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和家庭关系的变化

作为社会的首属群体或初级社会组织，家庭被视为“社会秩序的战略重心”，甚至于“农业民族的社会生活就是家庭生活。……你可以没有职业，然而不可以没有家庭”。^[23]在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制度变革和观念的变化，以及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浪潮的洗礼，也带动了农村家庭和家庭关系的剧烈变化。

家庭的变化首先表现为规模、功能的缩小。20世纪前期的中国农村家庭延续着历史上五口之家的惯常现象：全国农村家庭平均规模为5.3人，其中华南为5人，华北为5.6人。举例来说，河北定县65个村5525个家庭中，6人及以上的家庭有2354户，占44.8%。^[24]这种状况在20世纪后期发生了连续变化，家庭的规模和功能逐渐缩小，核心家庭增加，动力在于土地改革引发了联合家庭和直系家庭分裂，集体农业制度造成家庭的生产功能弱化，进而是计划生育政策和分家的提前加剧了核心家庭化，人口流动促进了家庭小型化。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乡村（不包括镇）家庭的人口平均规模已经降低到3.3人，其中由祖孙三代及以上构成的家庭比例仅占22.7%。与2000年相比，1～2人构成的微型家庭占比由21.7%增加到34.5%（其中单人户占12.4%，与5人户占比相当），3～4人户由51.4%降至43.3%，5人及以上家庭从26.9%下降到22.1%。^[25]微型家庭的快速增长也导致单身家庭、空巢家庭和留守家庭的增加，也可能意味着乡村家庭的“残缺化”。

在家庭内部的关系中，代际关系和夫妻关系同样发生了深刻变化。出自黑龙江省下岬村农民的比喻形象地概括了这两种关系的变化：一是“爷爷变孙子”，二是“妇女上了天”。而家庭内部关系与性别角色的重新定位也许是1949年以来私人生活领域中最重要的变化。^[26]

代际关系的变化表现在父系家长的地位下降、权威受到挑战，其背景是父系家长对家庭经济的控制力降低，经验技术的重要性在现代社会有一定程度的弱化，而接受了更多的学校教育和现代知识、从事非农产业且通常收入较高的子代同时拥有了文化优势和经济优势，从而提高了地位，也更有底气向父辈挑战。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转变的过程中，传统的双向哺育模式（接力与反馈）被打破，年轻人只从父母那里接受支持或“投资”、放弃反哺义务或者不还“本利”的现象较为普遍，部分地区孝道式微，进而有子代对父母的“代际剥削”现象。^[27](https://www.daowen.com)

在夫妻关系层面，传统的男尊女卑意识到20世纪80年代已经明显弱化，夫妻关系开始成为家庭关系的轴心。到90年代，丈夫主导的权力模式开始向夫妻协商型模式过渡，夫权向夫妻平权方向转变，其动力是女性在教育和就业上的社会参与机会的增加，以及观念的变化。与之相应，婚姻本身开始从家族婚向个体自主婚转变，择偶的自主性增强，婚姻完全由长辈做主，当事人婚前不了解、不满意的现象大大减少。尽管违背当事人意愿的包办婚姻并未绝迹，但婚姻模式已由父母包办转化为以当事人的意志为主、兼得父母同意的模式。^[28]

然而，婚姻的自主和夫妻平权也伴随着婚姻关系的脆弱性，进而是家庭的脆弱性增强。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离婚率的急剧上升^[29]相伴，农村地区的离婚率也一直保持上升势头。离婚浪潮被部分人看作是女方摆脱“不道德的婚姻”和社会进步的表现，但是也不应该忽视其中暗含的“无责任的个人主义”的因素，至于由此造成的家庭解体和离异家庭子女的社会化过程遭到干扰，则成为一种社会问题。

因此可以认为，20世纪后期以来的农村和农民家庭的变迁，到21世纪已经主要表现为乡村的衰弱、空洞化和农民家庭的萎缩甚至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