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社会学的多元发展

公共社会学以公众为阅听人，积极面向公众写作、行动。公共社会学实际上是一门强调直接公共参与的社会学。通过社会学家们的毕力躬行，以践行社会学的道德担当和公共关怀，保卫或建构起（公民）社会。但不得不承认，公共社会学此行任重而道远。如今公共社会学面对的是一个高度分化、“时空压缩”的世界，一个现代与后现代、物质主义与后物质主义、工业化与后工业化相互交织的（全球）社会（高速发展的中国社会更是如此）。在这个多元脉络的、价值领域“诸神并存”“信息爆炸”的时代，公共社会学唯有多元方能发展。

如果说公共社会学的使命是保卫社会，那么其实践性目标是为社会学家和公众之间建构起一种对话关系。公共社会学首先要“找到”其沟通对象——公众。需要注意的是，此处所讲的是公众，而不是消费者，一个重要区别为前者具有道德性。在消费社会中消费者常萦绕周围，但公众却不是，更有一些学者发出公众正在消失的告诫（如罗伯特·帕特南、阿兰·沃夫等）。但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逐渐走强的社会运动提醒我们公众并非消失。只是公共社会学确实面对多样的公众类型。他们中有些目前已经是活跃的、可见的，如性少数群体、有色人种；相反，另一些可能还是潜在的、不可见的、需要被“定义”的。公共社会学家需要保有开放、流动的公众观念，积极参与到他们的生产和转变中，推动他们的参与。公共社会学需要发展出一个公众的社会学。^[52]公共社会学须承担起生产公众的责任，让被主流社会/价值观边缘化、排斥、压抑、遗忘甚至漠视的公众来为自己发声，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捍卫自己的生活权利。

不同公众仅是公共社会学多样性的其中一维，“寻找”到公众，还要与他们建立联系。同样，接近公众的方式也有多种。从“对话”方式的直接程度、参与涉入的强弱程度，布洛维将公共社会学划分为传统公共社会学和有机公共社会学两类。传统公共社会学家（traditional public sociologists）通过报纸、电视、书本等媒介发表有关公共重要事务的观点和看法。其实不管借助什么渠道媒介，但凡社会学家有关公共议题的分析和评论被社会学专业之外的公众所阅读，就可称之为公共社会学。相较于传统公共社会学的弱介入，有机公共社会学算是一种强介入。如果真是公共领域已经消失，那么公共社会学就要主动走出去，即进行有机的公共社会学。所谓有机公共社会学（organic public sociology）就是社会学家与不同类型的公众组织，如劳工组织、邻里协会、信仰团体、移民权利团体等共同工作，建立紧密联系。在这种关系中，社会学家与组织起来的公众直接对话，且社会学家与组织团体很大可能并不共享价值或目标（其实团体内部的价值或目标也不一定明确）。因此，这是一个相互调试、相互教育的过程。传统和有机的区别在于，前者的公众是潜在的、弥散的、不指定的，后者的公众则要求一定程度的可见，且很大程度是明确的；前者的公众还处在被动状态，力量微弱，后者的公众已经行动起来，组建联结，力量更为强大；前者社会学家通过发起议题或提供相关议题观点激发讨论，后者社会学家直接介入活动。两者类型的公共社会学都需要发展，它们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一种可以启发另一种。在最佳的情况下，传统公共社会学构建了有机公共社会学的框架，而后者规诫、界定和引导前者。^[53]而且，两种类型的公共社会学是在连续统的两端，其间可能存在多种不同的状态，在同一个社会学家身上可能不同比例地有所体现。

不管是传统公共社会学还是有机公共社会学，面对目前高度竞争的公共领域，实行起来困难重重，但困难中也涌现着机会（如技术赋能）。对传统公共社会学而言，困难之一在于其重要发声渠道——传统媒体被殖民化，社会学家很难发声，且在互联网时代，传统媒体本身面临着衰落的危机，听众日益萎缩。涌现的一个机遇是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自媒体”崛起，社会学家可以不依赖于传统媒体而相对自由地发表自身所见，让更多的受众看到，激发起的讨论也可能更为激烈。但同样挑战并存，因为这是个更为碎片化、更为“七嘴八舌”的领域，置身其中的社会学家（包括其他领域的学者）即使拥有“权威”或者“专家”头衔，也未必会为观点获得关注加分，且风险增大，社会学家要投入更多精力。另一面，对有机公共社会学而言，困难在于“寻找”到可以或已经组织起来的公众，且要获得公众的信任，让公众愿意与社会学家合作，并能对活动施加到有益的影响。这中间一系列的过程，考验的不仅是社会学家的专业性，更是沟通、合作和引导的技艺。(https://www.daowen.com)

同时，社会现象越来越复杂，而知识却日益专业化。知识被分化为不同学科，学科内又分化为不同领域，领域又演化出一个个更细分的领域，导致学者们的知识深度有余但广度不足。这是一个不出“大师”的时代，相反19世纪的公共社会学家，如马克思、韦伯，均是涉猎广泛，在众多领域均有建树。这就使得社会学学者在提供观点分析或者行动参与上的引导可能存在视角上的局限。

综上，从公众类型的多样、对话方式的多种、学科本身的分化到社会学家的理论取向差异，均对公共社会学的多元发展提出要求。公共社会学要容纳多样参与方式、多元价值观、多维视角。甚至，社会学都可以联合诸如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以深入探讨公共议题，深化公众理解。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主席卡尔霍恩甚至提出了“公共社会科学”的概念。

此外，公共社会学的多元也体现在不同国家、地区的学者加入。公共社会学虽是欧美学者提出，但不管是北半球还是南半球，如中国、法国、丹麦、德国、英国、葡萄牙、意大利、匈牙利、加拿大、俄罗斯、新西兰、澳大利亚、南非、伊朗、巴西），都开始了公共社会学的研讨和实践。公共社会学的实现或许困难重重，也引发不少争议，但显然已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学术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