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社会学观察视角

社会学关注的宗教构成要素包括教义、仪式、神秘经验、祷告、集会等。社会学研究关注宗教的社会面向，诸如社会群体、社会交往、社会制度、社会模式、社会历史脉络因素、社会环境因素（宗教提供了价值观和规范），对社会学而言宗教是一种社会建构。需要强调的是，宗教社会学关注的是宗教的社会表现，是可以观察的部分，是开放的（即同样条件下，其他学者也可以进行研究）。宗教社会学要突破关于宗教的社会常识，常识里裹挟了许多社会偏见，而宗教的真理性断言不能成为宗教社会学研究的依据。

宗教社会学的研究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宗教存在的时间和地点，即历史脉络。这对于判定个体和群体的特定宗教身份有重大意义。第二，观察社会习得对宗教的影响。个体层面的宗教皈依，通常沿着社会网络、关系纽带、个人情感的方向做出宗教选择，其中家庭（父母）的影响最大。第三，社会如何影响宗教。例如，摩门教教义里提到黑人是该隐和含的后代，这种种族主义教条是和当时美国社会流行的种族主义契合的，但到了20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摩门教不再强调和坚持这一教义，这是美国民权运动颠覆了种族主义合法性的结果。印度佛教强调修行要摆脱世俗的羁縻，脱离家庭是一个重要的手段，这与注重孝道的中国文化有着原则性的冲突。中国戏曲《目连救母》可以视为佛教向中国文化妥协的策略。第四，宗教如何影响社会。20世纪60年代，美国黑人教会为民权运动提供价值观、组织、资金等方面的支持，是民权运动最有力的后盾，基督教成为当时民权运动与主流社会沟通的主要渠道。第五，新兴宗教的研究。既往研究主要关注制度化宗教的研究，这些宗教大多是合法宗教，且历史悠久。新兴宗教常被视为邪教，因而多放在犯罪学和社会问题里讨论。随着社会包容性的拓展，新兴宗教获得合法性。新兴宗教的合法性与存在时间长久、信众规模成正相关。新兴宗教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宗教的原生态和现实的面向，避免被少数制度化的宗教一叶障目。^[14](https://www.daowen.com)

熟悉社会学的基本术语和理论，能够保证宗教研究的社会学方向。奈斯比特认为，在19世纪和20世纪巨大的社会变迁过程中，社会学形成了五对基本的对立概念，这五对概念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在社会学观念上的反映。第一对是社区/共同体—社会（community—society）。传统社会是紧密联系的人群共同体，而现代社会的流动性则打破了这一紧密关系。第二对是权威—权力（authority—power）。权威出现在传统社会，与角色、地位以及一定的社会网络有关系，在现代国家和新兴工业里，权力则表现为非个性、制度化、更具强迫性、科层化、官僚化。第三对是地位—阶级（status—class）。在传统社会中，地位是等级体制的反映，这种等级体制相对稳定而且矛盾被遮盖；在现代社会里，等级体制被摧垮，新的阶级关系产生，矛盾表面化。第四对是神圣性—世俗性（sacred—secular）。一般而言，传统社会偏向神圣性，禁忌和压抑性较强，而在现代社会里世俗性占据主导，社会变得开放包容，禁忌领域不断被消融。第五对是成员—外来者（membership—alienation）。在传统社会里，每个人都是某个共同体的成员，主要和熟悉的人或共同体来往；而在现代社会里，每个人都要以外来者身份闯荡社会，难以再局限于原属的共同体。

以上五对矛盾概念既是社会学的基本议题，也构成了宗教社会学的基本议题，由此又形成若干基本概念作为分析工具，分别是社会互动（social interaction）、社会聚集（social aggreates）、社会权威（social authority）、社会角色（social roles）、越轨与变迁（deviance and change）。宗教行为的研究对理解互动行为的仪式性以及深层原因有着积极的意义。社会聚集则体现在我们惯常见到的丰富的社会组织形式，特洛尔奇和齐美尔强调宗教组织的规模与信奉教义的类型有密切关系，小的团体更容易坚持纯粹的教义。社会权威方面，韦伯提出三种权威模式，即克里斯玛式的、传统的、理性-官僚式的，权威结构贯穿于宗教史。社会角色也是一种行为方式，我们可以依据角色推断其可能的行为，也可以依其行为判断其角色。19世纪的社会学开始关注社会偏差与变迁现象。涂尔干对社会偏差的研究开创了社会学定量研究的典范，他分析了宗教因素对自杀行为的影响，宗教本身的变化也导致信徒行为相对于传统出现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