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社会学的定义、特点与理论
（一）传播社会学的定义
传播社会学是一门传播学与社会学的交叉学科，也是社会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传播社会学以人类的“传播与社会”为研究对象，是一门将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运用于传播与社会研究，分析传播的过程及其相关要素，考察传播与社会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规律的学科。因此，传播社会学关注的主题十分广泛，包括传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载体）、受者和传播效果几大要素，也包括传播与人的社会化、传播与人际关系、传播与生活方式、传播与文化、传播与政治、传播与经济、传播与社会控制、传播与社会问题、传播与社会发展以及传播与全球化等。
（二）传播社会学的特点
“传媒社会学对传媒的研究具有自己独有的特点：整体性、系统性、联系性、科学性。这些特点和社会学的学科特色、理论诉求是紧密相关的”[6]。传媒社会学与传播社会学虽然称谓有异，“但因为传播和传媒密不可分、水乳交融——传播侧重传播行动，传媒侧重传播工具”[7]，所以对传播社会学特点的分析可以借用传媒社会学的相关分析。
第一，传播社会学具有整体性、系统性特点。社会学主张整体性、系统性地研究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与社会行为，传播社会学研究也延续了这一特点。传播社会学的这两个特点体现为，其研究视野同时包括了内外两个系统。传播社会学研究的内部系统包括传者研究、传播内容研究、传播渠道研究、受者研究和传播效果研究。传播社会学对外部系统的研究，涉及传播与人的社会化、传播与人际关系、传播与生活方式、传播与文化、传播与政治、传播与经济、传播与社会控制、传播与社会问题、传播与社会发展、传播与全球化等更广泛的领域。因此，从传播社会学的研究范围看，它是一门整体性、系统性研究传播与社会关系的社会学分支学科。
第二，传播社会学具有联系性特点。社会学主张用联系的观点看待社会中的各种事物，因此有关社会关系、社会互动、社会结构与社会行为、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子系统间的互赖关系等主题成为社会学研究的重点领域。传播社会学秉承社会学的这一特点，在研究中关注传播与社会的各种具体关联，包括传播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影响、传播与个体行为、传播与社会互动、传播与社会变迁、传播与全球化、传播与文化等，目的在于研究传播与社会之间的各种因果关系和规律。
第三，传播社会学具有科学性特点。社会学特别强调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它与其他当下学科一样推崇科学精神，主张应该实事求是地研究社会现象，深刻揭示社会现实的真相。传播社会学在继承社会学系统的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发展了属于自身的科学研究方法。它强调研究伦理，采用定量和定性的方法，注重抽样和统计的科学性，其研究方法体系也包含了质性研究、内容分析、调查研究、实验研究和纵向研究等。[8]
（三）传播社会学的理论
传播社会学具有三个理论流派，分别为传统学派、批判学派和发展学派。
1.传播社会学的传统学派
传播社会学的传统学派因其发源地在美国，又被称为“美国学派”，又因其研究方法偏重于实证主义，故也被称为“实证学派”。传统学派注重传播社会学的微观研究，社会学的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冲突论、符号互动论和社会学习理论等为传统学派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1）媒介系统依赖论。美国社会学家和传播学家桑德拉·鲍尔-洛基奇、梅尔文·德弗勒于1976年出版的《大众传播媒介效果的依赖模式》中提出个体、群体与社会机构依赖传媒提供的信息资源以达成自身的目标，而传媒也依赖个体、群体与社会机构提供的资源达到自身目标。当前社会的个体、群体与社会机构需要传媒提供的信息资源以确保自身不断适应外界的变化，确保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因此提供大量信息的传媒系统也就成为人们依赖的一个对象。
（2）传媒整合论。英国传播社会学家丹尼斯·麦奎尔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传媒整合理论。该理论认为，传媒生产和传递各种信息，这使它在社会结构中得以关联社会与公众，促进各社会子系统之间的联系与沟通。传媒不仅在个体层面增加人们的互动交往，也在社会各子系统等宏观层面增进理解与合作。可见，传媒是社会中各子系统的联结者，是将社会整合起来的一个基本力量。
（3）情境论。20世纪80年代，美国传播学者梅罗维茨在《空间感的失落》一书中提出，情境应被视为一个信息系统，提醒人们对情境的理解要将信息传播这一重要因素考虑进去。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导致传统意义上公共情境与私人情境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物理空间对信息传播的限制减弱，新信息传播技术的跨空间传播特点，使得人们必须改变传统对情境（环境）的定义。信息得以传播的范围才是情境，也即信息的可获取性、可得性应该成为当前人们理解情境的关键因素。新传播技术的广泛运用，极有可能将戈夫曼意义上的“后台”变成“前台”。房间中一旦安装摄像头、窃听器等，房间内人们交往的情境便会发生了变化。而情境的改变必然会导致人们行为的改变。(https://www.daowen.com)
（4）观念培养论。观念培养论也被称为形塑论，于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传媒学家乔治·格伯纳提出。该理论发现了“使主流化”现象，即人们受电视等大众传媒所传递的信息及价值观念的长期影响，其价值观念和行为会逐渐和主流文化趋于一致。换言之，持续地传播可以改变人们对现实的认知进而引起行为的改变，即传播能够使人们的观念和行为趋同化。
（5）模式化理论。20世纪7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在《社会学习理论》中指出，人们大部分社会行为是通过模仿他人形成的，人们通过观察和学习传媒提供的信息从而习得新的行为模式。传播创造了一个媒介环境，个体受到这个环境的长期影响逐渐形成模式化的观念与行为。模式化理论认为，受众模仿与习得传媒中呈现的观念与行为的过程包括四个阶段，即注意、认同、模仿与强化。
2.传播社会学的批判学派
20世纪60年代，批判学派在欧洲兴起，它与传统学派形成鲜明对比。传统学派侧重实证研究，批判学派则更多地采用定性、批判的方法，“将传播者、传媒和受众等因素，以及传播过程中的各个大小环节，均置于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下加以综合考察”[9]。
（1）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认为资产阶级掌控下的大众传播体系制造了具有腐蚀性的大众文化，导致公众失去了反抗的意志和变革的动力。大众传播体系制造了大量“虚假需求”，公众在这种“文化工业”的背景下追求满足这些“虚假需求”，在此过程中公众丧失了对现实的批判意识和批判能力。资本主义制度下，福利国家、大众传播与现代科技一起控制着公众。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主张破除由资本主义大众传播参与促成的意识形态霸权，通过批判性思考摆脱思想受奴役的状态，实现民众的真正自由。
（2）政治经济学的传媒理论。提出这一理论的是英国政治经济学者彼得·戈尔汀、安东尼·史密斯、格拉姆·默道特和詹姆斯·克伦等。政治经济学的传媒理论信奉经济基础决定意识形态的观点，侧重研究传媒所有制、市场、政治权力等对传媒的影响。该理论指出，传媒所有者获取经济利益的过程、传播体系所处的政治经济结构、全球化过程中的媒介帝国主义等都是值得研究的议题。
（3）社会文化理论。提出这一理论的是英国伯明翰学派，代表人物包括斯图亚特·霍尔、雷伊蒙德·威廉姆斯等。该理论着眼于传播的社会文化基础，探讨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的关系，关注大众传播制造大众文化的过程与机制，分析大众文化之于民众的作用及影响。社会文化理论主张不应只对传播的内容做文本分析，而要将传媒文本与社会文化、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结合起来理解。
（4）社会科学学派的理论。美国社会学家默顿是社会科学学派的代表人物。默顿采用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研究传媒在社会中的功能定位、信息生产与传播。他认为，大众传播的功能和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现存秩序，它是整合社会、协调社会关系的工具。大众传播应该回应民众的需求，其对公众产生的影响可以作为衡量其适应社会需求程度的重要标准。
（5）“文化霸权”理论。“文化霸权”理论又被称为“思想统治权”理论，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葛兰西是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文化霸权”理论认为，在任何时代中，统治阶级的思想总是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即统治阶级拥有思想统治权。而大众传播是资产阶级拥有思想统治权的关键条件，大众传播通过其制造的大众文化为资产阶级确立其统治地位、维护其统治利益做出了巨大贡献。该理论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传播通过制造认同的方式让公众认可当前的统治秩序，避免对上层阶层的统治合法性产生怀疑。在制造文化认同的同时，资产阶级通过协商、利益均沾等方法换取被统治阶级的顺从。
3.传播社会学的发展学派
信息社会中传播技术的发展运用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联越来越大，传播如何推动社会发展已成为人们越来越关注的一个问题，在传播社会学建制中也逐渐形成了传播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发展学派。发展学派的基本观点包括：第一，大众传播的发达程度是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第二，传媒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之一。第三，大众传播可以对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心理的发展起积极的促进作用。第四，必须注意避免外来传播技术和传播内容对本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消极影响。[10]
（1）勒纳的基本理论模式。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勒纳在1958年出版的《传统社会的消逝——中东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社会发展有其规律可循，一般都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迈进，在此过程中传统社会的口头人际传播逐渐让位给现代社会的文字传播与电子传播。勒纳认为，城市化、全民教育、普及化的大众传播和公众参与是现代化进程中十分关键的四个要素。大众传播的普及程度可以反映一个社会的现代化程度，而大众传播的普及能推动全民教育、城市化及公众参与。另外，大众传播的发达也将极大地推动个体的现代化。大众传播能够极大地促进民众现代化个性的形成，也能像教育那样提升人们的读写能力与社会见识，激发公众的现代化精神，从而更易于接受新的知识、价值观念、思维和生活方式。
（2）施拉姆的传播发展战略。美国传播学家施拉姆在《大众传播媒介与国家发展——信息对发展中国家的作用》中提出了其传播发展战略。他认为传播对社会发展的作用至关重要。这些作用表现在多个方面，包括对公众现代化素质的提升、对经济发展的促进、对社会变革的助推、对社会震荡的减弱和对农业发展的扶助等。他还指出，目前国与国之间、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同地区之间都存在着传播不均衡现象，这导致了社会发展的迟滞和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这些信息传播上的不平衡，将进一步加剧原有的各种不平衡，最终给社会发展带来巨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