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学的方法特征
以上对经济学与社会学的比较，显示其共同面临的困境在于如何处理其学科的体系化与专业化。经济学为过度追求体系化和专业化付出了代价，致使其成为无视现实的“经院哲学”；相反，社会学追求体系化和专业化不足，致使其内部诸多研究缺少对话与整合，其学科发展远未达到前辈所期许的“成熟科学”的要求。社会学虽然视“个体与结构的关系”为重要议题并提出了若干理论方案，但和经济学一样，其主流研究还局限在单一取向的分析水平。
经济社会学作为旨在通过综合两门学科的知识库存，则可能成为应对上述困境的一种知识运动。其方法特征只有在此背景下才能得到说明，如表2-1所示。
表2-1 经济社会学的方法特征及其与邻近学科的比较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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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经济社会学对源于不同学科（主要是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会采取一种“工具箱”的态度，即在选择具体的方法时会考虑其与研究对象的适配性。例如，理性选择分析适用于研究高度工具化的、可测量的行动，而不能无条件地推广到利他主义、亲密关系等生活领域中的行动，经济社会学者在运用时必须限定其对象领域并对其条件和背景予以说明。再如，文化分析或意识形态分析适用于研究无反思、缺少计算和选择过程的行动，但企业家的“创造性破坏”显然不在此列。这样，经济社会学才能避免单一范式的局限和无反思性，从而借助一系列有限而有效的结论形成若干可以对话和综合的视角或学派。
第二，追求方法和研究对象的适配性，要求经济社会学进一步考量经济与社会关系的形态及其变迁。在微观层面需要探究“理性选择-利益最大化”的行动逻辑止步于何处，在此界限之外人们以怎样的方式行动。在宏观层面需要探究经济（尤其是市场）和社会以何种形态发生嵌入、重叠和相互作用，以及这种形态的社会历史性。此外，还需考量不断发生在两个层面之间的结构-行动相互作用。秉持这样的自觉，才能为研究对象选取适合的方法，从而生产出有效的经济社会学知识。
第三，与社会学一致，经济社会学重视经典著作的价值。经典作家的优势在于他们处在学科分化尚不明显的时代，这使他们更多地关注问题而非学科规范。当代研究者普遍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拥有丰富的研究技巧，如果将这一优势与经典作家的开阔视野相结合，便能期待一系列杰出研究的问世。在经济社会学尚未形成成熟知识库存的情况下，不妨接受默顿的忠告，将经典作品的再阐释和理论对话作为学科积累之途。
经典作家中尤其需要推重的是韦伯。将韦伯的思想视为经济社会学的重要基础——此为熊彼特、弗兰克·H.奈特、帕森斯、斯威德伯格等学科倡导者的共识——有着充分的学理缘由：无论是早期倡导“社会经济学”，还是晚期构建“经济社会学”，韦伯都旨在调和由施穆勒和门格尔的“方法论之争”所带来的新古典经济学与国民经济学之间的冲突。当下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对立，一如奥地利学派和历史学派的对立，其核心问题仍然是社会科学中理论与经验持续的紧张关系。因此，韦伯有关调和理论和经验研究的思想与方法（主要通过构建理想类型的方法来调和理论和经验的关系）对经济社会学而言十分重要。[17]此外，韦伯有关从微观层次对宏观现象进行“解释性理解”、对人类行动类型进行划分，以及对理性之历史性和制度条件的讨论等，都是值得经济社会学重视的思想遗产。我们期待在这些遗产的基础上建设一种结构行动主义的经济社会学：经济与社会关系研究的界域，可以通过建构某种可内涵经济与社会关系的一般概念（如交易秩序概念）来予以限定；经济与社会关系研究的层次，则可以通过划定分析的微-宏层次以及建构综合两个层面的方法论来达到。[18]
第四，经济社会学主张“人”是具有多种利益和复杂动机的经济-社会人，并以此为基础说明行动者和结构相互作用的机制。这要求我们不仅要关注宏观社会领域之间如何相互作用，还要说明这种作用在中观和微观的分析水平上是如何发生的——“制度和结构不会行动，只有人才会行动”。[19]经济社会学理论需要平衡“适度的抽象性”和“必要的复杂性”：既保持对经验现实的关照，又能使分散的研究形成知识库存，从而为保持适度的学科一致性奠定基础。[20]
经济社会学的发展经历了古典（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20年代）、后古典（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和当代（20世纪70年代以后）三个时期。下面几节将通过回溯代表性学者及其核心议题来对经济社会学发展的三个时期做简单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