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下的公共社会学
对当下社会生活而言，全球化已是一股绕不开的作用力。这股无形的力量不但作用在国家、组织层面，也影响着世界各个角落的人们的日常生活。虽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游走在全球化的空间内，但仅是通过各类媒介，也感知到了很多有关世界的信息。全球化对我们今天的生活而言，并不是“附属物”，而是“我们生活环境的转变”，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96]因此，不管是拥抱、欢呼全球化，还是反全球化、视全球化为罪恶的渊薮，不管是“幸福全球化”还是“非正义全球化”，全球化已深入世界各个领域和个体的日常生活中。借由通信技术和物流体系，资本、信息、技术、人员、商品等各种事物冲破疆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全球范围内流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共社会学需要对这种变化了的社会实际进行回应。正如公共社会学倡导者布洛维所提醒的，相较于第一波市场化时期，当前的公共社会学需有全球向度。
首先，作为时髦词汇，“全球化”概念各家莫衷一是，但可以肯定的是，全球化之于公共社会学而言，既是一种正在进行的涉及经济、文化、政治等多个层面的现象，也是对这种现象进行研究的工具，同时也是一种研究思维。所以全球化既是研究的对象，也是研究的工具，更是研究的思维。
那么，“全球化”描述了怎样一种现象？毋庸置疑，全球化发端于经济领域，但如若仅限于经济层面认识全球化，未免太过单一和肤浅。去地域化的文化动力需引起关注，其不仅适用于跨国公司和金融市场，也适用于民族群体、教派运动和政治派别，因为它们的行动模式越来越超越特定地理界限和身份。[97]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明的冲突”“草根全球化”“全球本地化”“全球想象共同体”“全球网络”等诸多对全球化的诊断相继而来，且不管其把脉是否精准，已足够揭示全球化的多维结果性。相应地，全球化概念不能唯经济，需纳入制度、话语实践、符号和想象。
其次，正是全球化这种现实基础需要改变我们的研究工具。当下对于社会运动、社会不平等、消费文化等的描述和理解均需借助此方法。在全球化背景下，社会学需要反思长久以来被认为不证自明的假设：第一是民族国家作为社会过程地理容器的假设；第二是国家领土与国家之间的隐含对应关系。[98](https://www.daowen.com)
“社会”是社会学得以安身立命之地。传统主流社会学关于社会的想象均是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之内，社会事实、社会关系或者社会行动的发生范围均在国境线内。也正是在国家框架内，社会整合得以展开。而如今，社会学面对的社会行动或社会关系的空间和形态侵入了“国际关系”的传统空间，结束了国家近乎垄断的角色。[99]行动者在扩大，新的行动者出现了，行动即使发生在国家领土内，其性质也可能超越国家性质。因此，对当代许多问题的研究，难以在单个国家、民族社会的层次上进行充分研究，需从全球（跨国）过程的角度去加以思考。全球化打破了现代社会置于现代国家之内的不言而喻，将社会囿于国境线内显然不合时宜。社会学需要扩展其研究空间和想象空间，不仅关注如国际社会组织这类显性的全球进程，也要敏锐地洞察到隐藏在地方性表面下的全球属性。当然这并不是说国家概念不重要，当代虽然民族国家遭遇到挑战，但其影响力仍旧很强大。
最后，公共社会学无论是在参与上还是在研究上，均需要全球思维。公共社会学所倡导的议题、所参与的主题、对面向公众的界定、进行调研的范围、所使用的分析框架、对参与或者研究所要达成目标的设定，均需突破原有的“国家-社会”思维定式，接受混合着多种逻辑、多种维度的全球思维。如葡萄牙社会学家和法学家桑托斯以全球视野分析2015年在法国发生的查理周刊事件。[100]
区别于上文聚焦公共介入的实践案例，本小节主要以人物的形式简介社会学家如何在世界维度上践行公共的社会学。他们中一些人不仅研究全球化，也在全球范围内行动，包括布尔迪厄、贝克、吉登斯、卡斯特、图海纳、维沃尔卡等，他们的思想进入全球公共领域，被广泛讨论，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巨大影响。以卡斯特和维沃尔卡为例，卡斯特在国内以信息时代三部曲而为大众所知，在2000—2009年社会科学引文索引调查中，其在全球引用最多的社会科学学者中列第五。除了杰出的研究外，他同时也是联合国有关咨询委员会和咨询小组的成员。维沃尔卡是法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当代社会学行动学派的代表人物，以在暴力、恐怖主义、种族主义、社会运动和社会变革理论方面的工作而闻名，曾任国际社会学协会主席、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社会运动与社会干预研究中心主任。2017年国内译介了维沃尔卡的著作《社会学前沿九讲》。在该书中，维沃尔卡在全球化背景下集中探讨了社会科学如何研究主体性，全球化，知识生产者的参与，社会运动，文化差异，历史、民族与国家关系，身份认同，暴力，恐怖主义，种族主义等问题，对社会科学研究视角与方法提出了深刻见解。此外，维沃尔卡还在全球公共领域发声，与网友在线交流。还有一些社会学家，以全球视野研究在地化问题，如中国香港学者潘毅关注全球资本下本土劳工，长期跟踪研究富士康；印度社会学家Nandini Sundar则对印度社会的环境抗争、下层政治运动予以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