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医疗与社会行为
（一）什么是健康
一般而言，大家都认为“健康就是没有患病”。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人们对健康状态的认知维度拓展了，大家越来越认识到健康不只是没有疾病症状，个人的心理状况和社会行为也同样需要纳入健康评估的标准。世界卫生组织给健康下了一个定义：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或不虚弱，而且还是生理、心理和社会幸福的完好状态。这一定义表明社会对健康状况的关注从生理层面拓展到了心理和社会层面。许多研究表明，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认为健康就是有能力完成个人的日常活动。[1]他们把健康视作个人功能调适的状态，认为健康是任何个体或社会充分发挥其功能的必要前提。当我们健康状况良好时，我们能够参与各种类型的活动；但当我们生病、痛苦或受伤时，正常的日常生活就要受到限制。更进一步，勒内·杜博斯认为，“健康可以理解为发挥功能的能力”[2]，健康人并非没有健康的问题，但健康人能够做他们想做的事情。托马斯·麦基翁也观察到，健康状态不局限于没有疾病或残疾，社会因素、宗教信仰、经济发展、个体特征和医学水平等因素都在影响健康状态。[3]医学在健康促进中的作用是预防疾病、避免死亡和照顾病人及残疾人。因此，麦基翁认为医学的任务不是创造幸福，而是将疾病和失能等这些造成人们生活不幸福的主要根源从人们的生活中排除掉，以提升人们的健康状况和幸福水平。
（二）健康与社会行为
对于健康和社会行为之间关系的理解，是具有历史渊源的。杜博斯认为，早期人类与动物相似，靠自身本能来保持健康，不过早期人类已开始意识到做某些事与减轻疾病症状或改善伤口状况之间有着因果关系。[4]由于原始社会的人还不能完全了解人体的功能，因此他们认为疾病的发生和治愈都是某种神秘力量操纵的结果。所以，在有关健康问题的原因和治疗的信仰中，巫术就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实际上，对巫术不加批判的全盘接受和超自然观念主导了原始生活的所有方面。因此，早期人类认为疾病是由恶魔引起的，这一点都不足为奇。用植物或者动物制作而成的原始药物，毫无例外地和一些仪式同时应用，而这些仪式旨在驱逐病人体内害人的恶魔。
在西方社会，最早否定超自然现象、试图靠理性思考来建立健康服务原则的尝试，可以追溯到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的著作。希波克拉底生活在公元前400年前后，我们对于他的情况所知甚少，甚至不知道他是否真的写了一系列签署着他的名字的那些书。然而，他的著作中的许多原则建构了现代医学实践的基础。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希波克拉底誓言”，它是当代医学伦理学的基础，要求医生发誓要帮助病人，戒除故意犯错和伤害行为，尊重个人隐私，严格保守秘密，维护病人权益等。
希波克拉底强调，医学知识的获取应来自对自然科学以及逻辑因果关系的理解。他在经典文集《论空气、水和空间》中指出，人的健康受总体环境因素的影响，包括生活习惯或生活方式、气候、地理地形、空气、水以及食物质量。直到今天，水、空气和空间的质量依然与我们的健康有着密切关系。(https://www.daowen.com)
在对疾病的理性认识过程中，希波克拉底和古希腊人所持的观点，比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观点更接近当代对健康的认识。古代的医学知识，大多在罗马帝国衰落后席卷欧洲的黑暗时代丢失了，西方的医学知识由天主教会所仅存。教会承担起应对精神痛苦、改善不良社会环境（如贫困）的职责，而医生则仅仅关注生理疾病的治疗。只有少数医生表现出了对人体生理功能以外的东西的研究兴趣，如16世纪初期，瑞士医生帕拉塞尔萨斯发现矿工特有的一些疾病与他们的工作环境有关。[5]不过帕拉塞尔萨斯是一个例外，直到19世纪初期，都很少有人用经验研究方法来调查或者采取措施来应对不利于健康的社会环境。
（三）现代医学与健康调节
现代医学起源于18世纪末的欧洲，社会理论家米歇尔·福柯在对法国医学的分析中指出，医疗实践中有两种不同的趋势，他称之为“物种医学”（medicine of the species）和“社会空间医学”（medicine of social spaces）。[6]其中，物种医学的研究重点是疾病分类、疾病诊断、治疗病人和发现药物。而社会空间医学的重点是关注疾病预防，与治疗疾病无关。这意味着政府应该更多地介入对日常生活的管理，特别是公共卫生。作为顾问，医生们为法律和规则的实施献计献策，对食品、饮用水和废物的排放标准做出规定。当健康行为的社会标准被广泛建立起来的时候，个体健康也就成为医生和政府当局的管理对象。福柯发现，在社会空间医学中，对疾病的科学认识替代了形而上学（如宗教、魔法、迷信）的思想观念，疾病不再被看成存在于现有知识可解释范围之外的实体，而是能够被研究、被科学地面对和控制的对象。由于注意到了生活方式与健康的关系，18世纪末19世纪初，公共卫生措施已经大规模地有组织地加以实施。
19世纪，欧洲的一些医生认为有必要改善贫困人群的生活条件。他们呼吁政府认可这种观点，即为促进健康而采取的措施既具有社会属性，也具有医学属性。因在临床医学领域研究细胞病理学而闻名的德国医生鲁道夫·魏尔啸认为医学就是一种社会科学，他强调穷人不仅应该得到高质量的医疗保健，还应该有自由选择医生的权利。只有在改善医疗保健服务的同时，改善人们的社会条件，才能使人们生活得更好。[7]然而，赞同魏尔啸观点的人仅限于他的同事小圈子中，当时许多的欧洲统治者和政客们把魏尔啸的观点简单地看作一种过于自由的思想，他们害怕这种社会变革会有损于他们的权威，担心因此而引起革命。
今天，我们清楚地知道，社会行为和社会条件对疾病的形成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消极的生活方式诸如糟糕的饮食、缺乏锻炼、吸烟、酗酒和药物滥用等，很可能导致患病、残疾或死亡。而积极的生活方式，则可以较好地预防疾病或者有效控制慢性健康问题。当然，有害的社会条件如贫穷，同样会引发健康问题，并缩短预期寿命。穷人在日常生活中会更多地面对暴力，更多地生活在充满压力、饮食和居住条件不良、卫生资源缺乏的环境中。在所有的社会经济群体中，穷人罹患心脏病、传染病、肿瘤等的比率更高。为了预防疾病和应对现代健康问题，需要理解生活方式和社会环境对健康的影响，这种情况使得医学和行为科学——如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