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社会学与中国基层社会
纵观国外的公共社会学实践，基层社会已经成为重要场域，如公共社会学实践案例集《公共社会学：研究、行动和变革》（Public Sociology：Research，Action，and Change）的主编所总结，公共社会学的目标是在社区背景下促进社会变革，协助非营利组织或社会服务机构开展活动，影响地方、区域乃至国家政策，通过媒介向大众宣传关键性政策，以及建立研究中心以开发和实施研究员和参与者之间的合作性研究。[90]
正如前所述，公共社会学这项实践并非始于布洛维，早在公共社会学正式被提出之前，就存在面向公众的社会学实践。同样，把目光转向本土社会学，自社会学引入到当下，仔细梳理，实际上本土社会学不乏公共面向的实践，只是缺少识别，没有冠以“公共社会学”之名。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学开创者们已经在实践意义上践行着公共社会学，试图通过社会学的公共面向“开启明智”。其中具有标杆意义的当属1926年起晏阳初、李景汉等扎根十年的定县实验，1928年起由吴文藻所在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引领的清河实验，以及1931年起梁漱溟在邹平推动的乡村建设。[91]虽然由于各种社会政治原因，这些实验均未达到预期目的，但都坚持面向公共，将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紧密结合，以期整体推进社会变迁。(https://www.daowen.com)
回到当下的中国社会基层，社区建设、社区实验、社区变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活跃。这个与普通公众联系最紧密的场域，正需要社会学学者参与，介入变革，以推动社区自治和提升居民福祉。下面将通过介绍社区协商和社区营造两个方面的实践案例抛砖引玉，以期启发更多的社会学人进行公共性的社会学实践。
首先在社区协商方面。正如布洛维所呼吁的，我们需要促进、改善和保护参与式民主的各种条件。[92]如果说参与式民主过于激进而无法实践，那么继承发展参与式民主而来的协商民主则更具实践性。当然目前在国内甚至世界范围内，有关协商民主的技术运用还不成熟，对它的质疑也从未停止。但是相比其他治理方式，协商模式最大范围地激起了公众参与，对社会治理的公开性、参与性和回馈性特征也做了最大程度的响应，目前最需要是规模化、常态化的试验。[93]在这场潜在的协商变革中，笔者也有幸作为社会学人参与其中。笔者于2015—2018年主导并全程参与了鼓楼区的社区协商实验，这个实验初期主要面向基层政府、社居委及社区社工，实验过程中纳入社区民间精英，最后逐渐扩散到社区普通居民。在实验过程中，笔记与团队调研、培训和导入社区协商的理念和行动法则同步进行，协助搭建能让普通居民参与的协商平台、选择协商模式、建构社区自身的协商文化等。这样的社会学实践，其实是把社会科学知识赋权给了普通民众，让他们有意识、有能力参与到公共生活中。不可否认，在当下中国，公共意识、社群精神的培育仍需长期的努力。
另一公共社会学嵌入的中国基层实践是在社区营造实践方面。社区营造最早缘起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英美等工业化的早发国家。近几年社区营造之风刮向中国，一反欧美和东亚先发地区自上而下的更新模式，在我国，更多的是来自民间的力量，包括社会组织率先引入社区营造理念、设计师走进社区参与社区设计、社会学学者在社区进行社区营造实验等。社区营造实践在北京、上海、成都、广州和成都等地蓬勃而起，相关基层政府也随之而动开展各类微更新大赛。例如2016年，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发起了“行走上海——社区空间微更新计划”，十多个社区被挑选成为改造基地进行了微更新。越来越多的建筑师和设计师突破传统的职业定位，更加主动地加入社区营造中，在优化空间组成、激活生活方式和更新社区公共生活品质的议题上发挥了新的作用。[94]2018年，由南京市社建工委牵头，首次在南京开展“公共空间‘微更新，微幸福’”活动，全市12个区近50个社区参与角逐，从社区微更新主题设计到落地建成，再到接受专家最终评估的全部过程，活动持续了整整一年。个体为什么要参与社区营造？人人都是社会人，都需要公共生活，美好生活不仅停留在个体领域，还需要嵌入公共领域。阿伦特、哈贝马斯和桑内特等三位著名学者都曾在各自不同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下描述过“政治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平民性的公共领域”“公共生活的可能衰减”，几乎涵盖了人类公共生活演进的全部。而除了单位之外，社区是人们最低成本参与公共生活的场所，且社区营造本质上是以创造社区公共美好生活为出发点。像在南京栖霞，大部分社区营造对社区空间做了微更新。事实上从一开始的方案拟定到最终落地实施和长时间维护，在许多成熟的掌上社区里都会全程播报，甚至还会不定期直播，居民只要拥有智能手机，熟悉互联网在线平台，就能时时分享在线社区营造信息，与自己每天亲历的场所有关，又被轮番的视频、图片和文字信息刺激，有些邻里已纷纷加入，居民们想不发声、不参与也是有难度的。[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