们承认这些机构仍然培育着民族的精英——英国绅士，但他们认为目前大学需要的是改善图书馆设施，而非浪费资源重复新建学院，而且正如批评家们所坚持认为的，国会应设法加强大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在这一过程中，一种应当做些改变的深切直觉已经具体化为一些必须去做的事情。在法国和俄国发生了更大的动荡，对于高等教育改革的呼声更高。
在美国，高等教育的主要问题集中在高校的组织和管理方面。过去的大学校长虽然同时从事教学，但拥有着管理学校的绝对权力；随着学校领导机构的发展，校长不再从事教学工作，其手中握有的管理权已显得过度集中。随着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以及稍后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等科研型大学的建立，在这些新型大学中，校长的权力大大增加了。此时校长的职责包括：确立院系，选聘教授并确定其职位，建设、组织学校，代表学校面对董事会、公众甚至立法机关的质疑问询，面对招生与融资方面的无谓竞争，向校内各机构提供所需，尽其所能处理好大学的各方面事务。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间，大学校长的职责和权力猛然增加到难以控制的程度。即使是在全体教职员推选校长的弗吉尼亚大学及一些南方大学，也都出现了对于民主化改革的抵制，“你必须说实话”（要求说出民主制度的弊端）成为极端情况下的口号。在卡特尔运动中出现了大量专横、无礼的事件，学校的权力不是被集中，就是被篡夺。甚至有人坚持，就算持有特许证或者拥有将大学作为遗赠的条件，其最初制定的管理制度都必须改变，美国的传统在这场运动中被抛弃了。人们强烈要求大学校长应当是学校唯一的领导者，由每年一次的选举推选而出。在关于这次运动的文献中，我们偶然发现了一些激进的要求：要求董事会部分或全部权力移交至全体教职员的手中，同时要求年度预算也由教职员共同掌握。最近这里发生的抗议运动便是针对院长的独裁行为而发起的。院长是由校长亲自指定的，但有时他们会对自己所能行使的权力并不确定，这些院长在大学中负责执行、实施由美国大学协会审议通过的各种规则、方法、程序、标准，幸好这些规则、程序不能为某个人而制定。然而，大学院长则常常制定一些他们可以暂时搁置的规则，这大大增强了他们的权力。正是他们将知识学习分解为小时、星期、学期、学分、模块等标准化单元，而这恰恰以机械主义、官僚主义压制了优秀头脑中的创新与抱负。我们刚刚听到了对于首席教授的抗议，那些助理教授和年轻导师们在其学院中都饱受其压制，他们在完成学院中最枯燥繁重的工作，带学生进行各种操练，组织考试、评分等，却拿着很少的报酬，而各种赞誉、荣光则悉归那些首席教授所有。于是，这些放在任何大学甚至任何文化当中都堪称宝贝的优秀的年轻学者，却把他们最好的年纪消耗在重复性的辛苦工作之中，浪费了光阴和生命。事实上，在上述描述中，我们不难看到年轻学者想要成为教授的抱负是怎样一点点被磨灭的，即便他们中的一些人最终成了教授，也未必值得高兴，因为他们已成了这部缺乏学术自由理念的机器的组成部分。令人高兴的是，现在正有一些优秀的教授在为维护自身及所在机构的利益做制度方面的努力，这是一场促进大学健康发展且终将取得胜利的运动。
到目前为止，在克拉克大学，各位认为我们学校的管理状况如何呢？当然，这不应归功于校长个人的智慧或美德，如果有校长的功劳在，那要归功于他是校长的同时也是一名教师，也做着教学工作，而并非将所有时间都用于管理之中；同时，由于克拉克大学规模较小，各种规则较少，因而学术自由未受干扰，至少目前看来，克拉克大学在这场运动中处于领跑而非跟随的位置。在这里，没有人想要拥有专制的权力，但每个人不论做什么都会尽力做好。在这里，每个学院都独立自主地运行，仿佛没有其他并列的院系一样。在这里，没有学院院长，只有少数几个助理教授，因而没有学院领导的专制暴行，也没有像德国大学中那样学生的抱怨，因为我们正在尽力去为他们谋求最好的发展。因此，我们将这次世界性的学术改革运动看作一次重要的新机遇，不论是董事会理事还是教职人员，都应认识到我们自身的优势，认真审视我们现行的制度，看看我们能否利用这一机会去开启崭新的历程，用我们的灯光指引道路，用心聆听当今学术思潮中的可贵思想并为我所用，就像聆听苏格拉底派信徒在我们耳边的低语一样。(https://www.daowen.com)
现在就让我们正视我们目前的情况。在哈尔参议员不懈的努力下，克拉克先生的艰难愿望在公正、合法的保证下有望实现，哈尔的董事会的同事们认为应当将哈尔参议员视为克拉克大学的第二创始人。他的董事会更加积极地参与学校的事务，不论是来自学校外部还是内部的事务。在这次纪念活动的筹备当中，董事会就为我们筹到了更多的资金，做了更多的细节准备；克拉克大学增添的这座令人骄傲的图书馆，要归功于威尔逊博士的创造力及其全心全意的努力，他是我们的伙伴当中最有天赋的一个；在董事会的努力下，几年前关闭的化学学院也得以重建；另外，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的工资也时有增长，尽管与生活成本的增加还不成正比；而且，我们的学院、教授和导师的数量都在增长，学校已进入一个稳定的繁荣发展的时期，并有望在未来的25年中取得比过去25年更大的进步。既然大学创建时期的艰难已经过去，我们已能够自信展望未来，克拉克大学一定能够在日后的发展中坚持其初心与信念。
与追求数字的增加相比，大学工作的质量、成就和能力的增长才是我们的追求。我们所有人最衷心的愿望与祈祷便是克拉克大学永不降低其学术标准。今天最令我感到高兴的便是我们的校友利用自己的工作时间，在这并不十分方便的时节，自发地从很远的地方赶到这里，表达他们衷心的问候与祝愿。此外，出于感激与对学校美好的祝愿，许多校友从他们并不丰厚的教授薪金中捐款给学校，这些捐赠成为学校奖学金的重要部分。
展望未来，我们还需要做出很多改变。我们曾经辛勤地播种、培育，而现在已是收获劳动成果的时间。现在就要设计出下一个25年的课程规划，虽然这看起来有点荒谬。我们必须在更为广泛而复杂的领域中敏锐地坚持发展的方向。在我看来，每所大学都应该有一个高等教育学和学术史领域的专家，他的工作就是帮助其同事们了解世界学术研究的新动向。特别是现在，学术界正发生着迅速的变化，需要有人花费时间站在“瞭望塔”上观察外界的变化。我甚至斗胆提议，国外大学也应在学术政治的背景中设置这样的专家，以便及时感受学术发展的趋势和脉搏。如此，给我们和国外大学带来巨大损失的错误或许就可避免。
眼下校长任期即将结束，换届工作即将开始。我只想提醒，大学的领导者不能再由各学科教授或某位有力保证选举的外来人士担任了，必须聘请精通高等教育历史的专家来担任。作为校长，他必须熟知作为大学起源的中世纪大学的兴起历史，现在的院系便是由那时古老的四大系科发展而来的；必须知晓作为学者的行会，中世纪大学与教会和政府之间的故事；还要了解学术团体目前的社会地位及其提升的过程，了解历史上重大的教育改革及其在后世演进中所展开的不断的修正与重建；了解政府对于学习与研究资助的历史，以及从梅迪奇之日到当代国家与州层面上的高等教育立法；了解今天法国高等教育领域反对集权化的努力，以及新近在各殖民地建立的许多大学和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大学推广运动。新上任的校长必须能够向他的同事们提供方法和建议，以帮助他们实现自己尚未意识到的理想，帮助自由研究者以其自身的方式成长为使命召唤下的“学术超人”。愿他身上少些武断权威的个性，多些团队合作的特质，愿他与其同事们都能在最热爱的领域找到研究灵感与自己的抱负所在！作为校长，他应不满足于对当前各大学所热衷的对于金钱与学生的争夺，对于规模的扩张，或类似工厂经营的生产效率和机械设备的增加，而应当去研究大学的先例、典范和各种文化潮流，并对大学团体中的民主化力量深信不疑，而不把个人的职位特权与权威放在眼里。就大学能为城市提供的智力支持来看，在欧洲大陆，城市的市长都是不同学科的专家，而城市之间在可提供的服务方面展开激烈竞争，并且他们能够负担得起这部分花费是由于专业训练中包含着巨大的经济价值。美国的大学，如果不说世界范围的话，相比于欧洲城市，更可能在这种训练中获利，并且收益会更大。20年前柏林的鲍尔森教授是德国最好的高等教育学专家，他当时曾警告过的德国大学面临的危险到现在已变得十分严重，人们依旧在与此做着斗争。而我们的大学校长则应为看到现在的高等教育学的新发展而感到欣喜，该学科是由以语法学校和中学教育为基础的教育管理学发展而来的。当然，这一发展也孕育着未来教育理论的发展趋势。
在开始下一步行动前，让我们考虑一下目前的各种变化趋势。我们知道在一些专门的研究机构中，例如天文台、洛克菲勒研究所、伍德霍尔实验室、冷泉港实验室、卡内基研究所等，研究者们只跟随自身的意愿做着各种专业领域的研究，而很少承担教学任务。而对于公立大学而言，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当然也是我们的问题，就是在这所价值上亿美元的大学当中，主要的经费和精力原本是用于研究的，但突然之间教师培训在几乎所有高等教育机构当中兴起，这种局面是空前的。这无疑给纯粹科学的实际应用增加了压力。在这种新环境下，不仅要像上述科研机构一样积极地、有组织地完成研究工作，同时还要招募学生，要劝说想要上大学的学生选择自己的学校，同时在毕业时为有志于学术的学生留出学术职位。要处理好上述问题，就要求未来的校长必须接受良好的专业训练，当然，学校的教职人员也应分担相应的管理之责。因为问题最终往往只能通过一种办法来解决，如果最终决定对策的人不是那么肯定，就定会招来批评。
谈到教授们，可以说他们中最优秀的人由于选择学术职业而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牺牲，因为如果他们选择金融、政治或各专业领域就业（以威尔逊总统为证），则可能取得更高的成就。他们了解自己所付出的代价并且愿意这样选择，当然，能够安全、自由地进行教学和研究就是他们选择的生活及得到的补偿。作为大学教授，他们不仅沉迷专业，还崇尚个性。就其个性气质而言，也不应仅是宽容隐忍的，而应是受人尊敬和欢迎的。大学应当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地方，最具个性与棱角的人能够在这里自由探求、开花结果。工厂式的划一范式不属于大学。在大学里，每个人都应以自己的方式高效工作，不受外界环境与组织机构的干扰。因此，一位合格的大学管理者需要做的就是保证大学学者及大学本身谓之奋斗的最可宝贵的价值得以实现。
在过去的25年间，我从未要求过任何一位伍斯特市民向克拉克大学捐赠。接下来我要说的希望大家都能认真听取和考虑。我们一直需要大量的资金来加强现有的院系建设并建立新的学院。虽然我们名叫克拉克大学，但我们也是伍斯特的大学。在我们涉足的所有领域，我们都在传播着伍斯特这个名字，并增加着这座城市的声望。如果现在我们手边的捐赠再增加1000万美元，我们当中也没有一个会中饱私囊，我们只会更加勤勉地工作，尽心尽力地管理好这笔代表着大家高尚心愿的捐赠。
如果你对这份高尚心愿有所怀疑，则请听取英国历史上最详尽的英国议会委任的调查报告结论。这份报告总共40卷，编写时间长达19年。其中包含了英国所有种类的慈善事宜，总共有将近两万种。在所有慈善项目当中，针对最高一级教育的捐款被证明是最为明智且效用最显著的。主要原因有二：第一，这些资金的受托人具有极高的诚信和能力去管理并合理使用这些捐款，并且会谨遵基金创立者的初衷；第二，通过这些捐款，其他促进高等教育发展的因素也会被集合到一起发挥作用。早在古希腊时代，就有对于学园及其门廊、树木和花园的最早捐赠，那正是我们今日高等教育的起源之地，成千上万的自发奉献之物成为柏拉图曾在那里生动教学的见证；而且若要推动一种文明的发展，没有比更好地照料和教育年轻一代更有效的了。知识和专家将决定一切，这将是引导一个民族不断发展的希望和力量所在。而帮助年轻一代获得更多知识则是其前辈们能为他们提供的最好服务。在所有时代，情况都是同样的！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有1800种独立的奖学金，还不包括那些小型的奖项。莱比锡大学拥有407种不同种类的基金，最久远的可以追溯至1325年。在任何一处高等学术生活繁荣的地方，我们都会发现许多纪念物记载着一些丈夫、妻子、父母和孩子的名字，他们为一些特殊班级的学生提供资助，并捐资筹建新学院或资助理论、实践的研究。如今，商界、政府与社会文化机构之间的关系不像从前那样紧密。所有对学术机构进行巨额捐赠或预先签署遗赠的善举，都被视为贵族的德行与义举。
当然也有一些客观的事实和数字值得我们思考。相比于我们的教师队伍规模、学院数量及年度预算，我们培养的很多学生已获得了高级学位，并在国内顶尖院校谋得教职，其中也包括一些校长职位。我们还出版了不少扩展世界知识领域的原创性成果。卡特尔统计数据显示，我们的教职员中专业能力达到第一等级的占很大比例，教师与学生有很多日常性的私人接触，在课外为学生提供很多学习方面的帮助，并且享有更多的学术自由（在我校的历史上尚未有任何一人因其观点而受到处罚）。教师在自己的学院拥有很多明文规定的自主权，少有各种规则与繁文缛节。而校长与其说是一个校长，不如说是一名教师，他会花很少时间去募集捐赠，很少为学校去做广告、宣传，当然这有利也有弊。现在这个时刻，我们不需再保持谦虚，对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避而不谈。在上述方面，我们已超过了美国大学协会中其余的24所大学。
这就是克拉克大学的内涵所在，是其一直代表的精神，也是我们热爱克拉克大学并将我们人生中最好的25年奉献给她、还希望能够继续为之奉献下一个25年的缘由。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校友会带着他们的捐赠、忠诚和祝愿回到这里。这并非一所仅靠双手就能建成的大学，她将永存于学术与研究的世界。克拉克大学并不是一处建筑，而是一种精神，只要有这种精神在，克拉克人无论身在哪里，都像回到了家中。所有拥有这种精神的人，都是我们的朋友和兄弟。
正是这种理想帮我们度过了最黑暗艰难的时光，而现在又将照亮我们绚丽的未来。怎样的快乐能与一个研究者发现自然的新秘密时的喜悦相比？当静静倾听自然的低语，第一次听到一个未曾听过的音节，又是一番怎样的感受？是谁在为人类最伟大的建筑——知识宫殿添砖加瓦？难道还有比宣告真理以巩固信念，阻止疾病的侵袭，加深对于自我、社会与职业的认识，掌握物理、化学、生物能源从而掌控世界，发展数学这门使人精确思维的语言，使各门科学趋于完美更为崇高的事业务吗？这就是为什么研究是虔诚的，今天在实验室中获得的知识明天就可能造福人类。若非大学全心全意地投入研究工作，整个社会也就无法享受到科学发展带来的美好成果。如此说来，大学是否应当被视为人类共同财富的核心呢？
原载《科学》（新连载），Vol.40，No.1038（Nov.20，1914），PP.727-7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