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口死亡
1.死亡原因
人口社会学的死因分析关心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下的死因差别。
1）死因分类
社会角度的死因分类强调死因分布的社会内涵和由此反映的社会卫生、健康、预防疾病的状况。人口社会学多采用以下五种方法对死因进行分类。
（1）传染性疾病引起的死亡，也叫外源性死因，是指由各种病毒和细菌的感染引起的死亡，是单因单果的疾病，包括各种传染病、寄生虫病、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传染性疾病引发的死亡如果在社会中占有较高的比重，则说明社会卫生状况较差。传染性疾病是发展中国家引发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
（2）退行性疾病引发的死亡，也叫内源性死亡，是指人体的某种生理退化，如心脏病、癌症、糖尿病、脑血管等，一般是由一组致病因素导致死亡。退行性疾病引发的死亡比例较高，说明一个社会向着人类正常死亡的方向发展。
（3）妇婴疾病引发的死亡，是指由于妊娠、分娩和新生儿病等引发的死亡。它从生殖健康的角度说明社会的卫生状况。
（4）外因死亡，也叫非正常死亡，是指因意外事故而引起的死亡，如交通事故、自杀、他杀等。当前，非正常死亡日益增加，并正在成为现代主要的社会问题之一。
（5）其他，如自然灾害引发的死亡。
2）死因分布
对死因分布的研究主要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来考察，一是分析不同历史时期的死因变化，二是分析不同发展类型的国家的死因分布状况。
从时间来看，20世纪初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在此之前婴儿面临的死亡风险比现在大得多。1974年，普林斯顿和纳尔逊的研究表明，约有60%的死亡率下降归功于对各种传染性疾病的控制，约有25%的下降归功于对心血管疾病的成功控制。随着人们对传染性疾病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的提高，特定的传染性疾病，如肺结核、霍乱、天花等对死亡率的影响会越来越小。但腹泻对死亡率变化的影响日渐突出，成为最持久的地区性死因差异的关键所在，这种地区性死因差异表现为营养状况、食品和淡水污染以及气候差异等。[23]
从不同发展类型的国家的死因分布状况来看，发达国家的主要死因中，79%是退行性疾病引发的死亡。其中，居于首位的是心脏病，占全部死亡人数的三分之一；第二位是恶性肿瘤，占19%；第三位是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的血管损害，占13%。而发展中国家中，前五位死因分别是肠胃炎（10%）、心脏病（8%）、流行性感冒及肺炎（7%）、恶性肿瘤（7%）、事故损害（5%）。发展中国家的传染性疾病致死率较高，死因分布具有分散性，说明发展中国家的卫生水平和预防疾病能力相对较低。
3）实际死因
1993年，美国医生迈克·杰恩斯和佛杰提出“实际死因”概念，例如强调有些人虽然是死于肺癌，但实际死因应是吸烟。他们认为，所有死因都包含着行为选择。这种行为选择本质上与人们日常的生活方式相关，某些死因可能是要个人负一定的责任，有些死因可能是要某些社会环境负责。[24]在这种意义上，死因常常伴有价值判断的问题，死于工伤、死于癌症或死于艾滋病的人会遇到不同的社会待遇。以美国为例，2000年美国排名前三的真实死因分别是吸烟、饮食和运动习惯、酗酒。[25]
4）现代性与死亡风险参量(https://www.daowen.com)
各种新的威胁人类安全的风险伴随着现代性而出现，如交通事故、麻醉剂、吸烟、饮酒和环境污染等风险变量，有些产品会给生命带来什么至今还是未知数。对未来而言，制度化的结构性风险环境用许多方式把个体和集体的风险联结起来，最典型的例子是核事故、核战争，这种风险可以被称为具有“高后果”的风险。吉登斯提出了“风险参量”的概念，指出威胁人类生命的各种风险变量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存在差异，现代出现了源于全球化的高后果性风险。
第一，嵌入人类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与现代经济活动相关的风险因素影响每个人，这种影响是通过现代化生活方式而实现的。
第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结构难以改变，全球经济的一体化预示着二元结构的加剧分化，发达国家可能会想进一步控制发展中国家，而一些发展中国家急功近利的发展方式以及发展过程中可能引发的环境破坏会导致各种环境灾难，引发自然灾害。
第三，现代社会并不太平，从国家间的利益冲突到各种族、宗教引起的各种争端和恐怖活动都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其威胁程度因武器杀伤能力的成倍增加而更加严重。
第四，社会治安引发的死亡。
第五，艾滋病。
第六，选择的多样性和剧烈的社会变动影响人类的生存状况。
第七，新的挑战：自杀问题和安乐死问题，这两个问题都带有强烈的人为因素。此外，新出现的疾病对人类来说都是要面临的新情况。
2.死亡模式
死亡模式是指不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条件下具有明显差异的死亡类型。从人类的发展历史看，人类的死亡模式发生了很大改变，死亡率从集中于低龄人口向高龄人口转变，从传染性疾病所致的高死亡率向退行性疾病所致的低死亡率转变。
人类社会的死亡模式可分为两种。
一是工业革命之前（传统农业社会）的死亡模式，它呈现出由自然力控制的高婴儿死亡率、低预期寿命和死亡率的大幅波动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①新生儿和婴儿死亡率非常高。②过高的婴幼儿死亡率导致极低的预期寿命。③死亡率变化很大。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时期，人口死亡率较低；遇到饥荒、战争或瘟疫等天灾人祸，死亡率会迅速上升。
二是现代工业社会的死亡模式，它以低死亡率和较高的预期寿命为特点。随着工业革命成果的普及，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基本形成了死亡率多集中于高龄人口的死亡模式，完成了死亡率由高向低的转变。20世纪50年代，发展中国家死亡率显著降低，其下降速度远远快于发达国家早期死亡率的下降速度。50年代后，全球的死亡模式趋于基本一致，虽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死亡率存在差异，但差异的幅度正在不断缩小。
3.我国老年人自杀情况
王武林根据不同国家人口老龄化程度以及老年人口自杀率变动特征，将自杀率概括为三种“老年人口自杀率模型”，即J型、U型和L型。我国老年人自杀率属于J型，此类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随着年龄的增加，老年人口自杀率持续快速上升；U型类国家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随着年龄的增加，老年人口自杀率先降后升；L型类国家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随着年龄的增加，老年人口自杀率持续下降。[26]
刘燕舞的相关研究也表明，我国农村老年人年均自杀率较高，并且近十年来呈快速上升态势。[27]调查数据表明，养老支持不足导致的代际纠纷并由此而引起老年人自杀的约占全部自杀死亡案例的35%，而因疾病治疗不足导致老年人痛苦难忍并引发代际冲突以致进一步导致老年人自杀的比例超过了40%。全部自杀死亡的老年人中，超过70%的自杀死亡者生前均处于病痛、失能或半失能状态，其中，病痛者约为31%，而失能或半失能者接近40%。[28]摆脱疾病痛苦而形成的利己型自杀与因生存困境等而致的绝望型自杀越来越成为农村老年人自杀的主要类型。[29]颜廷健则更关注于老年人自杀的心理因素，并称之为“心理危机”。他认为老年人的生活以及对自我价值的确认离不开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社会关系的互动越是紧密与和谐，老年人得到的关心就越多，求死的负性心理就越可能得到缓解和释放，自杀的动机就越弱。[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