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社会学的两个案例
公共社会学的重要性不仅依赖其传给专业社会学的活力，也依赖其与公众的对话。[83]公众是多样的，可以是潜在和可见、主动和被动、弥散和稠密，社区、地方、国家乃至全球。[84]社会学需要促进积极公众的形成，即有能力做出影响自己生活的重要决策的公众。[85]对于中国社会而言，社会学需要发掘和培育公众，建构社会学与公众对话的空间，引导并推动公众介入公众议题讨论，创建一个具有自主性的“社会”。如何参与建构积极的公众？笔者将摘取国内外两个有机公共社会学的案例以做启发。第一个案例是波士顿学院的媒体研究和行动计划（Media Research and Action Project，简称MRAP），MRAP从20世纪80年代启动，历时较长。第二个案例来自国内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在河北省白沟镇的实践，这个案例已收录在Rowman & Littlefield出版社出版的《公共社会学手册》（Handbook of Public Sociology）中。就公众而言，一个是现存的，一个是发掘而来的；一个是已组织起来的，一个是弥散的。两个案例均展现了社会学家和公众主体合作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让公众通过参与而获得赋权。
首先，波士顿学院的媒体研究和行动计划（MRAP）致力于帮助非营利组织、社区、劳工和其他社会运动团体在媒介上更好地表现社会议题，特别是边缘群体。MRAP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共经历了三个阶段。起初，MRAP是每周开设一次研讨会，作为关注大众媒体和社会运动的公共社会学孵化器而存在。学院研究生们和来自不同学校、不同学科的教员们都参与到研讨中；同时，地方社区的组织者们也参加培训，和MRAP的学者们合作制定媒体战略规划。20世纪90年代中期，MRAP进入了第二阶段——社区外展阶段，主要涉及积极寻求外部资金支持并与社区组织建立长期关系。这一阶段最重要的两个项目是与罗德岛反家庭暴力联盟（Rhode Island Coalition Against Domestic Violence）的合作以及媒体研究员计划。媒体研究员是由社区组织提名的社区活动家，他们在一年或两年的时间内每月花几天时间与MRAP工作人员合作，以加强他们所代表组织的媒体能力。虽然与地方组织合作原则上很好，但实际合作过程并不顺利。尽管大家具有共同的目标，社区-大学合作伙伴关系通常涉及社区组织、大学、资助者以及政府机构之间的三方或四方谈判。2003年夏天，MRAP关闭了外展计划，再次成为研讨会和公共社会学的孵化器。虽然波士顿学院为MRAP以及公共和批判社会学提供了一个支持性的环境，MRAP具有制度合法性，但在为地方社区赋权的过程中也面临着许多困难的挑战和挫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经济条件限制。为了获得基金支持，MRAP工作人员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培养与基金会官员的关系以及写拨款申请，以至于挤占了实践公共社会学的时间。
这个项目主要以威廉·盖森的媒介框架理论为专业基础。在项目中，盖森的主要身份是专业社会学学者，但同时也以自身的专业知识支持MRAP的公共社会学实践。盖森认为公共社会学有助于保持其专业社会学的现实基础。在过去公共社会学的经历中，他证实了媒介框架理论的实用性，也发现不少专业社会理论中的多重模糊性、限制性和想当然的假设。[86]另一位管理者夏洛特·莱恩提出，MRAP与地方社区的全面合作通常需5～7年才能见效。然而，游牧式的学术市场使社会学家难以做出长期承诺。如果合作停滞不前或调查结果有分歧，则意味着失去发文机会，而不是获得深化理论的绝佳机会。公共社会学的实践与专业社会学的职业生涯充满了张力。[87]整体而言，从这个案例中可以看到，公共社会学与他们的公众之间的对话是由专业、批判、政策面向支撑的。(https://www.daowen.com)
其次，国内的有机公共社会学实践案例是清华大学的“白沟项目”（Baigou Project）。“白沟项目”同样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从专业社会学启动，通过政策社会学扩展相关性，经历批判社会学重塑方向，最后达致有机公共社会学，培育工人公民意识和阶级意识的故事。“白沟项目”始于对中国北方袋子工业的起源和性质的调查。结果发现，人际网络化劳动力市场、劳动生活空间重叠等五个工厂的组织特征，将农民工置于不合格和危险的工作环境中。在此基础上，一个工厂的悲剧性事件促成项目采取了政策社会学的举措——“送医送法下乡入户”，通过告知劳动者劳动法的规定，改善劳动者的生活条件。有限的结果表明，有机公共社会学需要一个更广泛的项目。为了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和自信心，该项目建立了一所设有图书馆和英语、计算机技能、劳动法课程的夜校。夜校引起媒体的关注并获得报道，同时也吸引一些劳工非政府组织加入，与研究团队展开合作。最后，随着项目的演进，更多元的公众参与项目，如医生、律师、来自不同学科的学生和教师、志愿者、政府官员、非政府组织、当地居民等。批判社会学在整个项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强化了研究者的道德立场，提供了设计和评价项目的指导原则和标准，并激发了该项目从专业到政策再到公共社会学的演变。通过两年的项目运行，胡丽娜总结，在一个公共社会学项目中赋权底层群体有四大原则：实践与认知的统一；赋权与服务的统一；灌输式教育与启发式教育的统一；向外服务与向内反思的统一。[88]
实践公共社会学复杂且富有挑战，有时也充满偶然性。但是如果一时间无法参与到一个更广泛的项目中时，我们也可以从小事做起，聚沙成塔，如借助自媒体就一些热点公共议题撰写评论或文章，如孙立平老师的“孙立平社会观察”；也可以创建讨论小组和会议，如加拿大Ariane Hanemaaye和Christopher Schneider发起“周日社会学家”活动，在咖啡厅中把社会学带给公众，以及把公众带到开放的教室，社会学人与公众相互合作讨论，互相激发社会学想象力[89]；也可以在数字空间中创建社交媒体课堂，如国际社会学协会（ISA）的“Public Sociology，L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