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与女性研究

学术界对于性别研究的关注首先是对女性问题的关注，而这一研究缘起于女权运动，而与社会运动的紧密联系也对女性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第一次女权运动兴盛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目标是为女性主张受教育权、选举权、工作权等。第二次女权运动始于20世纪60年代，它为女性主张更为全面深入的两性平等。越来越深入人心的女性主义启发了人们对于已有知识的重新检视，人们逐渐认识到，过去在父权制主导下的知识生产普遍存在着性别盲点，它忽视了女性的处境和需求，所以学界需要以女性为客体的研究，研究的最重要的目的是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在早期的研究中，发表于1963年的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被认为是拉开了美国第二次女权运动的帷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4]弗里丹以二战之后日渐增多的居住在郊区的美国白人中产阶级的全职家庭主妇为研究对象，揭示她们中的很多人有着光鲜表象，而在人看不到的背后却被禁锢于孤立家庭生活的苦闷和消沉。弗里丹号召这些受过良好高等教育的妇女要勇敢挑战传统性别角色，谋求事业成就以实现自我。弗里丹所探讨的问题在当时的美国社会非常普遍，但在强大的父权制思潮之下，鲜有对于妇女回归家庭这一社会现象的质疑。弗里丹的专著在这些女性中间引起了巨大的共鸣，很多人开始重新思考女性角色。(https://www.daowen.com)

当然，在第二次女权运动之前，不少学术研究也涉及性别因素，但在女性主义看来，父权制下的认识论中，从事研究的主体和被研究的客体都是男性，因此造成人类社会长期以来所记录的历史（history）实际上是“他的故事”（his story），以至于所有人类的知识构建都是男性研究。^[5]这背后的性别意识形态是用男性来替代普遍的人性，以略过男女差异，忽视或者掩盖两性之间的不平等。而女性研究就是要讲述“她的故事”（her story），将女性作为历史主体表现出来，尤其是要探究她们作为一个群体所面临的困境。在对女性生活经验的关注中，女性主义提出了“个人的就是政治的”这一重要口号，目的是要揭示“她的故事”背后的社会结构，呼吁不能将女性所面临的问题以孤立的个人小事而予以屏蔽和搁置，要鼓励探究其背后的深层原因，从政治上寻求根本的解决之道。

随着女权运动和女性研究的深入，性别问题的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逐渐受到关注^[6]，这对于加深理解女性的处境大有裨益。首先是性别和种族的交叉。黑人女性主义认为，在白人社会里，黑人男子的权利往往低于白人女性，女性往往是与本种族的男性站在一起，而不是团结起来建立跨种族的女性联盟。其次是性别和民族国家的交叉。对这一问题关注的多是第三世界女性主义者，他们看到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常常会表现出对于第三世界女性利益和兴趣的特殊性的否认和拒绝，因此第三世界女性主义需要一种属于自己的话语。另外还有性别和阶级的交叉。西方流行的女性主义理论往往采用的是中产阶级视角，所关注的问题难以引起底层女性的共鸣，这使得女性的联盟难以建立。有必要指出的是，在强调交叉性对于理解性别问题的重要性的同时，女性研究依然以性别作为首要研究对象，将争取两性平等作为首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