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学到社会
公共社会学将社会学带入公众的对话中，彰显社会学的“公共性”。虽然公共社会学在20世纪80年代才被命名，进入21世纪在布洛维等学者的倡议推动下才彰显其影响力，但学科的公共性及对公众负责的要求，根植于学科历史。这种对社会学公共性的信念是长久以来对社会学价值的一种认知。
当代社会学学者们有关公共社会学的不同意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他们对社会学这门学科在学术界和公共领域中的身份、地位和功能的差异性观点。[35]如以布洛维等为代表的倡导者（虽然他们之间对于公共社会学的理解也存在分歧）认为社会学应该放弃“纯科学”[36]，重回公众，承担公共责任；而一些质疑者（如Tittle、Turner、Brint、Deflem等）则忧心其危及本就分化的学科，削弱其专业性和合法性，认为社会学的当务之急应该强化专业性，强化共识。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观点分歧可归入哈尼对美国社会学家之间争论的化约，即社会学人在追求科学地位和学术水平（scientific status and academic standing）与社会关怀和公共参与（social relevance and public engagement）之间的张力。[37]更进一步，在布洛维看来，究竟是将社会学视为对克服和纠正社会不公正的知识实践的承诺，还是将社会学看作由精英们来完成的正统的知识训练，这样两种关于社会学目的的截然相反的基本见解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38]
这种张力在美国社会学和美国社会科学中有着悠久的历史。在美国社会学伊始，就存在奥格本和帕克之间科学理性与干预之间的张力[39]，以及之后兰德伯格和林德之间的论争。前者提倡量化和科学，后者批判社会科学正在放弃它直面当代的、紧迫的文化和制度问题的责任，而着迷于技术与专业化。[40]两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学重镇转移到美国，为了获取学科的合法性地位，以美国为代表的社会学越来越强调客观性和科学性。在合法化和稳固社会学地位的过程中，科学地位和统计分析逐渐在社会科学家职业权威和合法性上占据核心地位。同时，对科学化的强调也让社会学失却社会关怀和公共参与，社会学家们越来越关注精确量化的小研究。[41]为此，强调社会学关怀和社会学参与的社会学家对此进行了批判。如米尔斯指控20世纪50年代专业社会学转向深奥的“宏大理论”或者毫无意义的“抽象经验主义”，后者使得资料与时代背景分离。[42]伯格批判唯科学主义的研究方法、唯方法论的经验主义、唯技术论的统计分析，认为社会学是方法论意义上的“科学”，也是人文关怀意义上的人文学科，其首先需要关心的是人的生存境遇。[43]
除了追求科学化让社会学越来越远离公众之外，阿罗诺维茨指出这种转变受到了冷战的深刻影响，它使知识分子陷入两难选择，要么倒向西方，要么冒着该学科被灭亡的风险。[44]到20世纪70年代，由于保守派的联合阵营重新恢复力量，很多批判社会学家在政治与文化方面的潜意识转向了教学和其他各种研究上，这种教学和研究仅能在他们自己的学术圈子内被接受，而这又是与人类以及人文学科日益增长的专业化相一致的。(https://www.daowen.com)
伴随着失却社会关怀而来的是“社会学危机”的显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社会学危机”的声音在美国学界出现，并一直不绝如缕。[45]1970年，古尔德纳出版著名的《西方社会学面临的危机》（The Coming Crisis of Western Sociology），指出以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关于秩序和进步的假设与20世纪60年代以来不断升级的冲突背道而驰。社会学危机是以社会本身的历史和文化变迁为基础的，这至少表明了社会学的价值无涉（value-free）理想的可疑性，因此古德纳倡导建立一种“反身社会学”（Reflexive Sociology）来取代传统社会学。1994年，《社会学论坛》（Sociological Forum）专门以这一问题为主题展开讨论，主编科尔发表《社会学出了什么问题？》（What's Wrong with Sociology？）的文章，指出无论从制度（institutional）方面还是从智识（intellectual）方面看，社会学都没有做出我们所期望的那种进步。[46]对19世纪60年代之后的美国社会学发展，塞德曼做了相当精准的描绘，即社会学成功的制度化激励了专业化发展，包括研究领域标准化（如组织、犯罪、人口统计学、城市、政治），技术语言巩固，推崇理论传统，研究数学化以及只有科学才能生产社会知识的信念。[47]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共社会学重新获得关注。不过在其重要的倡导者布洛维看来，社会学并未如众多学者（如Horowitz[48]、Cole[49]等）所认为的面临危机，相反，其持一种乐观的态度，认为社会学正进入“前所未有的好时光”。[50]因此社会学并不需要拯救，而只需要重新定向，向公众回归。布洛维认为，社会学气质（向左）和现实世界（向右）之间的鸿沟推动社会学进入公共舞台。并且专业社会学如今已经足够成熟和自信到从一个优势地位上来推动公共社会学。
梳理公共社会学的缘起和论争，我们知道，公共社会学并非始自布洛维，也不会终结于布洛维。“参与”和“公共”一直是社会学的追求。回顾本土社会学，20世纪上半叶，把“社会”和“社会学”引入中国时，中国社会学的先辈们同样心怀社会。认识国情、改造社会学，一直是社会学“中国学派”的主旨追求。[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