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照护

照护（care or caregiving），是凯博文近年来谈得越来越多的话题。一方面，这是社会苦难和道德经验的研究推动他思考的问题。另一方面，在他的夫人凯博艺患上阿尔茨海默病并于2011年去世之后，对照护的思考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他的笔端。

2014年，在凯博文的论文《追寻智慧：为什么威廉·詹姆斯仍然重要？》中，谈到自己经历过的两次精神危机。第一次是1969年，他作为军医被派到台湾地区，私下却在做研究，人生找不到方向；第二次是在凯博艺去世后，心中的悲痛与苦闷无法排解。在这两个关键时刻，他都阅读了大量哲学著作，同时也反思自己的这一状况：“我无法成功，是因为我的探询方向错了。我试图理解作为象征的疾病，作为生活的感知，作为文化的医学，但是在危机时刻，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不是真正重要的。……我需要做的，是理解我自己的主体性——我的感性、自我、意志、承诺。……我曾经将经验当作一个哲学问题看待，一个相关的但并不恰当的模式，但此时，我真正追求的，是将经验当作实践来理解。”

这些思考不啻是凯博文学术转向的一份宣言。他已经不再满意于仅仅纸上谈兵的理论和思考，而要为自己的生活提供指导，化解自己的精神危机。而他所面对的，正是他的诸多病人和研究对象曾经面对的问题。他正是由此注意到照护的重要意义：“如果危机特别是健康和失去亲人的危机是我们认识到世界上的失败、死亡、不稳定的核心方式，那么，照护就是对紊乱的一种切实回应。它是爱、恢复和服务的实践仪式，当地方性道德世界发生断裂时，帮它恢复秩序”。(https://www.daowen.com)

在随后的若干篇论文和著作中，凯博文发展了这种实践哲学。尤其是2019年出版的《照护》，可以看作是凯博文对上述思考的亲身实践。《照护》这本自传性的著作，是由《道德的重量》自传性的第七章和《追寻智慧》那篇文章发展而成，书中生动回顾了自己一生的经历，详细描述了自己在世界各地遇到的各种危机和凯博艺对他的照顾。当然，最主要的部分还是凯博艺得病之后自己对她的照护，以及由这些经历引起的理论反思。作为亲历照护妻子的丈夫，凯博文更深入地思考了照护实践的内在困难：“在照护过程中，则经常有两种感觉在进行拉锯式的竞争。一方面你会感觉照护是一种负担，这种感觉相对苦涩；而另一方面，你又会相信，这种负担不管多么沉重，最终都将有所报偿，这种感觉则更加让人振奋”。

作为一个职业医生，凯博文虽然深刻地批判现代技术和专业化，但他不会将自己的理想寄托于社会运动当中，而是在像照护妻子这样的日常生活中实践其所提倡的新社会科学。他在学术生涯的晚年转向对照护的关注，既是对社会苦难和道德经验的长期关注所致，也与他从中国文化中学到的知行合一论不无关系。这种满怀悲悯但又极度艰难的伟大事业，对我们具有极大的启发性。