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研究与性别社会学

女权运动刺激了女性意识的觉醒，也刺激了男性意识。女性研究的目的是要改善性别不平等关系中女性的从属、弱势地位，但随着对社会性别的理解加深，性别的社会建构理论也逐渐帮助人们认识到男性为了实现理想的男性气质而不断进行自我规训，这种社会规范范围内进行的自我规训严重损害了个人的自由发展和社会在性别气质上的多样性。^[7]因此，在女权运动的影响之下，男性解放运动悄然兴起，将男性也视为受害者，倡导男性的自我解放。^[8]1984年，美国心理学家乔瑟夫·普莱克发表了《男性气质神话》（The Myth of Masculinity）一书，回顾和分析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心理学中广泛采用的“男性角色范式”，揭示了该范式所包含的大量实验性和事实性错误。普莱克创造性地提出“性别角色紧张范式”，对性别角色刻板印象重新进行解释，并对提出男性攻击源于生物学基础的社会生物学家提出了批评。^[9]1994年出版的康奈尔的《男性气质》^[10]对男性这一社会性别的认知又推进了一大步，它指出，在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下，男性或多或少地享受到了“父权制红利”，但是就性别气质而言，男性内部也是有层级和地位差异的。他在澳大利亚的经验研究中发现了四种类型的男性气质（支配性、从属性、共谋性、边缘性），而支配性男性气质作为性别主流意识形态最为推崇的模式对其他类型的男性气质都构成了压迫，不同社会群体的男性因此有着不同的性别实践和社会关系。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男性研究的议题不断增加，目前主要包括男性从事女性工作、男性气质的形塑、父职和家庭、男性的暴力、男性中的女性主义者等。总的来说，男性研究学者大多也是女权运动的支持者或参与者，其目的是通过考察父权制社会背景下的男性特质，从内部瓦解父权制，重新塑造出更加接受两性平等的男性和男性特质。(https://www.daowen.com)

近年来，针对华人社会的男性研究也在逐渐兴起。在台湾地区，涂懿文、唐文慧采用个案研究的方法，分析了“乡村型男子气概”如何在一个男性的不同生命阶段动态发展，阐释了它背后的社会脉络和意义，也揭示了男性难以逃脱父权文化结构掌控的无力感。^[11]蔡玉萍等对在中国南方打工的男性农民工的研究检视了流动过程对于家庭与性别关系的影响。她们发现，从乡村到城市的流动迫使男性农民工在婚姻权利、家务劳动分工、孝道与父职等方面不断进行协商，并对此进行重新解释以维护自己在家庭中的象征性的统治地位。^[12]罗牧原、陈婉婷对在城市空间中被极度挤压的男性“蚁族”的研究，目的在于揭示男性在社会压力之下塑造性别气质的策略和困境。^[13]

随着男性研究的确立，结合已有的女性研究，性别社会学研究逐渐成为社会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的分支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