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与社会学
一门新的边缘学科的兴起，对其源出学科而言多少是一种反叛性的知识运动。因此要说明经济社会学的方法特征，可以从其与源出学科典型方法（或范式）的区别开始。我们将首先比较经济学与社会学在诸如逻辑基础与研究取向、理论形成方式、理论与经验关系的处理、研究操作、积累学科知识库存的方式，以及社会科学哲学预设等诸多方面的区别，然后再说明经济社会学自身的特征。
斯梅尔瑟和斯威德伯格曾这样描述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分歧：作为社会科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都试图去解释他们各自研究领域中的现象。但是在这种共同兴趣下，各自强调的东西却不一样。经济学家对描述性研究持批评态度，他们一直指责传统的制度经济学过于重视描述，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而且，他们强调预测的重要性。与此相对，社会学家喜欢有趣并且富有解释意义的描述，他们很少提供正式的预测。这种不同导致的结果是，社会学家经常批评经济学家建立高度形式化和抽象的模型却忽视实证数据的作用，经济学家则指责社会学家总是从事“事后解释”。这种不同已经成为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不同职业文化的组成部分。[8]虽然并非所有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都按照“典型”的学科范式和职业文化从事研究，但这种分歧确实一直存在于两门学科之间。
诚然，经济学与社会学有着不同的逻辑基础和研究取向。一般说来，李嘉图及边际革命以降经济学逐渐形成了以公理演绎为基础的研究取向，这一取向随着数理工具的应用而不断巩固。米塞斯宣称经济学是先验的，而不是经验的。正如逻辑学和数学一样，它不是得自经验，而是先于经验。[9]罗宾斯亦直言经济学家的工作就是从少数几个自明性假定出发，通过逻辑演绎去发现不可抗拒的真理。[10]
社会学几乎从诞生之日起就对经济学演绎的逻辑基础抱有批评态度。孔德曾挖苦经济学家是一群“经院哲学家”。涂尔干则批评经济学“满足于冥思苦想”，“先制造观念，再进行研究”，其“科学研究所占的部分不大”，充其量只是一套烦琐的思维技巧。[11]在涂尔干看来，对“社会事实”即外在于个体的经验现象进行观察、分类和比较才是科学研究的开始。以涂尔干的典范性研究《自杀论》为滥觞，社会学家基本遵循着始于经验材料的收集，终于对其进行分类、比较与归纳分析的研究取径。
公理演绎和经验归纳的研究取向一旦在经济学和社会学中形成，就分获其“正统”和“主流”的特征。经济学同行嘲讽凡勃仑“几乎是一个社会学家”，齐美尔则被社会学同行谑为“混杂哲学思辨和轶事的美文学家”，多少说明两门学科在体系化过程中各自形成了其主流的研究取向，并都对学科内其他的研究取向予以排斥和否定。
两门学科不同的研究取向也导致其形成的理论方式有所不同。经济学从自明公理和先验假设出发，通过演绎发展其理论。社会学则从经验材料出发，经过分类、比较和归纳形成理论。涂尔干甚至并不期许所有社会学研究都能产生理论。在他看来，描述性研究之于社会学，正如观察笔记之于生物学，因为只有科学达到足够的高度时才能形成理论。[12](https://www.daowen.com)
上述差别造成两门学科获得了相当不同的理论面貌和职业文化。经济学从有限、公认的假设出发，很容易形成学科共享的统一理论。由此，经济学家们也更可能在同一理论平台上从事某一主题的研究，其成果也较易以通用的语汇传播和积累。社会学主张从经验现象中归纳出理论，结果“千差万别”的经验现象不仅制造了理论的分异，而且也造成众理论间比较、整合与提升的艰难。社会学家的两难在于，要么用很多精力了解哪些同行完成了哪些研究，再遴选与自己研究相关的部分，要么无视已有的研究从头做起（毕竟在社会学中，“描述一个新现象”被认可为科学研究的第一步）。比较而言，经济学较不关心理论与经验的关系；而对于社会学家来说，理论与经验的关系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并时常带来研究困扰的问题。
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操作同样有很大的区别。经济学主要的研究操作是建立数理模型。斯威德伯格统计过一段时间发表在期刊《美国经济评论》上的论文所属的研究类型，其中“有数理模型而没有任何经验数据”和“有数理模型并且有经验数据”的论文分别占比50.1%和21.2%。[13]而在社会学中，除去理论和思想史研究外，几乎所有的研究都要交代经验材料的来源和可靠性，并说明收集资料的方法，在此基础上才能开展分析和讨论。社会学习惯于收集各种来源的数据，也积累了大量捕捉、记录经验现象的技术。
将一定时期内的诸研究转变为可共享、可传递的知识库存，是一门学科的基本功能。“长期以来，经济理论家比其他社会科学家更倾向于得出一般命题，然后假定它们对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任何文化都无往而不适。我们有一个从古典经济继承下来，而且后来得到进一步发展的理论宝库，它通常被认为比它所能说明的更具有普遍性。”[14]此外，经济学研究强调对原有假设、方法的修正而非“颠覆”，例如设置较为现实的假设、引入更具社会性的变量、使用更复杂的数学工具等，都有助于形成一种一致性和连贯性的知识库存。
社会学形成知识库存的方式则带有更多的人文色彩。社会学家似乎需要不断对经典著作进行再阐释，以此说明其研究在经典著作开辟的问题领域中所处的位置，同时他们也善于比较其与同行的研究并寻找彼此之间的联系。诚然，“经济学着意区分经济学思想史和当代经济学理论。而在社会学中，二者结合十分紧密。经典著作仍然充满活力，常常成为理论课程中的必读内容”[15]。
经济学和社会学在涉及人和宏观-微观关系方面的哲学预设也相去甚远。经济学倾向于将“人”设定为追求利益最大化并有能力做出最优选择的独立行动者；宏观现象要还原到微观行动者进行解释，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宏观现象甚至被假定为是诸多行动者行动的简单加总。社会学则倾向于将“人”视为受社会关系、规范、制度、文化等外部力量形塑的产物，一个人采取什么样的行动通常是由其处境所决定的。与经济学不同，社会学认为个体行动者和结构性力量之间如何发生联结是一个需要澄清的问题。虽然社会学中已有若干研究纲领（结构化方案、场域方案、社会理性选择方案等）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但总体而言，对结构的分析远多于对结构-行动关系的分析。这与两位社会学先驱所奠定的结构主义分析倾向——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涂尔干强调社会事实对人有无可辩驳的强制性——密切相关。[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