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与社会性别

人们在婴儿出生的时候，首先会问的一个问题是“男孩还是女孩”，因为性别是人的身份认同中最基础的概念。出生时对性别的鉴定一般都是依据人的生殖器官、染色体或者是睾酮含量，这是生理性别（sex）。一般而言，生理性别被二元区分为男性和女性，绝大多数个体在生理性别上可以迅速地、毫无异议地被归类为男性或者女性，但也有极少数个体兼具男性和女性的一些生理特征，在性别的二元体制之内无法确认归属而被称为双性人。

在人类历史的很长时间内，性别都被认为是人的一个自然赋予的特质，而且是终生固定不变的。但是，随着人类对性别问题的认识和性别实践的丰富，人类社会对于生理性别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跨性别现象的认定就是这种变化的一个突出的表现。简单来说，跨性别是指一个人在心理上无法认同自己与生俱来的生理性别而采取措施对身体进行改造以形成不同的生理性别，意愿强烈者会通过手术来进行改变，但也有些跨性别者不主张或者不采用手术变性。不过，根据中国的法律规定，易性的完成必须包括通过手术对生殖器官的改造。

人类对于性别问题的认识发展不仅仅体现为对于生理性别复杂性的逐渐理解和接受，还表现在对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gender）的区分上。所谓社会性别，就是一个人综合性地体现出来的男性气质或者女性气质的特征，男性气质就是勇猛好斗、独立果断、理性冷静等，而女性气质则是温柔顺从、情感丰富、擅长家务等。在人类对于性别的认知上，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在很长时期内都是被混为一谈的，人们普遍认为一定的生理结构导致一定的性别气质。这一认识带来的问题是，它将两性社会地位和性别角色的差异阐释为是人类社会与生俱来的，因而是合理的。但是，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这种自然天生说逐渐引起了人们的质疑和挑战。早期影响巨大的是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对新几内亚岛上的三个原始部族的研究。米德的研究显示，这三个部族在地理位置上相近，因而在基因上也相近，但它们的男女成员在性别气质上呈现出的差异甚大，而且没有一个部族的男女性别气质与西方社会认定的规范相对应。这一发现极大地挑战了性别气质是天生形成的既有观念。^[1](https://www.daowen.com)

正式提出性别气质是社会建构产物的是法国的波伏娃。她在1949年出版了日后成为经典的《第二性》，其中最广为人知的观点就是性别的建构说，即女人之为女人是后天形成的。^[2]波伏娃还指出，在社会建构之下，男性成为主体，女性则沦为非主体，以“他者”的姿态而存在。社会性别观念的流行得益于20世纪60年代在欧美等国兴起的第二次女权运动。女性主义反对性别问题上的本质主义和生理决定论，认为性别的差异和特征是由社会建构起来的，而且，社会性别不仅因时间而异，还因民族、地域、文化等而异，是一个特定社会的构成。社会性别理论颠覆了性别气质不可改变的“自然说”，否定了传统的性别观念，也为消除男女不平等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例如，根据社会性别理论，如果女孩子不喜欢、不擅长数学，那不是因为她们先天基因中缺少学好数学的因素，而是后天社会教化中慢慢生成的现象。但是，这种根据社会性别视角对男女差异的理解对于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人类社会而言还是新生事物，它的被接受是一个长期而曲折的过程。2006年，时任哈佛大学校长的拉里·萨默斯在公开的讲话中提出，女性在数理化方面成就不如男性是因为天生资质的不足，这一论断引起了轩然大波，萨摩斯最终因为性别歧视而辞职。

20世纪90年代前后，西方社会性别理论逐渐为中国学界所了解和接纳。闵冬潮认为，社会性别这一概念进入中国，是从上面（联合国）、下面（非政府组织）、西方（北美、西欧）、东方（韩国、日本、印度）等四面八方旅行而来的。^[3]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代表大会发表了《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提出为促进性别平等而进行社会性别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